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济南战役东郊子母堡群攻防战
1948年9月17日拂晓，位于山东济南市东郊的茂岭山被我军攻占，这座170多米高的小山，与周围的几个高地互为犄角，地形险要，是进攻济南城的天然屏障。敌人在山上构筑了十分坚固的工事，并配备了极强的火力，叫嚣至少能守半个月，但在我华东野战军9纵25师74团的凌厉攻势下，仅仅支撑了一夜，就彻底瓦解了。王耀武为此十分震怒，枪决了守军营长，把调往西郊增援的主力——19旅又拉回东郊，并亲自督战，疯狂反扑，发誓要夺回茂岭山阵地。我9纵队首长决定以牙还牙，以攻对攻，坚决把战线向西推进。
攻占茂岭山的当天上午10点，时任74团3营8连副连长的我和全营连以上指挥员跟随着团长、政委，冒着敌人反击的炮火，隐蔽地登上了茂岭山。这时山上硝烟弥漫，布满了弹坑，双方阵亡人员的尸体和破碎肢体以及被丢弃的武器装备随处可见。
我们趴在掩体内向西遥望，地势比较开阔，济南城一览无余。通往市区必经之路上的甸柳庄和马家庄之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子母堡，这些子母堡大多是钢筋水泥结构，十分坚固，堡与堡之间射界相互衔接，能形成交叉火力网。在当时我军缺乏重型武器的条件下，对付这种开阔地上的子母堡，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发现山下通往马家庄的方向有三个由子母堡构成的环型防御阵地，每个子母堡阵地间隔200多米，我们分别称其为11、12、13号子母堡。其中，11号子母堡最大，居中突前。它由东、南、西、北四个子堡组成，每个子堡相距七八十米，用一米多高的土坝连接起来，土坝上挖了不少单人掩体，远远望去，像一个土围子。敌人挖土筑坝后在土围子外形成了一圈壕沟，一人多深，沟里有积水，沟外还有铁丝网和鹿砦。因为我们在山上，居高临下，可以看到土围子中央是一座有多层射孔的大母堡。我参军以来，曾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但打这样复杂的子母堡阵地还是第一次。我想这次战斗不仅要勇猛，还要用招数，必须攻其不备，出奇制胜，才能奏效。
敌人似乎发觉了我们的行动，炮火打得更急了。我们只好躲进了一座钢筋水泥构筑的大碉堡，进去一看，里面竟然很宽敞。团长王景琨高兴地说：“这里好，我的指挥所就设在这里。”接着又说：“茂岭山的战斗，1营、2营打得很好，再攻山下的这些子母堡，就得看你们3营的了。”
团政委孙子玉说：“这些子母堡可是块硬骨头，你们可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都必须把它给我拿下来,为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开辟道路。”
王团长最后指着我,十分信任地说：“傅喜峰，你多次带突击队，有经验，这回还是让你来打头阵！怎么样？”我毫不犹豫回答：“没问题！”
我们8连作为主攻连，受领了攻击11号子母堡的任务，当天下午与营里配属的重机枪排和60迫击炮排隐蔽地开到了姚家庄附近，晚饭还美美地吃了一顿肉包子。那天恰巧是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引起了战士们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特别是大家谈起自家分到了田地，格外兴奋，有说有笑，似乎忘却了面临的恶战。
晚饭后，我们连、排干部一起研究攻击方案，决定：三排长陈梦云带本排从子母堡的东面攻击；我带领一排迂回到子母堡的北面，从侧面攻击；连长、指导员带领二排担任预备队，迫击炮排（3门60炮）负责掩护，重机枪排的两挺勃朗宁水冷重机枪分别加强给一、三排。我仔细检查了每个战士的武器装备和伪装，要求大家行装必须扎紧，以免接敌时发出声响。强调如果有人负伤，疼死也不能吭声，并要求每人多带几个手榴弹，以便拼手榴弹和肉搏战。
