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年末，北京进入到抗击新冠疫情最惨烈的肉搏阶段，12月21日惊悉刘荫柏老师仙逝！后经辗转得知，他病故的准确日期是12月12日，12月20日已然下葬。
虽然刘荫柏老师年届八旬，健康状况一直良好，前几年接受采访时还被称作“声若洪钟”，所以总觉得他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去看望，去向他当面道一声谢！
没想到突然被新冠病毒击倒，一夜间天人永隔，道谢的念头只有抱憾了！
沉痛的怀念将思绪带回到35年前。1987年，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专业本科毕业，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工作，时年不满22周岁，成了所里最年轻的工作人员。所里安排我进入古代戏曲史研究室工作，给研究室主任傅晓航先生做助手，协助他编纂《中国近代戏曲论著总目》。历时三年，我跟随傅先生，凭借着刀耕火种般的手工劳作，完成了对近代戏曲研究资料的普查，最终于1994年编成出版了百万余字的《中国近代戏曲论著总目》。
古代史研究室还有刘荫柏、孙崇涛、吴书荫、张杰、张树英等几位老师。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小学生。研究人员都是不用坐班的，只需要每周一两次到所里集中交流工作。我虽然是新人，因为跟上了傅晓航先生做课题，古代史又没有独立的办公室，所以我一进所就开始享受不坐班待遇。这几位老师在学术上各有研究专长，性格也各具特色，特别是刘荫柏老师，更是特立独行。
刘荫柏老师1982年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戏曲系硕士毕业后，即留在戏曲研究所古代戏曲史研究室工作。他是1941年生人，年资属于我的父辈，但在婚姻大事上却后知后觉，成了研究院公知的大难题。我刚到所里的时候，他依然单身，据说他择偶标准很高，自嘲一联曰：“我看得上的人往往看不上我，看得上我的人我往往看不上她！”直到五十岁才与现在的夫人喜结良缘。1992年，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年，戏研所共有五位同事生了女儿，被誉为戏研所“五朵金花”，刘老师的女儿也是“五朵金花”之一，与我女儿同龄。见面聊孩子，是此后挺长时间里的重要话题，自有一种亲切感。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对孩子的事总是亲力亲为，常常可以见到大手牵小手，接送上幼儿园。
在学术研究上，刘荫柏老师毫无疑问是元杂剧专家，有多部专著，但当年我就听他说过对《西游记》等古典小说、当代武侠小说更有兴趣，还亲自执笔写作武侠小说，这方面的成果绝不比元杂剧研究逊色。他本人在回忆录中说，他的戏曲研究主要集中在1982至1991年这十年间，此前和其后的时间，他更多地用力于历史、文学、政治、民俗、宗教等领域，以及鲁迅、兵书、《易经》等专学。他身在戏曲研究的全国最高学府，却不求闻达于戏曲学界，淡泊名利，从心所欲。
在某些方面，刘荫柏老师也会谨小慎微。由于家学的影响，他通晓“《易》学”，有掌阴阳、辨五行之能，但在20世纪80、90年代却不能公开宣讲，只能独自默默地研修。我也有朋友钻研“《易》学”，我看的是一知半解，听闻刘老师懂“《易》学”后一直想找机会请教他，他每次都是连连摆手拒绝说“不能讲，不能讲”！后来得知，到晚年时，他终于开讲《易经》专题，应当是真正放下包袱、从心所欲了。只可惜，我那时无缘去听讲。
对我而言，刘荫柏老师是一位仁厚长者，也是我的恩师之一。
我进入戏研所工作的时候，作为职场新人，对各级职称的名目、门槛、标准等等问题都不是很明白，似乎第一年是实习期，第二年转正即为初级职称，不需经过评审，五年之后即有资格参评中级职称，算下来应当是1993年的事。在1992年刚休完产假时正好赶上这一年评职称，当时有老师鼓动说我因为跟着傅先生做了那个课题，又写过两篇小文章，评中级没问题，于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就报了，没注意其实是提早了一年。我的原则是，报不报是我的事，评不评得上是别人的事，我只管把自己的事做好就是了。
那年，刘荫柏老师已经是戏研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在职称评审会结束后，我看见刘老师似乎很生气。他用手指点着我说：“评职称这事，不能太老实，你应该提前去找找那谁谁。”我面露难色地表示自己太不擅长求人，同时又有点犯坏地反问了刘老师一句：“刘老师，如果是您，您去找吗？”当时刘老师不由得退后两步盯着我看了两眼，似乎想重新认识我一番，重重点了点头，表示赞赏，眼神里除了惯见的宽厚以外，多了几分尊重。
其实，自从有了女儿，为女儿防病治病，也有机缘巧合，我迷上了传统中医学，平时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来研习中医理论，也跟着师傅去实践，所以对评职称的事并没有过多地上心去追求。这段时间里我这种对戏曲研究的游离状态，跟刘老师似乎有一拼。
1994年，我再次申报中级职称，评审会召开之日在所办公室候审。临近中午的时候，就见沈达人先生和刘荫柏老师说说笑笑地走进办公室。我赶紧站起来准备听结果。达人先生推举刘老师做代表，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今年评审职称增加了一条新规定，就是走一个答辩的流程。我跟达人老师被选为答辩委员，来对你进行现场提问。其实知道你对这个没有提前准备，我们也不提什么问题了，就随便交流交流吧。”然后就进行了一场简短而轻松的聊天儿，放过了一脸懵地不知道什么叫答辩的我！二位先生那亲切和蔼的笑容，从那一刻起，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中级职称评过之后的某一天，在所里遇到刘荫柏老师。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有一个事，山西师大黄竹三老师那边要编一套《六十种曲评注》，找我帮他们做。你也知道，我现在兴趣不在这儿，就不做了。我想，你需要！如果你想做，我就推荐你参加。”那时我还从来没有独立地做过一本书，心里没底，很犹豫。刘老师看出来了，从我的专业出发给了我一番鼓励，然后说：“考虑到你是第一次做剧本整理，我帮你选一种比较短的。”于是，在刘老师的鞭策下，《鸾鎞记评注》出炉了。《六十种曲评注》在出版那年评上了中国图书奖，《鸾鎞记评注》评上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成果奖，在日后申报研究员职称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无论是刘老师还是我自己，都是始料未及的。
2001年，刘荫柏老师退休了，由于兴趣广泛所致，很少再参加戏研所的活动，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2021年，我也退休了，本想疫情结束后多去拜望恩师，品茗话旧。没想到，变故发生的这样突然！
荫柏老师，您的溘然长逝令我心痛不已，点滴记忆瞬间凝固在2022年12月12日！
刘荫柏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