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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知魚
【本故事部分情節虛構,請師友們理性閱讀,切勿對號入座,歷時4小時手打,感謝閱讀,您的支持就是我繼續創作的動力!】
我叫趙大柱。
生在東北松花江畔的向陽屯,今年虛歲68了。
別人總說我命硬,先是被親生父母扔在雪窩子,又在十歲那年差點被河水沖走,但我知道,我這命啊,是我媽用十八般武藝給「撿」回來的。
我媽叫周翠蘭,身高不到一米五,體重常年不過八十斤,外號「周鐵秤」——倒不是說她做生意缺斤少兩,而是這瘦小的身板扛得起兩百斤苞米,要是罵起街來能讓三個壯老爺們兒直縮脖子。
其中就有我爸。
我爸在林場當伐木工,一副板板正正的長相,標準的國字臉,濃眉大眼,硬生生讓一張木訥無趣的嘴給耽誤了。
要不早被姑娘給截胡了,哪還有我娘什麼事?這大概就是村裡老人說的,一物降一物,滷水點豆腐。
我爸和我媽的姻緣還得源於媒婆劉。
劉媒婆很是熱衷於給年輕男女牽紅線,一雙32碼的小腳愣是讓她踏遍了村裡的家家戶戶。
時間長了,村裡人都親切的稱她為劉紅娘。
劉紅娘也不負重託,村裡的大小夥子,大姑娘經她三言兩語一撮合,還別說,哪一對都把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當年劉紅娘火眼金睛,私底下和兩家人一合計,說這「小辣椒」配「悶葫蘆」准能過紅火日子,沒想到還真讓她說中了。
「小辣椒」是我媽。
「悶葫蘆」是我爸。
就這樣,在劉紅娘的牽線下,倆人相互瞅了一眼,彼此覺得還說的過去,就搭夥過起了煙火氣的小日子。
可當時窮啊,家家戶戶的日子都窮,所以免不了吵吵鬧鬧,有時候能為一口吃的掙個臉紅脖子粗。
但在我老趙家,有一個忌諱,誰都不好提。
那就是我大伯。
我爺奶一共生了5個孩子,三個男的,兩個女的,我大伯結婚最早,那時候家裡太窮,為了給弟弟妹妹換得活下去的希望,他二話不說到隔壁村做了張大爺家的上門女婿。
這張大爺,聽說早年間祖上是大地主,也算得上家底殷實,但心眼子多的能裝一籮筐。
他唯一的要求是,讓大伯和爺奶脫離關係,簽下斷親文書,才肯讓他做上門女婿。
爺奶不肯,這可是要被村裡人戳脊梁骨的,但當時大伯要不去做上門女婿,估計剩下的幾個孩子都得餓死。
有天晚上,大伯留下一封絕筆信,半夜就裹了一身粗布麻衣走了,自此再也沒有回來過。
隔天早上,爺奶家門口就多了幾袋糧食,裡面有粗有細,還有上好的糕點,一條香煙,一瓶好酒,一條臘肉。
當時,爺奶看完信嚎啕大哭,二伯眠著嘴咬著牙不說話,四姑、五姑怯生生的站在一邊,直抹眼淚。
而我爸就是從那個時候變得不愛說話了,也不調皮了,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很自責,認為是他們拖累了大哥。
在我爸心中,大伯是個非常優秀的小夥子,不僅長得好,還做飯好吃,關鍵是地里莊稼的好把式。
這是多少女兒家夢寐以求的女婿?
