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讲述的第967位真人的故事
我是瑛子，60后，出生于江西南昌，现居德国杜塞尔多夫。
我们这代人的遭遇，一个字：“苦”。出生时遇上 “三年自然灾难”，吃都吃不饱。到了上学的年龄，一些人连书都读不起。
高中时，我曾亲睹一位女同学，长期穿同一套衣服，身上时不时散发着一股酸臭味儿……后来才知道，她家里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根本没有换洗的衣服。
高考的第一天晚上，流氓闯入女生宿舍，爬上我睡得上铺……我惊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昏头涨脑进考场，严重影响了考试成绩。
大学毕业出来工作，每月工资才56元，一连拿了6年。后趁着出国热潮，来到德国跟先生一起创业，投资500马克净赚了10000马克，兑换成人民币，比我当时在国内工作10年的工资总和还多……
（我在法国卡尔卡松古堡）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出生于江西南昌。父亲是一名农业专家，母亲是一名医生。他们都属于知识分子、国家干部，有固定工资，收入还不错。
母亲怀我的时候，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难”。那时候，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有一天，她大着肚子在医院给病人做手术，做完手术后下来，整个人疲劳不堪。
当时父亲掏出所有家当（粮票），换了几个馒头，送过来给她吃。正当母亲拿着馒头往嘴里送时，突然从外面闯进来几个十多岁的男孩，一把抢走母亲手中的馒头，塞进嘴里一顿狼吞虎咽。
母亲当时惊呆了，而父亲很生气，差点赶过去抢回来。但看到他们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又于心不忍。后来父亲回忆说：“那帮小毛孩是饿到什么程度才会有此举动啊……”
所以我出生后，体质虚弱，先天营养不足，病怏怏的。后来到了上学的年龄，我知道身体对一个人很重要，就加强体育锻炼，参加学校各种运动和比赛。慢慢地，体质才跟了上来。
上初中后，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因为经常运动的缘故，我的学习效率非常高。我花1个钟头学习到的东西，抵人家努力半天。
我始终觉得“学习不能打疲劳战”，锻炼身体对提高学习效率有非常大的帮助。直到现在，我50多岁了，跟同龄人相比，人家都说我的状态很好。
（我亲爱的母亲大人，典型的大家闺秀）
我从小在子弟学校读书，直到高中，母亲为了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考上理想大学，才把我送到县里的中学读书。
到了县里，接触到很多从乡镇来的孩子，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人的生活过得这么艰苦。
我们班里有一个同学叫王梨花，来自农村。在学校里，她长期穿同一套衣服，从来不换洗，身上时不时散发着一股酸臭味儿。
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原来她家里很穷，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根本没有换洗的衣服。
从那时候开始，我便切身体会到农民的艰苦，从而学会了感恩和不抱怨。
高中三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本期望高考能考上中国的一流大学。老师对我也是这样期望的。万没想到，高考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差点改写我的人生轨迹。
（我在德国家中）
高考第一天考完后，那天晚上，我和王梨花从教室回到学生宿舍。同室的其他初中部女生都已放假回家。偌大宿舍，只剩下我们俩。我在上铺，王梨花睡下铺。
由于白天经历了两场考试，再加晚上自习课，人已筋疲力尽，头一挨上枕头，立刻沉沉睡去。
睡到半夜，我突然被一声高亢凄厉的叫喊声惊醒。朦胧中，只觉得床铺在剧烈摇动。一个沉重的东西从床上摔下。然后，是一阵迅疾的奔跑声。
王梨花带着哭腔，声嘶力竭地大喊着： “抓流氓啊！抓流氓啊！”
值班老师在王梨花一声高似一声的叫喊中，冲进宿舍，拉开电灯。而我在这叫喊声中用枕头蒙着自己的头，浑身发抖，缩成一团。
原来，流氓用匕首把寝室的门撬开，然后往我睡得上铺爬了上来。睡在下铺的王梨花被蚊子叮醒后发现了他，于是大叫起来。因王梨花的叫声太凄厉，在夜深人静时，如雷乍起，让流氓猝不及防，从爬到一半的床上摔了下来。
流氓在我的床头留下了一把匕首，在王梨花床边落下了一只拖鞋。值班老师收走了匕首和拖鞋之后，安慰我们说：“没事了，赶紧睡觉。”可受到惊吓后的我们，哪里还敢放心睡觉? 我和王梨花两人抱在一起，几乎一夜没睡。
