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剧照
当电影《红高梁》红遍神州大地之时；当巩俐的剧照挂满大街小巷之时，人们都说是张艺谋用高梁酒，从国外换回了象征中国电影闯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大奖杯。
然而，在进入美国商业发行网中的中国影片中，如此优秀的《红高梁》却只是名列第二位。雄居魁首的正是美国专门发行艺术影片的纽约客电影公司，从中国购买的《湘女潇潇》。
《湘女潇潇》剧照
该公司总裁丹尼尔·塔伯特曾说过：“我并不因为它是中国电影而买下它，而是这部电影本身非常美丽动人，表现了一个很新的主题，角色的发展也很深刻，拥有一部好影片必备的要素。”
此外在1988年法国法国蒙坡里埃电影节上，《湘女潇潇》以其对人性的深入开掘和独特的认识价值，荣获“金熊猫”奖。
《湘女潇潇》剧照
同年在西班牙圣塞巴斯提安电影节上又荣获“唐吉柯德”奖，多年后的1993年更是拿下了第一届“生力杯”人道主义电影奖的“人道主义精神优秀影片”奖。
《湘女潇潇》这部影片的成功，自然与导演密不可分。那么这位手捧“金熊猫”的人是谁？而他又为什么能捧上“金熊猫”？
小延河的诞生，创造不凡的未来
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忘不了，“中国1941—1942”这特殊的年代。
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势力，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实行了野蛮的军事与经济封锁，使革命的火苗处于岌岌可危的关头。
但在血与火中站立起来的抗日革命军民，又怎会在这样的磨难前低下头，于是他们在陕北开展了举世闻名的大生产运动。
每一颗心都在激烈地跳动、抗争；每一双手都在奋力撕碎黑暗，创造光明。
大生产运动
在这艰难的岁月中，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谢老和这位母亲，不仅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也播下了一颗生命的“种子”。随着革命的星火燎原，那个小生命也在这温暖中渐渐长大。
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谢觉哉及其夫人王定国，都是大生产运动中的积极宣传者、劳动者。
王定国是一位勤劳的母亲，开荒、纺织、喂猪样样走在前头。毛主席曾亲笔为她写下“再接再励”的条幅，并号召大家向她学习。
左边：王定国
1942年8月的一天晚上，刚从垦荒地上回到窑洞的王定国就开始发烧，人们见状急忙把她抬向医院，但没等人们走进医院，一个小生命就在延河边上向世界发出了第一声啼哭。
而这一声犹如黎明前的雄鸡迎接光明到来一般的啼哭，似乎预示着革命胜利的曙光，也宣告着这个小生命的不平凡。
谢飞
虚弱的母亲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脸上的疲倦都融化为了笑意，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出生，她给这个小生命取了小名叫“延河”。
而这位“小延河”就是1988年手捧“金熊猫”的人——谢飞。
1942年的那个夜晚，谢飞出生了，然而陕北高原的风沙和冰雪、革命根据地的穷困和战争，时时威胁着小谢飞孱弱的生命，但幸好有一位勤劳慈祥的母亲和一位高大深情的父亲在护佑着他。
每当风霜侵袭小谢飞时，母亲就到外面挖来沙子和土盐，把它炒热，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到他的身旁，以保持小生命的正常体温。
每次小谢飞生病时，父亲也总会在一旁悉心照顾。就这样，小谢飞在母亲和父亲的温暖中，喝着延安的小米汤慢慢地成长着。
可即便有父母的爱，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里，小谢飞仍旧得不到什么营养。
他瘦弱文静，常常默默地坐在一旁看母亲纺线，或独自一人到延河边上玩石子，用小草棍在地上画画。父母一直担心他的身体，却无能为力找到哪怕一点增加营养的东西。
一次，陈赓大将打了胜仗回来后，不知从哪弄来了婴儿的奶粉，他亲自带人送了一些给小谢飞后，和辛苦劳累的母亲打了个招呼就又带着人离开了。
有了这些奶粉，小谢飞才算是有了一点珍贵的食品。
但幼小的谢飞，在生活上不仅受营养短缺所困，还要跟着父母转战南北。有一次，为躲避敌人的进攻，母亲抱着他挤上了一列火车。
当时，敌人的飞机正在进行轰炸，火车只得躲进一条刚刚建成不久的隧道里。尽管隧道承受住了敌军的攻击但隧道里面已是烟雾弥漫，闷热至极，刚刚得了肺病的谢飞差点窒息在火车上。
小谢飞的成长是困难的，他曾几次濒临生命的边缘，但都被父母和其他关心小谢飞的人一起救了回来。正是因为这些温暖与呵护，谢飞才能平安长大。随着时间缓缓流逝，胜利近在眼前，美好的生活也不在遥远。
在一次部队转移中，谢飞和父母住在一位农民家里。那位农民的妻子一胎生了三个孩子，却无奶，无粮，无任何营养品，谢觉看见状悄悄告诉妻子，将小谢飞的奶粉送一些给那位农民的孩子。
父母的行为，被小谢飞默默地看在眼里。后来，当他们要离开那位农民家时，那位农民的妻子连夜做了一双鞋，含着泪送给了小谢飞。
后来小谢飞穿着那双新鞋，和父母一起走到了北京。但他永远也忘不了哺育过他生命的延河水，永远忘不了陕北人民质朴的感情。
