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对日作战方略》一书的作者为梁心，1933年由日新舆地学社出版。梁心，广东阳江人，曾为广东光华医科大学药物学教授（或有称其为中山大学教授），并创办佛山崇德医院，除了《对日作战方略》以外，出版有《国耻骚辞集》、《新药大成》（首集）、《科学救国与专才救国》、《中国必亡论》、《国耻史要》、《战争毒气防御常识》等书籍。梁心所著之书许多被列入“梁氏丛书”，《对日作战方略》即是该丛书的第四种。从其著作可以看出，在本业之外，他试图对国家与社会作一些病理学判断。日新舆地学社则是由苏甲荣1922年创办于北京。本身仅出版“中外各种地图及地学书籍”，1930年代因应形势则出了不少如《对日作战方略》一样的书籍，如“一·二八”事变爆发以后，该社“印有英文上海战区地图，附以说明，暴露日人罪恶，分赠欧美各国社团学校千余处”。
《对日作战方略》的书名由叶楚伧（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题签，蔡廷锴、蒋光鼐、黄强、赵一肩、沈光汉、李盛宗等人为本书题词（大多为十九路军将官，并且是作者的粤籍同乡）。一开篇，该书强调“夫战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毋宁战亡”。全书共分八篇。第一篇名为“唯战论”，强调“作战可以救亡”，指出作战的优点为：
有优裕之国力、有能战之陆军、有输财之民众、有激昂之民气、有广漠之地面。
而我军尚有几点值得顾虑：
通敌汉奸之众多、外交建设之差池、澎湃民气之无援、科学军器之落后、经济中心之难获、沿海口岸易被封锁。
第二篇缕述日本的情况，包括国力、军备、经济、粮食、物资、杌陧。第三篇则描述我国的情况，包括武力、粮食、物资。第四篇叙述日军对东三省的利用。第五篇讲述世界的情况，包括列强的军力、经济、物质、备战与我国应该执行的外交政策。第六篇筹划我国应该备战的内容，分为财政、粮食、武力、交通、科学、心理几项。第七篇则擘画未来的作战方略。第八篇即是结论。
在结论中，该书指出所谓的“我国不败之五大战策”：
其一为“健雄战策”，即“毋庸求其必胜，只须求有抵抗”。
其二为“持久战策”，即“吾有广大之土地，吾有饶裕之物质，静以待时，默以观变”。
其三为“杯葛战策”，即“日本国脉之营养素（经济）受吾国灌输者达三分之一，全国上下苟一致实践排货工作”。
其四为“纵横战策”，即主张“联美联俄”，或使“英法意德美联成一气，孤立之日”。
其五为“空袭战策”，则称“飞机每艘不过十有余万，县输一具，全国已达二千，足与敌人势力相埒，一旦交绥，则以沿海省为出发点，袭彼东京大阪之经济泉源”。
而后，该书称“日本必自亡”，经济方面因“资本主义组织已沦于末日阶段”，日军穷兵黩武则“足以酿成东亚社会革命”，国势方面则日本在世界大势上列强环伺，文化方面则以历史上汉文化对其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为例，指出“日人之来三百年后，亦不外中华版图增一东瀛省而已”。最后，该书从日本崛起的历史出发，重申“日本苟非从战争谋出路，有今日耶？不战则亡，可为师矣，吾故曰：救亡必战！”总而言之，该书部分论点不无幼稚之处，反映出作者所代表的一大批人看待问题难脱旧时窠臼，但仍有部分论点则未必不是真知灼见，这些观点与叙述至少足资反映当时一部分人对未来中日大战的看法与期待。
《申报》上该书的广告
如上所述，梁心并著有《中国必亡论》一书。此书至少在标题上与《对日作战方略》体现出来完全不同的主旨。究其内容，该书由蔡元培题写书名，并在封面上注明“救亡必读”。该书于序言中列举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现状：
执政似尚未有精诚团结之表现。
富人亦尚未有毁家纾难之豪举。
以救国责任委诸军人，而物质有所未备。
以救国责任委诸民众，而能力有所未充。
以救国责任委诸知识界，而留学生有为其走狗。
以救国责任委诸商人，而仇货易地输来。
继而在正文中缕述国人的问题：
无强健之意志、无持久之能力、无寄托之精神、无强固团结力、无捍国之组织、无一贯之恒心、无坚毅之责任、无保存之力量、无彻底之观念、具欺伪之行为、具怀疑之心理、缺文明之秩序、受重荷之困苦、有沉湎之嗜好、慕富贵之虚荣、国民智识之低下、图利禄而忘雠仇、言论多而实践少。
由以上观之，该书实质上是典型的国民性批判，也继承了中国近代以来普遍的追索与焦虑，即如作者在结论中所说：“症结之大要，则不外己性太强，群性太弱之故”。总而言之，梁心写作《中国必亡论》一书非谓“中国必亡”，而是试图让国人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即“将自国弱点尽情暴露，未能隐恶扬善，殊失诗人忠厚之旨，然事急寇深，见危不告，非所期于爱国者所尽之匹夫责任也，因不避毁誉，付梓以就正全国民众焉”。
然而，《中国必亡论》传达的仍然是极其悲观的论调——“全民细胞为状，已整个变坏”、“全国病态为期已陷入膏肓矣，外侮自外侮，内残仍内残”、“东西南北皆危途，左右前后无出路。”与《对日作战方略》相比，如果不是两本书有许多内容、口吻一致，甚而使人怀疑是不是一个人所写。
即便作者或出于良苦用心，但是一方面，国势危殆之际，此书的出版无异于助长了失败论调的气焰，有人即指出当时社会上部分人生活中有不遂意事时动辄即声言“中国必亡”。另一方面不惟国民性批判易流于空疏，作者亦并未根据弱点提出相应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与作者后来出版的《对日作战方略》合而观之，则更容易导致思想混乱而无所适从。于是，此书出版后，招致许多人反感并群起反驳则是意料之中。比较典型的批评是针对梁心的国民性论调，指出这一观点的偏颇。更进一步则是称“它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为反宣传”、“梁心君若果不是一个不能认识历史的‘无彻底之观念’和‘想思简单’的人，就是一个拥护帝国主义的辩护士”。
梁心此后下落不明，却现存一篇他于1943年刊发在日伪刊物《东联评论》上的文章，该文为日本的所谓“东方道义精神”鼓吹，美化日军侵略。日新舆地学社的创办人苏甲荣，则于抗战爆发后继续在上海绘制地图，因“图中有暗示敌军动向”，而被日军逮捕并施以酷刑，于抗战胜利后伤重身亡。此二人出乎意料与截然不同的结局，耐人寻味。
值得一提的是，梁心“著《中国必亡论》，及《科学救国与专才救国》二书，一时纸贵洛阳，瞬息数版”。或许梁心后来写作《对日作战方略》是对其上一本《中国必亡论》的纠偏与完善，但是一个人先后写出这两本差别很大的书，自当时看来仍然难以被理解。对于《中国必亡论》这样的书，潘公展（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称“这种论调当然合乎自视为亡国之民者的口味，于是不胫而走，争相传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