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提干排长回家探亲时,跟一位女兵相处的经历,让我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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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连长这趟还挺会安排,好不容易回趟家,还得帮他带公事包。"我把那个硬纸板公事包紧紧抱在怀里,挤在绿皮火车的过道里,寻找着能坐下的地方。

那是1974年冬天,我在部队刚提干当上排长没几个月,领导破例批了我五天探亲假。两年没回过家了,心里早就痒痒的,只是临走前副连长硬塞给我个公事包,说是要交给隔壁县武装部的重要文件。

"走一趟不容易,顺路带过去,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副连长拍了拍我的肩膀,那语气哪有商量的余地。

好不容易找到个座位,我把公事包放在腿上,人挨着人,热乎乎的。那时候的火车,冬天冷,夏天热,人永远是满的。车厢里弥漫着烟味、汗味和各种熟食的气味,过道里站满了拎着大包小包的旅客。

"同志,这里有人坐吗?"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抬头一看,是个穿军装的女孩子,估摸着二十来岁,扎着马尾辫,脸冻得通红,手里提着个旧帆布包。

"没人,你坐。"我往里挪了挪身子。

她道了声谢,坐下后才注意到我也穿着军装,眼睛一亮:"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

"陆军的,刚提干当排长,回家探亲。"我有点不好意思,"你呢?"

"我是通信连的,也回家探亲。"她笑着说,露出两个小酒窝,"我叫李梅,通信员。"

"王建国。"我简短地介绍自己。那时候不像现在,见面三句话就能聊得热火朝天,尤其是跟女孩子说话,我这个大老粗更是不擅长。

火车慢悠悠地走着,窗外是光秃秃的田野和零星的小村庄。李梅倒是挺健谈,不一会儿就跟我聊开了。原来她是北方一个通信连的,回家路线和我差不多,只是她要坐更久的车。

"排长同志,你提干多久了?"她好奇地问。

"才三个月,啥也不懂,连队干部天天教我。"我实话实说。

"那已经很厉害了!"李梅眼睛亮亮的,"我们连队能提干的没几个。"

我摆摆手:"运气好罢了。你当通信员多久了?"

"两年半。"她掰着手指头算,"刚去时笨死了,电键一摸就错,天天被教导员批。现在好多了,摩尔斯电码我打得最快。"

她说这话时挺自豪,让我不由得笑了。部队里每个岗位都不容易,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确实值得骄傲。

火车上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慢。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各自的部队生活。李梅给我讲她们女兵连的事儿,比如晚上熄灯后偷偷用手电看《红岩》,被班长发现罚站军姿;冬天早操时冻得嘴唇发紫,却谁也不敢喊冷;夏天训练完,军装都能拧出水来。

"有次夏天练习架设电话线,要爬电线杆。"李梅笑着说,"我第一次爬那么高,脚一软,啪叽就掉下来了,幸好有安全绳。班长在下面笑得前仰后合,说我像只被吓着的小猫。"

我也给她讲我们连队的事儿。新兵第一次值班,紧张得连哨位都找不到;冬天跑五公里,戴眼镜的战士呼出的气在镜片上结了层霜,跑着跑着就撞树上了;还有食堂老程的红烧肉,每到星期天,战士们都能准时闻到香味,嘴馋得不行。

"我们食堂有个老张,他做的萝卜炖牛肉绝了!"李梅眼睛发亮,"每次吃到都觉得值了,值得受那么多罪。"

火车晃悠着,车厢里的温度随着天黑越来越低。李梅从包里拿出个暖水瓶,倒了半杯热水给我:"排长同志,喝点热水暖和暖和。"

"谢谢。"我接过杯子,热气顺着杯子暖到了手心,感觉人也暖和起来了。

"这是连队发的茶叶,我一直舍不得喝,这次特意带回家。"李梅笑着说。

茶很香,我小口地喝着,忽然觉得有点不真实。平时在连队,周围都是糙老爷们,话粗理不粗,很少有这种细腻的时刻。

"家里人知道你回去不?"李梅问道。

"写信告诉他们了,不过邮差小李办事不靠谱,说不定信还躺在邮局呢。"我笑着说,"你呢?"

