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 | 苏勇：数字时代的管理新课题

图源：视觉中国

当数字化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尤其是伴随着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型升级的时代发展，数字时代的管理新问题便应而生。

我在近几年的授课中，时常被学生问到有关数字时代的管理新问题，同时我也会提一些问题让学生思考：例如，类似滴滴司机这样的平台签约人员究竟是老板还是员工？数字化的三大法宝：数据、模型、算法如何不被滥用？数字时代管理工具运用中有哪些管理伦理的新情况？最近读了《数字工厂》一书，书中内容虽然未能完全解答我的上述困惑，但却让我拓展了新视野，也引发了对于本文题目所涉内容的新思考。

《数字工厂》的作者莫里茨·奥滕立德，是柏林洪堡大学研究员，研究方向包括数字劳动力、城市空间下的平台劳动等。他提出一个鲜明观点：如果说数字技术改变了什么，它只不过是把全世界变成了大工厂。这个观点对于当今被说得神乎其神的数字技术而言，虽然不无偏颇，但也可视为是一记当头棒喝。它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揭示了数字经济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性影响。

《数字工厂》[德]莫里茨·奥滕立德 著 黄 瑶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说数字技术把全世界变成了大工厂？作者提出了三个核心概念：

1、数字泰勒主义。数字技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允许泰勒主义的经典元素重新显现。我们知道，美国人泰勒在20世纪初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其核心就是用科学手段、方法、工具来实施管理，以提升企业运作效率。当今的数字技术只不过是将泰勒主义披上了数字技术的马甲，其本质依然如故。

2、数字技术使得“劳动力倍增”。借助数字技术，可以方便且低成本地连接各种类型且分布广泛的工人，而不必在空间和时间上使他们同步。数字技术导致的任务标准化、算法管理的手段、对劳动过程的监督以及对结果和反馈的自动评估，可以让各类组织通过多种方式接纳形形色色的人员从事各种工作，即便他们原来具有的技能存在某种差异。

3、将数字工厂理解为一个空间概念，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对空间进行重构。数字基础设施使劳动力的空间性在全球层面实现了深刻重组。例如欧洲企业可以雇佣印度员工作为自己的呼叫中心成员，而这些员工甚至可以在自己家里工作。

为了阐述这三个基本概念，作者从物流、游戏、众包工作和社交媒体四种业态来进行说明。他列举了从亚马逊仓库到网络电子游戏、从零工经济平台到数据中心、从内容审核公司到社交网络等行业中的诸多实例，它们都是数字技术劳动关系的发生场所。这些“工厂”中的工人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往往分布在不同地方，但数字工厂能将这些工人同步到由算法组织起来的生产制度中，尽管存在地域等各种差异，但各个数字工厂在劳动的组织、分配、分工、控制和再生产方面拥有共同的特征。

作为一个管理学者，在阅读本书时，除了看到作者所叙述的数字化给上述四大业态以及其他企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之外，更着眼于从中探寻数字技术运用后的管理新问题。数字化带来企业组织形态和运营管理方式的巨变，可以使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整合各种资源，有效降低成本，提升经济效率，打破了经济学上“科斯理论”所提出的“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外部交易成本”的论断，促进经济增长和提供各种就业机会。但是其所带来的各种管理问题同样也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在运用算法进行效率管理的同时，如何使得工具理性更好向善，兼顾管理手段的科学性和人文性？

《数字工厂》告诉我们，美国联邦快递公司（ups）作为美国最大的私营物流雇主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45万名雇员，在美国有37.4万人。其中箱式货车司机超过五万人，这虽然和美团公司在中国就拥有将近700万快递小哥数量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所遇到的问题是同样的：工作时间长、工作节奏快、标准化和纪律性强是令司机们普遍不满的原因。公司对驾驶员工作中几乎一招一式都规定好，连写字的笔放哪个口袋都有规定。每辆送货车上装了200多个传感器，将驾驶员的一举一动和车辆的各种数据传回公司，并以此形成对司机的控制和奖惩。而中国的快递小哥，虽然骑的是电瓶车，在行为上也没有那么高的统一性，但在被算法控制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送一单的时间被算到骨子里，超时或被差评就要罚款。以至于车辆逆行、闯红灯导致的交通事故频发，电瓶车在人行道上飞驰、小哥在小区里百米冲刺更是司空见惯。

据统计，目前我国各类灵活用工就业人员将近两亿，其中约四分之一是挂靠在各种平台的外卖骑手，平台企业已经成为重要且数量巨大的用工主体。挂靠在平台上，被数字化工具管理的灵活用工这一数字时代的新就业形态，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也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与此同时，这种新形态也给劳动者权益保障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等挂靠在平台上的各类新形态就业者，被绑定在各种各样的系统当中，而且被各种算法牢牢地算计住。尤其是外卖骑手，为了完成考核指标或者是多赚一点辛苦钱，不仅车速越跑越快，劳动时间也越来越长。随着数字技术的日益精进，算法等数字化利器也越来越精确，导致不少平台考核指标十分严苛，几乎不留有余地。

数字技术无疑具有先进性和强大作用。依据算法所实施的管理方式，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能明显提升效率，避免资源冗余浪费，无论是对于企业节约成本、对于社会加速发展、对于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都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上海就发生过某网约车平台某天早晨系统瘫痪而导致大量上班族迟到的事故。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企业一味依赖算法等数字技术从事管理，每分每秒都极其严苛，不具丝毫温情，那么，这就正是《数字工厂》作者所说的“数字泰勒主义”，其结果就是卓别林在《摩登时代》影片中所讽刺的那样，最终会使人的行为发生异化，严重降低员工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最终将人也变成了工具。

在数字时代，数据不能漫无边际地获取，模型不能不加限制地运用，算法更不能成为“泰勒制”的翻版。数字技术等高科技如何做到科技向善、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给管理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都提出了新课题，急需提出良好的应对之策，这将对现代科技在企业管理乃至各种组织中更好运用，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苏勇，复旦大学教授、博导、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

　　作者：​苏勇

文：​苏勇编辑：金久超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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