被众人温暖的谢飞，心中也装着一团炽热，他想要回报、想要感恩、想要宣泄心中的热烈。
到达北京后，谢飞进了八一小学。每个星期日，他都要把别的孩子组织起来，演唱《兄妹开荒》等节目。
有时，谢老看见孩子们天真活泼的样子，心里由衷地高兴，为孩子们的演出热烈鼓掌。当他们演出结束后，谢老就把孩子们召集起来，先要他们汇报一周的学习情况，然后向孩子们讲一些爱国爱民的故事，以及怎样学知识、怎样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的道理。
孩子们就静静地围坐在谢老身旁聆听着。
艺术的光，飞入谢飞脑海中
1963年，谢老的杂文集《不惑集》问世。这时，谢飞20岁了，他能品味父亲的文章：那是一位老革命家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谢飞尊敬父亲，崇拜父亲。至今，他还完完整整地珍藏着父亲当年送给他的《不惑集》。
翻开这本书的扉页，上面写着：
“小小的，圆圆的！”
拾这个，丢那个，最后捡块长方石。
做啥用呢？
他（指谢飞——笔者注）说：“可以写字，还可以打核桃吃！
否定之否定，好看不如有用。
一九四五年十月看飞飞（时年三岁）在延水边拾石子做的。
今写以勉励飞飞。
父
一九六二年十月
语言虽平淡，字里行间却浸透着一位伟大父亲对儿子的殷切厚爱和希望。
三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人们还可以在谢飞的精神宝库中，读到一张极其普通的纸条！
定定、飞飞、列列、七七、培新：
一、你们回家要帮助婆婆煮饭，炒菜、喂鸡兔、收拾屋子、不要坐着不动。
二、星期天照常习字二小时，要对樊老太太尊敬，留她吃中饭。
三、要爱惜毛笔，写后用水洗一下。高高来要他替你们每人买一个钢笔筒。
四、照顾亚霞。
五、每周检查一次房子（今天楼上暖气漏水已修好）。
六、保持安静清洁。
父留
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这里，一位资深望重的老革命家那崇高的精神品格跃然纸上。他虽身居高位、日理万机，却不忘教诲子女热爱劳动、刻苦学习、尊敬师长、艰苦朴素、关心他人、追求美好。
这对后来谢飞良好的品德修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谢飞初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四中。三年的高中生活，他不但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还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在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中，他的性格逐渐开朗起来，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也更加强烈。
当五四青年节到来时，谢飞和其他同学一起自编自导自演了大型话剧《火烧赵家楼》，在全校会演中获得第一。
谢飞在剧中扮演一个蒋介石手下的少校。从此以后，谢飞对戏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周星期天都要去听一些艺术讲座，也从不放过对人艺和青艺排演的每一出戏剧的观看。
后来，他们还排演人艺的新戏《蔡文姬》，谢飞以文静的气质，在剧中扮演主角蔡文姬。不久，他们又排演《关汉卿》，谢飞扮演剧作家王实甫。
几多风雨，几多追求，艺术的光芒照耀着谢飞的心灵。
一切为了好剧本
当谢飞的许多同学都考上北大、清华等一些名牌大学时，谢飞却毫不犹豫地走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室。
谢老尊重儿子的选择，谢飞感激父亲的理解。他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文艺理论和导演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为他以后手捧“金熊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谢飞毕业。他没有多少功名利禄的奢望，没有跻身于被众人羡慕的大导演行列，却被留校担任教学和导演工作。
伟大的父母之爱，可以养育一个儿子的一半生命，而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艺术是他的另一半生命。
正当谢飞驾着艺术之船向艺术的大海扬帆起航时，狂风怒号，浊浪滔天，红色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谢飞和他的艺术之舟，被搁在历史的沙滩上。
谢飞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艺术之舟一搁就是十年。
十年，吞噬青春的十年！十年，毁灭艺术生命的十年！
当谢飞恍然惊起而长嗟之时，已是1975年的深秋了。
恶梦醒来，他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恶梦醒来，他要寻回属于自己的艺术生命之舟。
身材修长、面黄肌瘦的谢飞，敲响上海一家编辑部的门，他要在那里寻找到一部可以改成电影剧本的作品。
他找到了《高高的苗岭》。
