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干部管理体系中，“厅级”是一个重要的职级层次，不仅存在于党政机关，同样也涵盖大型事业单位和国有骨干企业。当这些在不同领域担任要职的厅级干部步入退休生活，其养老金及其他相关待遇的构成与水平，常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深入探讨国有企业厅级干部与机关单位厅级干部在退休待遇上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逻辑。
第一，身份归属不同：决定养老金计算的根本体系
尽管都称为“厅级干部”，但其退休后养老金的计算起点，根本上取决于他们退休前所归属的养老保险制度。
国有企业厅级干部： 他们作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劳动关系和社保关系明确归属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这意味着他们的养老金计算，严格遵循适用于所有企业参保人员的规则和公式，其待遇水平主要取决于其个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实际缴费情况（包括缴费基数、缴费年限），以及制度规定的计算参数。
机关单位厅级干部： 作为公务员序列中的高级别成员，他们适用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该制度有其特定的计发办法，尤其是在2014年改革后设立了十年过渡期（“中人”），其养老金计算涉及新老办法对比、过渡性养老金计算等特有规则。其待遇水平除与缴费挂钩外，还与其退休时的职务职级紧密相关。
第二，核心养老金计算：参数与结果的差异
归属不同的养老保险体系，直接导致了养老金计算过程中关键参数的差异，进而影响最终结果：
视同缴费指数差异显著： 这是影响“中人”（有视同缴费年限人员）过渡性养老金的关键。
企业厅级干部： 其视同缴费指数通常依据本人实际的平均缴费指数来确定。由于企业高管普遍实行年薪制，后期缴费基数大多顶格（即300%的社平工资），因此平均缴费指数往往非常高，例如在四川等地的案例中，达到3.0左右很常见。
机关厅级干部： 其视同缴费指数则主要依据退休时的职务职级由政策统一规定。虽然职务职级对应较高的指数值（例如可能达到2.4左右），但其在职期间的实际缴费指数通常难以达到300%的上限，整体平均缴费指数（结合视同和实际）往往低于同级别的企业厅级干部，如2.6左右。
计算规则差异： 企业厅级干部自养老保险并轨改革后，基本采用新办法计算，退休时领取的即为最终核定待遇。
机关厅级干部若在十年过渡期内退休（即“中人”），则需进行新老办法对比计算，高出部分按过渡期比例发放。
账面养老金结果： 综合以上因素，尤其是在视同缴费指数和实际缴费基数方面的差异，导致仅从基本养老金账面金额来看，同地区、同级别退休的企业厅级干部，其月养老金数额往往高于机关厅级干部。
例如文中提及的四川案例，企业厅级干部退休金可能在16000元左右，而近几年退休的机关厅级干部则在13000元至14000元区间。
第三，待遇构成多元化：账面之外的关键补充
单纯比较基本养老金的账面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退休后的整体待遇水平。两者在待遇构成上存在重要补充：
机关厅级干部的“统筹外”待遇：
一次性退休补贴： 在办理退休手续时，通常能领取一笔数额可观的一次性补贴。
统筹外退休生活补贴： 这是机关退休干部普遍享有的、由财政或原单位提供的按月发放的生活性补贴。这笔补贴不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故称“统筹外”），是机关退休干部待遇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著提升了其实际可支配收入和生活保障水平。
企业厅级干部的补充保障：
企业年金： 作为重要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在经济效益好的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普遍建立且缴费水平较高。企业厅级干部退休后可以按月或一次性领取积累的企业年金，这构成了其养老待遇中非常重要的补充来源，金额往往相当可观。
特定企业补贴（非普遍）： 部分效益极佳、历史悠久的特定央企（如烟草、电力系统等），可能保留一些内部福利或补贴项目，为其退休高管提供额外的经济支持。
但这并非所有国企的通例，且政策环境变化下存在不确定性。大多数国企退休厅级干部不再享受类似机关那种制度化的、按月发放的统筹外生活补贴。
第四，综合比较与平衡点
因此，在比较两者退休待遇时，必须进行综合、动态的考量：
初始账面： 企业厅级干部的基本养老金账面金额通常更高。
补充叠加： 机关厅级干部虽基本养老金可能稍低，但加上制度化的、稳定的统筹外生活补贴后，其实际月度总收入可能与企业厅级干部基本养老金加上年金后的水平接近甚至持平，尤其在考虑了一次性补贴后。
来源稳定性： 机关干部的统筹外补贴来源于财政或制度安排，稳定性相对更高。企业干部的企业年金取决于基金运作和原企业效益，其补充收入更具市场属性。
制度根源： 差异的根本在于两者在职时薪酬结构（市场化年薪 vs 机关职级工资）、缴费基数上限执行情况（企业更容易顶格缴），以及退休后待遇补充机制（职业年金/统筹外补贴 vs 企业年金/有限特殊补贴）的不同设计。
结尾：
国有企业厅级干部与机关单位厅级干部的退休待遇差异，是现行养老保险“双轨制”框架（企业职保与机关事业保）在高级管理人员层面的具体体现。这种差异既源于制度设计的根本分野，也受到在职薪酬模式、缴费执行力度以及退休后补充保障机制等多重因素影响。
企业干部可能在基本养老金数字上占优，而机关干部则享有更稳定、制度化的统筹外补贴作为重要补充。两者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不同序列高级人才退休后的生活保障体系。
理解这些差异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看待不同群体的退休保障状况，也为完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提供了思考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