沒想到,就這樣被毀掉了,八尺高的大男人低下頭顱到別人家做上門女婿,曾經多麼驕傲的一個人,在現實面前是赤裸裸的藐視。
哪有什麼傲氣,有的只是一天有飯吃,有遮風擋雨的地方,才最為實在受用,其他的都可以拋之腦後。
所以,接下來大半年的時間,我爸經常半夜聽到爺奶屋裡傳來的嗚嗚嗚的哭泣聲,那種壓抑、難過、哽咽,聽著讓人受不了。
白天家裡的氣氛也很壓抑,大伯用自己換得東西,家裡沒人敢動,除了實在熬不下去的時候,爺奶才會拿出來墊上一口。
我爸說,除了第一次吃到的是香甜的。
其餘,後來吃到的都是長了毛、發了霉的食物,但大家都吃的津津有味,沒人敢嫌棄,那是大伯用一輩子的幸福換得。
再後來,四姑,五姑也早早嫁了人,二伯也娶上了媳婦,家裡就剩我爸了,光桿一個。
幸好有劉紅娘,要不然,我爸有可能打一輩子光棍,也就不會遇到我娘了,更不會有我的存在了。
在我記憶中,小時候,我們家和二伯家合住一個大院,中間用半人高的秫秸柵欄分隔開。
印象中,二嬸是屯子里有名的「鐵算盤」,開春借我們家一瓢苞米種子,秋收還記得非得要回一斗。
但我媽也不是泥捏的,借的時候硬氣,還的時候更硬氣,絕不多還一顆糧食。
有次我媽去園子里摘黃瓜,發現二嬸家的雞正大搖大擺在我們家菜地里刨食,當場抄起掃帚就吆喝,「好你個偷嘴的,吃我家菜還想白嫖?」
那一嗓子,嚇得二嬸家漂亮的蘆花雞驚嚇連連,瞬間撲棱著翅膀跑了,連滾帶爬地逃回自家院子。
要說我媽最絕的,還得是撿我回家那年。
1968年的雪下得比《林海雪原》里還猛,我媽去供銷社打煤油,在供銷社後牆根發現了裹著破棉襖的我。
當時我小臉凍得跟紫茄子似的,臍帶還沾著血痂,我媽二話不說,把我往棉襖里一塞,撒腿就往衛生所跑。
大夫看了直搖頭,「這娃夠嗆了。」我媽當場就急眼了,「他喘氣呢!喘氣就有救!」
大夫不願意治療,說救活了也是個藥罐子,這年頭誰家能養得起常年吃藥的娃?
他建議我媽把我給埋了,我媽氣的大罵醫生,說他缺德,祖上也缺德,對不起身上穿的那身白大褂。
回家後我媽整出套「土法育兒」:用暖水壺焐被窩,把小米粥嚼碎了喂我,半夜每隔兩小時就勤快的起來給我換尿片子。
我爸愁得直撓頭,「翠蘭,咱連飯都吃不飽……」話沒說完就被我媽懟了回去,「吃不飽?你少喝兩口酒,娃的口糧不就有了?」
就這麼著,我在我媽「軍事化管理」下活了下來。
五歲那年,我鬧著要吃供銷社的水果糖,我媽二話不說,擼起袖子就去隊里的磚窯搬磚。
等她揣著五塊水果糖回來時,手掌都磨得血肉模糊,臉上還樂呵呵地說,「大柱你看,這糖甜得嘞,能把牙黏掉!」
那是我這輩子吃過最甜的躺,甜到了心裡。
要說日子最熱鬧的,還得是1978年夏天。
那天我跟我媽去鎮上趕集,回來路上突然下起瓢潑大雨。
我倆躲在供銷社的房檐下,就聽見牆根傳來「嚶嚶」的哭聲。
我媽撥開雜草一看,好傢夥,一個梳著衝天辮的瘦弱小姑娘,渾身濕透地縮在角落裡,懷裡還死死抱著個鐵皮青蛙玩具。
「哎呦,你這丫頭,咋一個人在這兒?」我媽蹲下身問。
小姑娘縮了縮脖子,有點委屈的抽抽搭搭地說,「我……我跟著我爸來趕集,他買冰棍去了,我等啊等,就找不到他了…」說著「哇」地一聲哭出來。
我媽當場就把自己的雨衣披在她身上,「哎呦,走,先去嬸子家避避雨。要我說你爸也真是的,買個冰棍還能把閨女丟了?」
到家後我媽開啟「田螺姑娘」模式:燒熱水給小姑娘洗澡,把我的舊衣服剪剪裁裁改成小裙子,又翻出壓箱底的玉米面,摻著野菜烙了幾張餅。
小姑娘吃得狼吞虎咽,邊吃邊說,「嬸子,你做的餅比我媽做的好吃一百倍!」
我媽樂了,「這話可別讓你媽聽見,不然她得拿著擀麵杖來敲我家門!」