（不忙的时候，我喜欢飞到不同国家旅行）
第二天，我们昏头涨脑地进了考场，考试成绩可想而知。王梨花名落孙山。我的成绩虽然上了省重点大学分数录取线，但没达到梦想中一流大学的标准。
就这样，我进了高考志愿表上根本就没填的江西师范大学。
大学四年，是一段非常快乐幸福的时光。彼时，正值各种文学思潮涌进大学校园，读中文系的我异常兴奋，疯狂地吸收着这一切……
198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江西教育学院任职。实习时每月工资才45元，拿了1年。转正后每月工资56元，一连拿了五六年。
在教育学院干了7年后，我有了出国的打算。可教育学院不能给我保留编制。为了能够保留编制出国，我申请到报社当记者，干了3年。
在报社任职的那段日子，我很卖命。中文系毕业的我，凭着一手漂亮的文笔，写出了很多高质量的新闻稿。
但同时工作压力也非常大，那些日子，我头发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掉。
当时，我经常是上午或下午省里开了大会，一回来我就得马上写新闻稿，赶在下班之前交给新闻部。新闻部的同事审完稿后，得连夜拿到印刷厂印刷，第二天一早见报。
（周末或节假日，我喜欢外出徒步）
一段时间之后，新闻部的人发现我的文笔非常好，光写新闻稿有点大才小用了。于是他们又给我安排了另外的任务——所有到江西来的大牌人物、一线明星，都让我去采访。
揣着这个光荣的任务，我前前后后，采访过的明星不计其数。像宋祖英、倪萍、杨澜、李双江、蔡国庆等当红明星，我都采访过，还跟他们中的某些人有过不错的神交。
可惜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流行起来，拍照不像今天这样随心所意。每次采访，只能带上一名摄影记者。那时用的是胶片，每次拍完照后，都得等到回单位，照片洗出来后才能看到。
1994年，就在我事业风生水起，同事朋友都对我欣赏有加时，我却在这时选择离开故土到德国去，从零开始打拼发展。
原因很简单。当时我先生从国内外语院校德语专业毕业，后来去德国留学并留在那里工作了，我的大女儿刚上小学，考虑到孩子的教育，以及家庭团聚的重要性，我便带着女儿去了德国。
初到德国的时候，语言不通成了我最大的障碍。我先生帮我报了一个德语班。班里的同学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们至少能说一门语言——法语、德语或英语，下课的时候，在一起说说笑笑。
（1994年刚到德国时，我行走在慕尼黑市大街上）
唯独我自己什么都不会，也不知道怎么跟同学们交流，班里没有亚洲人，自己连个伴都没有，简直就像个“聋哑人”一样，啥也说不了。
在国内时，自己各方面都很优秀，来到这里，却成了最差的学生。一天上课下来，一句都没听懂。特别无助，又特别无奈。想到这些，眼泪便忍不住哗哗地掉了下来。
关键是学费又奇贵，3个月1000多马克，折合人民币3000多4000元。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出国前，我在国内的工资每月才80多元，一年也才1000多元。
那段日子，我们花钱总是花得心惊胆颤的。
当时我跟先生在德国的生意刚起步，德国政府又有严格规定，办公室就是办公室，住屋就是住屋，不能拿住屋当办公室。
我跟先生出于公司形象考虑，同时又为了省钱，便在很好的片区租了商住两用的房子，房租差不多2000马克，折算人民币将近6000多元。
创业初期，在开始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业务量都是零，我们都是只花钱不挣钱。每天花出去的费用，比我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
每次我们买东西，都要折算成人民币，看看多少钱才敢花。当时在我们眼里，什么都是贵的。即便是几毛钱的面包，都要比我们国内的贵。
（时装展上，我与模特在一起）
每天看着钱“哗哗哗”地花出去，我很是着急。经常晚上睡着之后就不由自主地惊醒过来，满满的焦虑感。
在国内，我们兄弟姐妹几人都由保姆带大，在那个年代尽管不算富裕，但起码属于吃穿有保障一族。来到德国后，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经济的压力、金钱的可贵。
我非常理解现在大家说的“北漂”的心情。那时的我们，漂泊在德国，两眼一抹黑，又远离祖国与亲人，比“北漂”艰难多了。
我们公司的名字，带了“欧亚”两字。顾名思义，当然是做欧亚生意。确切地说，就是做德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将公司产品定位为纺织品。
收集样品、拜访客户、取样打样、洽谈订单。可大半年忙下来，一无所获。唯一的收获是，我们发现大多德国商人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在他们眼里，中国纺织品的地位还不如印度纺织品。
