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谁是我爸爸”的问题，倔强的少年天子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大明王朝的文官势力，奏响了贯穿整个嘉靖年间倾轧争权的主旋律。废弛的边防无法阻止蒙古铁蹄的自由出入，却使大明王朝长城防御体系的构筑达到巅峰。即便是蒙古大汗说出掏心窝子的话，绵延万里的这道墙还是义无反顾地筑起来。
明嘉靖年间山西长城防御体系的巅峰时期
正德十六年（1521）的阳春三月，一生不羁放纵的明武宗朱厚照把自己玩死了。在明武宗生母张太后的支持下，内阁首辅大学士杨廷和按嫡长亲疏关系从其堂兄弟中选取了兴献王长子朱厚熜，以武宗遗诏宣其进京继承大统，次年改元嘉靖。
四月二十一日，朱厚熜一行从湖广安陆州（今湖北省钟祥市）抵达了京城近郊。当看到礼部尚书毛澄呈上“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的仪状时，当即就翻脸了。“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强势要求以皇帝礼仪入京。
当十四岁的少年大摇大摆从大明门进入京师时，大明王朝的文武百官们首度领教了什么叫明世宗的倔强。
按照内阁首辅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的安排，“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相当于朱厚熜过继给明孝宗，正式成为明武宗的弟弟而继承皇位。
自持有迎立之功的杨廷和原指望可以对皇权有所制约，以免重蹈明武宗荒诞而废弛朝政之覆辙。殊不料倔强的少年天子根本不买这个帐，尤其是改变“谁是我爸爸”的问题非常不满，要求内阁另议。
礼部尚书毛澄等复议后还是坚持前议，双方一直来来回回持续了百余天。直到七月份观政进士张璁提出了“继统不继嗣”。意思是继承太祖之统，来自祖父明宪宗而非伯父明孝宗。
围绕“谁是我爸爸”的问题，双方针锋相对长达三年半之久，史称“大礼议”。
嘉靖三年（1524）七月，在左顺门跪请改变继统旨意的229名官员皆被处罚。除了为首八人被充军外，其余四品以上皆夺俸五品以下皆杖责。以当场打死17名官员的代价，少年天子强势解决了“谁是我爸爸”的问题。
此后，明世宗的倔强则一发不可收拾。同时，嘉靖一朝的良好开局也因而阻断，迎合皇权的倾轧构陷、争权夺利开始贯穿整个嘉靖朝局。
杨慎为杨廷和之子，明三大才子之首。大礼议事件中作为为首八人之一，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
此时蒙古诸部落间的整合已经进入尾声，驻牧于大青山南麓的俺答“部落十余万众，明盔甲者三万有奇”，“最贫，故喜为抄掠”，成为大明王朝北疆最大的威胁。
从嘉靖元年始，“若或缺用，则必需求，则必抢掠”，无岁不宼，次数愈发频繁规模也日益增大。
作为京畿第一道防线的大同，却因嘉靖三年和嘉靖十二年的两度兵变“府库空虚，行伍离散”，“田无菑畬，官民困竭”。
当时除了山西镇分别在嘉靖八年（1529）修筑“偏关东北三十里，东起老营石庙儿，西抵白道坡石梯墩，沿山削崖，平地筑墙，长九十余里”和嘉靖十三年（1534）“自雕窝梁至达达墩，筑边八里二十八步，砌以石”外，大同镇的长城防御体系构筑直接陷入停滞状况一直持续了十余年。
直至嘉靖十七年（1538）“大同修筑聚落、高山二堡成”，大同边防防御体系修建才正式回归。
嘉靖十八年（1539），筑成“东酉阳和、西连左卫。三面开耕，一面御敌”的镇边、镇川、弘赐、镇虏、镇河五堡，堡外深挑壕堑，壕外筑起墩台六十余座。
在大边小边“俱失守，弃为虏地”前提下，“五堡竟成，备御亦稍固焉”，由此掀起大同镇防御体系修筑的一个小高潮。
阳高县长城乡镇边堡
镇边堡土墙
大同新荣区今镇川堡外
镇川堡
大同新荣区 镇虏堡村 外
与此同时，山西镇防御体系亦进入全面修葺阶段。
嘉靖十八年，“东起阳方口，经温岭、大小水口、神池莽麦川至八角堡，悉筑长城凡百八十里，且筑且斩因山为险，土石各半，外为壕堑”。
嘉靖十九年（1540），“雁门隘寨三百里，高阔以一丈五尺为式”。
但是，大明王朝腐败的吏治令长城防御体系宛若虚设，颓败的边务如同狂风中的落叶般几乎无法抵御愈发频繁的掳掠。
嘉靖十九年（1540）八月，俺答与大同守军秘约“得虏掠我辎畜，名买路钱”。蒙古铁蹄得以由井坪、朔州直抵雁门关下，进入三关腹地杀掠人畜数以万计。被“嫁军祸于临镇”的“山西抚臣陈讲告急，大同抚臣史道竟匿而不以闻”。匪夷所思的是，远在京城的兵部尚书张瓒得到告急驰报，居然“寇且退矣，何事张皇”。
蒙古大军整整掳掠两个月有余后，携带所掠辎重“徐徐出塞”，边务之废弛可见一斑。
嘉靖二十年（1541）七月，俺答继嘉靖十三年（1534）“挟众欲入贡”被拒后再度遣使请求“通贡”。承诺“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如若不允“即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云”。