他虽然没有能够立即将这部作品搬上银幕，但却使一个不平凡的人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原来《高高的苗岭》的作者是从上海到贵州插队的一个知识青年，叫叶辛。谢飞对这个名字很陌生，但他却深深地记在了心头。
谢飞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抄完《高高的苗岭》这部书稿后，就来到叶辛所住的沙锅寨，决定将这部书稿改成文学剧本。
而正身处逆境的叶辛对谢飞的到来，如茫茫沙漠中的旅人，突然见到了一片绿洲。
叶辛由于出身不好，苦苦写作的稿子不能发表，插队六年，他认认真真地干，虽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可回城的名额总是与他无缘。当谢飞来到沙锅寨时，叶辛正孤独地呆在一间欲倒未倒的茅屋里。
雪中送炭的喜悦，使叶辛很快写出了几万字的剧本。
正当二人额手相庆之时，谢飞万万没想到，一份北京急电催他速回。因为盖有大红公章的文件已经摆在北京电影学院组织委的办公桌上，控告谢飞丧失阶级立场，搜罗“牛鬼蛇神”。
花朵刚刚萌芽，就遇凄风苦雨。
希望刚刚闪现，就遭刀劈斧削。
叶辛，茫茫然，企图轻生绝望。反观谢飞，他同样茫然无措，但却十分沉着镇静。
因为谢飞知道，这是腐朽的“血统论”在中国的丑恶表演，但这种表演不会太长。他喜爱叶辛身处逆境而奋力抗争的精神，并对叶辛的才华充满信心。谢飞以兄长般的纯情，与叶辛彻底畅谈，使叶辛即将枯萎的艺术之花，又渐渐复活苏生。
两年后，由《高高的苗岭》改成的电影剧本《火蛙》，终于在共和国新生的第一个春天上演。叶辛从此走上了文坛，成为全国著名的作家，并担任贵州省作协副主席。
历史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历程。年轻的艺术家在痛定思痛。
1979年，谢飞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演出大会。
在会上，他聆听了由数百名参加过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同志组成的“老学生合唱团”演唱的《毕业歌》、《跌倒算什么》、《五月的解花》等歌曲。这引起了谢飞对自己青春岁月的回忆，激发他重新夺回浪费了的生命。
就在这时，他看到留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劳动了整整7年的知青潘渊亮所写的剧本《我们的田野》。
剧作抒发了一代青年对美好理想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历经浩劫后对理想的执着信念。这使谢飞产生强烈的共鸣。他满怀激情地参加了编剧工作，然后三次去北大荒体验生活，前后用三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影片的独立执导。
电影放映后，立即引起了一代青年的深思和热烈欢迎。大量信件纷纷飞向他的身边，使这位艺术家感受到艺术的强大魅力。
1979年后的中国影坛，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各种学术观点的提出、各种探索影片的上演、外国优秀影片的涌入，给中国电影灌注了新鲜血液。
由于秉承父亲的优良品质，谢飞并不自私，他把他苦苦研究的成果，毫无保留地教给了自己的学生，闻名全国的中青年影视导演田壮壮、陆小雅、黄建新、尤小刚等都曾受过谢飞的悉心指教。
在中国影协1983年底举办的“当代苏联电影与苏联文学”学术讨论会上，谢飞提出：“优秀的电影艺术家必须同时是严肃的思想家”。
他呼吁中青年同仁们“下决心走电影作家的道路，要像作家使用自来水笔那样，自如地运用电影语言，抒写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见解。”
正是在这种先锋性的理论指导下，他完成了《湘女潇潇》，捧回了“金熊猫”。
马年之初，他又携带影片《本命年》赴第40届西柏林电影节参赛，捧回了一尊表彰他“杰出个人成就”的银熊奖杯。
这部《本命年》，被评论界认为是“新时期富于探索精神的电影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
无视高官厚禄，一心只为电影
然而，集导演、教师、官员于一身的谢飞讨厌对过去的炫耀，他重视自我更新，重视从年轻人身上吸取艺术锐气。
他爱学生、爱青年、爱他的电影学院。他赴美讲学期间用积蓄的外汇补贴为学院购买了200多部国外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影片资料，以丰富学院教学内容。
他还考察了美国19个城市的大学电影教育状况，回国后，提出了一个包括电影教育、教学、电影生产、审查以及建立电影明星制度在内的一整套改革方案。
或许是艺术之神眷顾，将这位喝延安小米汤长大的谢飞，推到了崇高的境界。
或许是电影之神青睐，将这位穿着陕北农民送来的布鞋，而走向新中国的谢飞，推向了艺术的顶峰。
这位革命家的后代，本该拥有高官厚禄，但他毅然辞去了电影学院副院长的职务，以一位普通教师的身份站在神圣的讲堂上。
难怪著名作家刘恒在一篇短文中写道：
斯文和优雅是高贵的品质，在官员和市民身上都难得见到……在大众心目中，学者是斯文而优雅的人物。谢飞正是这种人。
文丨左途
编辑丨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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