一次，我们被邀到汉堡参加一个展销会时，出于对中国同胞的帮忙，花了500马克买下了一系列从国内带来的纺织样品。这些样品五花八门，有各式竹编，还有各种真丝围巾。
我们拿着那些精美的真丝围巾样品，如获至宝，开始新一轮洽谈。结果却令人沮丧：这些印刷精美、质量上乘、出口到美国去的真丝围巾，却被德国商人认为太花俏，不符合德国人的色彩感觉和审美搭配。几个月下来，仍然没接到一个订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参加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
转眼到了11月份，离圣诞节还有一个多月，这是做生意的好时机。我们在圣诞市场租下了一个小亭，想把那些占地方的竹编卖掉，倒腾回来本钱。如果顺带能把那些真丝围巾卖掉，那就更好了！
我把那些围巾抖落开，挂满了圣诞小亭。小亭子里里外外，摆放着各式杂货。那些手工编织的竹编，极其精美精巧，件件都是工艺品。而那些大小不等的各式竹篓，图案各异，编织细腻，在灯光下泛着迷人的光泽，让人爱不释手。
我那时并不知道竹篓的用途。因为急于出手，把价格定得很低。一摞精美的竹篓，只卖15马克。真丝围巾当时在德国人眼里是很值钱的东西。
开头几天，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一个星期之后，营业额突然急速上升。有个年轻小伙子，一天之内到我这儿连续买了好几摞竹篓。他告诉我，他已在整个圣诞市场看了一遍，发现卖竹编的只有我这一家。
这些竹篓，都是手工制品，价廉物美，既可以做垃圾篓，也可以做花盆，还可以做放在窗台上的装饰品。有些竹篓还可以放面包——用处多极了！
（我在德国时装展销会上向客户介绍产品）
仿佛突然间打开了闸门，来买竹编人的络绎不绝。一问，反馈的信息跟小伙子一致：这整个圣诞市场上，卖竹编的，只有我这一家。
明白了这点之后，我立刻调整销售策略——把各式竹编分门别类，分别标价，按件论价。这样，无形中价格一下子高出了好几倍。尽管这样，仍挡不住顾客的购买热情——谁让我的东西独一无二呢？
不光如此。那些被德国商人认为“色彩感觉不对”的真丝围巾，也出乎意料地受到了热捧。那些仔细比较过价格的人，尤其是一些老妇人，像发现了新大陆，她们不光自己买，还呼朋唤友，成群结队，像捡了大便宜。
每个来买东西的人，我都不失时机地跟他们聊聊。尤其是买真丝围巾的顾客，向他们征询对产品色彩的感觉和意见，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要知道，在此之前，我们对德国客户的购买心理和色彩感觉是一无所知啊。
我的销售额蒸蒸日上。最终一结算，刨去进价、租金，净赚1万马克！兑换成人民币，比我在国内工作10年的工资总和还多！
在圣诞市场上积累的信息和经验，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第二年，我们的真丝产品终于顺利打进了德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考霍夫。
（人生该享受的时候，必须懂得急流勇退）
因为生意的原因，我与德国商人和富翁都打过交道，并且走进他们的生活圈，得以近距离观察他们。
德国富人普遍十分低调内敛。他们很少炫富，不太愿意抛头露面，更不愿意四处发表演讲，宣传和推销自己的人生哲理和致富途经。
我曾受邀，到一些德国富人家中做客。有些富人家的房子，从外表来看，很普通，但走进去，很有品位，别有洞天，可以说是“低调奢华有内涵”。
讲个小故事。我女友的邻居是位富有的企业主。这位富有邻居有收藏跑车的爱好。其中，有辆非常拉风的、配备高档的红色保时捷小跑车。
有一天，女友在邻居的车库里，看见并排停着两辆一模一样的红色保时捷小跑车，不禁好奇，过去一问，这位富豪邻居竟像做错了事一样，一个劲儿地向她解释说，这是几年前他妻子50岁生日时，他送给妻子的礼物。
之所以同时买了两辆，是因为车中的最新装配他本人也十分喜欢。为了避免太招摇，他们选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车牌号，以至于当邻居5年，我这位女友都没有发现他家有两辆相同的高档小跑车……
真是低调得让人惊叹！
（一杯啤酒，坐一下下午，这是很多德国人享受时光的方式）
我来德国20多年了，发现德国很少有深宅大院，居民住宅区少有围墙，更没有门岗。这与德国良好的社会治安以及公民的平等意识有关。
他们没有强烈的富人与平民阶级之分。另外，在德国，富有阶层都更愿意住在小城镇里，并不一定削尖脑袋都往大城市挤。
2001年，到德国的第7个年头，我受到邀请，进入德国文理学院教中文，当一名老师。
一开始，我担心忙不过来。但后来想了想，一周只上两次课，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也不影响我做生意，于是应承了下来。