後來我知道,這小姑娘叫陳春花,家在三十里外的紅星屯。
可等我們去派出所一打聽,人家壓根沒接到尋人啟事,村裡也根本沒有這戶人家了,房子都空了。
我媽一拍大腿,「得,先住下吧!就當我家多養只小貓小狗。」
從此我家就多了個「編外成員」。
春花比我小兩歲,整天跟在我屁股後面喊「大柱哥」。
我倆漫山遍野地瘋玩:上樹掏鳥窩,下河摸魚,還偷挖生產隊的地瓜烤著吃。
有次被生產隊長逮個正著,我媽提著擀麵杖就沖了過去,「家孩子不懂事,要罰罰我!」
嚇得隊長一個勁的連連擺手,「不敢不敢,您這擀麵杖比我家鋤頭還嚇人!」
要說我媽這輩子最「護犢子」的,還得是春花的事。
一年後,春花親爹找上門來了。
原來那天他買完冰棍,發現閨女不見了,急得在鎮上找了三天三夜,後來以為閨女被人販子拐跑了,到處跑差點沒急瘋。
我媽拉著春花的手,眼淚在眼眶裡打轉,「孩子,跟你爹回家吧。記住嬸子的話,以後要是受欺負了,就回來找我!」
春花抱著我媽嚎啕大哭,「我不要走,我要跟嬸子在一起!」
我站在旁邊,心裡酸溜溜的,心裡也捨不得,又不敢哭出聲,畢竟我是男子漢,不能讓春花看見我掉眼淚。
春花走後,我家突然冷清了許多。
我媽嘴上不說,可半夜總見她坐在油燈下,對著春花留下的鐵皮青蛙發獃。
直到有天,我放學回家,看見院子里站著個熟悉的身影——春花背著個小布包,氣喘吁吁地說,「嬸子,我可能又迷路了,能不能再住一晚?」
我媽笑得臉上的皺紋都開了花,「傻丫頭,這兒永遠是你的家,想住多久都行!」
事後我才知道,春花這傻丫頭竟然瞞著他爸跑來了,又讓他老爸好一頓擔憂。
自此我們兩家當親人的處,好的不得了。
日子就這麼熱熱鬧鬧地過著。
我考上縣高中那年,我媽把家裡的老母雞全賣了,又厚著臉皮找二嬸借了二十塊錢。
二嬸一副陰陽怪氣地說,「喲,我說你就是個傻得,供個撿來的孩子讀書,值得嗎?」
我媽脖子一梗,「值不值我說了算!再說了,我家大柱將來可是要當大學生的!」
二嬸撇撇嘴,不以為然,就等著將來看我媽的笑話呢。
後來我真考上了大學,成了屯子里第一個大學生,二嬸那眼睛瞪得像小鋼炮似的,恨不得在我身上戳個窟窿眼。
臨走那天,我媽往我行李箱里塞了二十雙鞋墊,全是她一針一線納的,「兒行千里母擔憂,穿上媽做的鞋,腳底板就有勁兒!」
她嘴上說得輕鬆,可我轉身時,分明看見她偷偷抹眼淚。
春花這丫頭學習也好,後來也考上了大學,當了人民教師。
現在我在城裡安了家,把我媽、我爸一起接來享福。
可她閑不住,在小區里開了塊小菜園,種的豆角、辣椒長得比別人家的都旺。
鄰居們都誇她,「趙嬸,你這菜種得比花店的花還好看!」
我媽得意地說,「那當然,我種的菜可是喝著松花江的水長大的,你們喜歡都過來摘。」
前些天收拾老房子,翻出我小時候穿的虎頭鞋,還有春花留下的鐵皮青蛙。
春花這小丫頭長大了不得了,不僅當了人民教師,還如願以償嫁給了一名轉業軍人。
日子過得那是有滋有味,春花還經常過來看我媽,我爸,還有我們一家,我們之間處的像親兄妹。
時光飛逝,幾十年過去了,當年那個風風火火的「周鐵秤」,如今也成了頭髮花白的老太太了。
但在我心裡,她永遠是那個敢跟老天爺搶孩子,能把苦日子過成甜糖塊的硬核老媽。
要說這世上對我來說什麼最珍貴?
我覺得就是我媽那句話,「大柱,放心,有媽在!」這簡單的五個字,比任何山盟海誓都來得實在,比任何金銀財寶都來得珍貴。
畢竟,有媽的孩子,永遠都是最幸福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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