明世宗怎能受此要挟，下诏“擒斩俺答阿不孩者，赏千金”，“不许循习常格，虚文塞泽责，务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贡”。
恼羞成怒的俺答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入边掳掠，试图以此达成“通贡”。可惜这种军事抢掠和求贡交叉进行的方式在明世宗一意孤行近乎病态的倔强面前毫无作用。
嘉靖二十一年（1542）正月，“升山西副总兵戴廉为总兵官，镇守山西地方”。以总兵镇守制度为标志的山西镇正式确立，完成了大明王朝九边重镇的军事格局，也开启了构筑长城防御体系的巅峰时期。
嘉靖二十一年（1542）“修大同边墙三百九十余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护墩堡一十四，建营舍一千五百间”。
嘉靖二十二年(1543)弘赐五堡之西筑灭虏、威虏、宁虏、破虏四堡，其东筑靖虏堡，称之“靖虏五堡”。
嘉靖二十三年（1544）筑残胡、破胡、杀胡、威胡、败胡、迎恩、阻胡、灭胡、拒胡堡，称之“灭胡九堡”。
同时，山西镇“自丫角而南历老营、野猪沟、利民一带增筑旧边一百四十里，望台一百二十八”；“东自平型，西至偏关，画地分守”，“增游击兵三支，分驻雁门、宁武、偏关”。
嘉靖二十三（1544）至二十八年（1549）间翁万达出任宣大总督，重新建立并加强了山西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防御能力。
首先，修筑并加固完善了弘治三年后一直未加以修缮的二边长城。“自大同左卫二边马头山起，东由黑山门、宣宁、水口至榆沟，补修边墙一百五十余里”，“添筑墩台八十二座”。
修缮二边长城的同时，“修补水口、宣宁、乱草营旧堡三座”，并改名镇羌、拒墙、拒门堡，在马头山下增筑助马堡，称之“镇羌四堡”。
宏赐五堡、灭胡九堡、镇羌四堡的修建，在大同镇城周围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保障体系。
其次，修筑宣大两镇交界边墙，使大同镇边墙全线贯通。“大同东路之天城、阳和、开山口一带边墙一百三十八里，为堡七，墩台一百五十有四”。至此，“东自宣府西阳河起，由天城、阳和、左、右、威、平、井、朔至山西丫角山止，修筑边墙六百五十余里”。
再者，完成山西镇三关边镇边墙共五百里。
最后，边墙“精心计，善钩校”，“墙堞近远，壕堑深广，曲尽其宜”。得以“宼乃不敢轻犯，墙内戍者得以暇耕牧，边费亦日省”。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连续十余年“词颇恭顺”求贡却被拒的俺答彻底失去了耐心。“传箭诸部大举”，十万蒙古铁蹄长驱直入，宛若出入无人之境直抵大明王朝京师城下，史称“庚午之变”。
可气的是，以贿赂严嵩之子严世藩“得总兵宣大”的仇鸾竟“以重金贿赂俺答，令其移宼他塞，勿犯大同”。
可悲的是，原本十多万在册的京军此时仅四五万，且“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 。兵部尚书丁汝夔“恇忧不知所为”，首辅严嵩“惟坚壁为上策”，任其掳掠“饱将自去”。
可叹的是，即便是在蒙古铁蹄兵锋之下京师几近沦陷的情况下，倔强的明世宗也没明确允许“贡市”，仅仅只是“暂许之邀以出塞，既出而后不许”。
嘉靖二十九年（1550）九月，虽然是模棱两可的答复，肆意掳掠满载而归的蒙古大军还是缓慢撤去了。
嘉靖三十年（1551）四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大同镇羌堡马市开启。俺答亲临市场，“约束部落，始终无敢有一人喧哗者”。
在威逼下做出权宜之计的明世宗深以为耻，仅仅一年后便下诏罢马市并言“复言开市者斩”。
位于大同新荣区的镇羌堡，现如今已成村落
大明王朝的北部边疆再燃战火，长城防御体系再掀修筑边墙、城堡的高潮。
嘉靖三十七年（1557）兵部尚书杨博总督宣大山西，对翁万达当年修筑的大边边墙进行维修。“修补大同镇西、中二路宁虏堡至桦林儿墩废弃边墙墩堡敌台”，计一百六十余里，增筑墩台一百二十余座。
修边的同时，增设墩堡以加强完善长城防御体系。“修神地诸墙堑，以绝入山西路”，“大同右卫东路牛心山等处筑大小土堡九座，墩台九十二座，接连左卫高山站，以达镇城，浚大壕二道，各长八十里”。
至此，大同、山西两镇的长城防御体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大明王朝也陷入到一个消极的循环链中，随着蒙古骑兵南下掳掠的频率，“倚墙固守”的长城防御体系毁而复修，修而复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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