而且我觉得这是极好的事情。和年轻的学生打交道，我很乐意，也让我有机会零距离了解德国的教育。
德国从小学到高中，基本实行义务教育。大多德国家庭并不热衷于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大学除了每学期收一些学杂费，不再另外收学费。
德国没有高考，学生们凭高中毕业成绩申请大学。而要通过德国高中毕业考试非常不易。我所在的北莱茵州，从前几年开始实行统一命题考试，其实就相当于国内的高考。
不同的是，学生平时成绩占一半，统一考试成绩占一半，这样避免了“一锤子买卖”，学生不会因为一次考试失利而丧失继续深造的机会。
（德国幼儿园，孩子们画画或游戏过后，都要把东西收拾好，放回原处）
一般来说，只要高中毕业能拿到及格成绩单，都能申请上大学。但德国大学的文凭很不好“混”，淘汰率非常高。有统计资料显示，一些大学的淘汰率高达50%。
德国没有所谓的“常春藤大学”，也不太热衷于搞大学排名。当然，近几年好像有所变化。
德国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强项，有自己领先的专业。每所大学各有千秋。学生申请学校时，更多地是考虑该校的专业是否适合于自己，而不是单单冲着大学的名字或名声。
如果你想送孩子来德国深造，事先一定要在这方面尽量多了解一些，多做一些功课。
最让我骄傲的是，在文理学院执教的10多年中，很多学生在我的影响下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上大学后，他们有的人选择了中文专业，并抓住机会到中国的大学学习，毕业后又到中国的企业去实习。甚至有的最后还找到了中国姑娘结婚，定居上海等大城市。
最近由于疫情，我的一个得意门生带着老婆孩子，刚从上海回到德国。他的太太是上海人，他们孩子的中文好得不得了。他想约我见面，请我吃饭。我既开心又骄傲。
（德国某文化小城的市政大楼，历史悠久）
身为一名炎黄子孙，虽身处异乡，我却还能通过母语教育，宣扬着中国的文化，贡献着自己的微温余热。这么多年，我给中国姑娘输送了好几位女婿——优秀的德国小伙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中国呆久了，还爱上中国，乐不思蜀，不想回来。
2009年，在生意场上打拼了15年后，我和先生决定歇下来，不想那么累了，遂把生意交给德国的合伙人。
德国人很看重亲情，注重家庭，讲究生活的享受。我们刚到德国的时候，发现他们总是慢悠悠的，也觉得很奇怪：他们怎么这么没理想，这么没拼博精神啊？
然而，在这里生活久了之后，我发现自己也慢慢被这种价值观深深影响。我和我先生都属于比较淡然的人，对财富没有太大渴望，挣够了就行，不饿着就好。该享受的时候，必须懂得急流勇退。
自从把生意交出去后，现在的我，处于半退休状态。有空写写作，周末约几个朋友到周遭小镇徒步，享受生活；偶尔飞到其他国家旅游，或见一些重要的朋友。
这些年，我陆续在《中国作家》、《十月》等国内文学杂志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中篇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被选入“新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根据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在美国上映并入围多项国际电影节。
（我在异乡寻觅故乡的踪影）
在国外这些年，我也时刻关注中国的发展。
记得我刚到德国时，德国社会普遍不太关注中国。有些普通百姓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上世纪。新闻媒体偶尔提到中国，大多也是负面报道。我当时看了很生气。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两国从政府到民间越来越多的交流和往来，德国对中国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德国企业也在中国落地生根。在江苏太仓，他们建立起了一大片园区，基本都是德国的企业在那里扎堆……
我始终不忘自己是一名炎黄子孙。在人生的路上，无论得意或失意，我也始终以积极、向上与阳光的心态面对。把牢骚不满卷起捆住，把疏漏误会捋顺摆正，把恩恩怨怨折叠放平，装进行李，打包回家——这是我一生行走的理念。
人只有不忘记自己最初的本心，才能收获成功的事业，过上幸福的生活！
【口述：瑛子】
【编辑：顾寒山】
我们不能走过不同的人生，却能在这里感受别人真实的故事，而且，每个故事都有真实照片噢！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真实的故事，请关注我们吧！@真实人物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