"我没告诉家里,想给他们个惊喜。"李梅眼里闪着光,"我爸妈最爱热闹,肯定会高兴坏了。"

到了晚上,车厢里的灯暗了下来。李梅从包里掏出个小本子,靠着微弱的灯光写着什么。

"写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写日记。"她不好意思地说,"从入伍第一天就开始写,记录每天的事。首长说这是对自己军旅生涯的最好纪念。"

"真有毅力。"我感叹道,"我连信都懒得写,每次回家妈都说我不孝顺。"

李梅笑了:"那这次回去可得多陪陪家里人。"

随着夜深,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有人打起了呼噜,有人低声说着话,还有人蜷在座位上睡着了。李梅也靠着窗户闭上了眼,而我则抱着公事包,不敢睡得太死。

半夜时,火车停在一个小站。寒风从打开的车门灌进来,李梅在睡梦中缩了缩脖子。我看了看,把自己的军大衣轻轻盖在了她身上。

火车继续前行,窗外是漆黑的夜和偶尔闪过的灯光。我望着对面熟睡的李梅,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她和我以前认识的姑娘不一样,有种军人特有的坚韧和质朴。

天刚亮,李梅醒了过来,发现身上盖着我的大衣,脸一下子红了:"这...谢谢你。"

"没事,部队同志嘛。"我笑了笑。

"你一夜没睡吗?"她看到我有些发红的眼睛。

"睡了一会儿。"我撒了个谎,其实我一直担心公事包的安全,没敢睡实。

李梅从包里拿出几个煮鸡蛋和一小袋咸菜,分给我一半:"一起吃吧,我妈包的。"

简单的早餐却特别香。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说到了家乡的变化,父母的期盼,还有对未来的想法。

"等服役期满,我想回老家当个小学老师。"李梅说,"我喜欢小孩子。"

"挺好。"我点点头,"我可能会在部队一直干下去吧。"

李梅认真地看着我:"你一定能当个好干部,你很细心,也很有耐心。"

我被她一夸,有点不好意思:"哪有,在连队我可严厉了,老班长都说我太较真,战士们都怕我呢。"

"那是责任心强。"李梅笑着说,"我猜你肯定也很照顾新兵吧?"

我不得不承认她说对了。虽然训练场上我对战士们要求严格,但私下里也会关心他们,特别是刚入伍的新兵,想家时会偷偷抹眼泪,我总会找借口让他们帮忙打扫宿舍或整理内务,分散注意力。

中午时分,火车到了那个县城站,正是我要去送文件的地方。

"你不是要在这下车吗?"李梅问道。

"嗯,要在这办点事,然后再坐车回家。"我收拾好行李,有些不舍,"你呢?"

"我还得再坐半天,晚上才能到家。"李梅说。

我们在站台上道别。阳光下,她的军装显得格外挺拔。

"那个..."我鼓起勇气,"咱们能不能通个信啥的?"

李梅笑了,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纸,写下了她的部队地址:"你可以给我写信。"

我也写下了自己的连队地址给她。就这样,我们在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告别了。

看着她乘坐的火车慢慢离开,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抱着公事包,我按副连长给的地址找到了县武装部,交了文件,才转身去赶回家的车。

回家的五天假期过得飞快。妈做了一桌子我爱吃的菜,爸虽然话不多,但眼里满是骄傲。邻居们听说我当了排长,都跑来看我,好像我是什么大人物似的。我却总想起火车上那个扎马尾辫的女兵,和她明亮的眼睛。

家里人问起部队生活,我只说了些好的方面,没提站岗时冻得直哆嗦,没提训练时累得腰酸背痛,更没提思乡时的难受。他们脸上的欣慰和自豪,让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妈最后塞给我一堆东西,什么腌咸菜、自制的辣酱、缝补好的袜子,我推辞不掉,只好都塞进了行李袋。临走时,爸难得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别给咱家丢人。"

回连队后,我给李梅写了封信,讲了我回家探亲的事。一个月后,收到了她的回信,字迹工整,内容朴实,像她人一样。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断断续续的通信。信里有对部队生活的分享,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彼此的鼓励。虽然相隔很远,但那种战友情让我觉得温暖。

有一次,我们连队组织看电影,是《闪闪的红星》。看到潘冬子和他爸告别那段,我突然想起了李梅。散场后,我偷偷写了封信给她,说了这个想法。她回信说,她们连队也看了这部电影,她还把台词抄在日记本上了。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那趟绿皮火车,那杯热茶。"她在信中写道,"我总觉得那是部队给我的另一种礼物。"

四季更替,时光流逝。李梅调到了另一个部队,我也在连队里忙得脚不沾地。信越来越少,最后断了联系。

许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从部队转业。那个装着我们通信地址的小本子,我一直留着。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联系断了,但每当想起1974年那趟火车之旅,我依然会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冬天,那趟绿皮火车,那位叫李梅的女兵,成了我军旅生涯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不是因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只是因为在漫长孤独的旅途中,有个同样穿军装的人,分享了她的热茶和故事。

军营里有句话:"同志加兄弟,胜似亲兄弟。"现在我想说,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那些军旅中短暂相遇的战友,哪怕只是一面之缘,也能在记忆中长存。

就像那杯热茶一样,温暖依旧。

师友们,这个故事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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