虽是中秋之夜，却浓云蔽月。曳光弹不时地划过夜空，或近或远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晚上10点，我们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地向敌人的子母堡阵地进发，行进了三里多路，来到了一条干涸的河床里，这时我们距11号子母堡还有1000多米。连长对我和三排长说：“我带二排和迫击炮排就留在这里，负责掩护和支援，你们分头前进。” 我回过头来，一挥手，一排战士随我沿河床向北走了300多米，然后爬上河崖，径直向西插去。子母堡中的敌人每隔几分钟，就盲目地打几个点射，有时子弹擦着我们的身体掠过，打在周围的地上“噗”“噗”作响，但我们没有人去理会它，心里只想着接近敌堡，消灭敌人。
途中，我们逐渐放慢了速度以降低行军发出的声响，后来则改为猫着腰慢慢向前摸，在距敌堡60多米的时候，我命令轻重机枪手在此选择地形，架好机枪；一、三班在前，二班稍后，以倒三角队形，匍匐着向敌堡接近。借着时而透过云隙的微弱月光，敌堡依稀可见，我带着二班一直往前爬，顶得一、三班只好更往前面靠，直到距离敌堡还有30多米的时候，我们才停下。此时，我的心里也很紧张，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可以说，我们已经摸到了敌人的眼皮底下，只要一个冲刺，就可以把北面这个子堡拿下来，但我们如果稍有不慎，发出任何轻微的声响，都可能提前暴露目标，后果则不堪设想。
在焦急的等待中，一颗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随即敌我双方的枪炮声大作，我一、三排同时从东、北两个方向发起了进攻，敌堡好像被突然惊醒的野兽，疯狂地吼叫起来，但又不时地被我抵近的机枪火力压制住。
年仅19岁的胶东籍战士李孟祥（特等功臣，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牺牲）用胳膊夹起十多公斤的炸药包，一个箭步冲出去，迅速地接近了敌堡，翻身滚进了敌堡前的壕沟。几秒之后，伴随着耀眼的闪光，巨大的爆炸声把三十米开外的我震得全身一颤，敌堡中的机枪立刻哑了。我把驳壳枪一举，高喊一声：“上！”我们一下子就冲到了土坝下，前面两名战士踩着人梯刚攀登上去，就被隐蔽在土坝上掩体内的敌人用冲锋枪打中，倒了下来。
我见状立刻带领大家把几十枚手榴弹纷纷抛了上去，土坝上立刻就像开了锅，一阵密集的爆炸过后，我们又搭起人梯，奋勇登上土坝，并纷纷跳进围子里。一、三班分别向敌堡的左右两侧扩展，我带领二班战士冲进了敌堡。我用手电筒一照，发现了七八名东倒西歪的敌兵，口鼻流着血。地上有几根绳子，延伸到射孔外，我派了个战士出去查看，发现了两个巨大的地雷，每个都有三十多斤，安放的位置恰巧是我带领大家隐蔽的地方，大概是敌人还未来得及拉火，就被我们用炸药包震昏了。
在母堡内的敌人发现我们占领了北面的子堡，便集中火力向我们扫射。浑身是血的李孟祥又抓起一个炸药包，还要再去爆破，在孟良崮战役中解放的新战士小张一把抢过炸药包，说：“看我的！”便就地翻了几个滚，然后向敌堡爬去。敌人射出的子弹在小张周围扬起一排排尘土，小张时而翻滚，时而掩蔽，时而爬行，时而挺起身顽强地扑向敌堡。我着急得直喊：“火力掩护，狠狠地打！”
“轰”，小张送上去的炸药包终于响了，我和全排战士猛扑上去，大喝：“缴枪不杀！缴枪不杀！”在冲锋枪和手榴弹的威逼下，敌人被一个个地逐出碉堡，数了数，竟有30多人，其中包括敌守军连长。
我走进敌堡，看到弹药箱上有一部电话，抓起来一听，里面一个劲地嚷：“顶住！顶住！增援马上就到……”我立刻回了一句：“俺是许司令带来的解放军！你来吧，老子在这里等着你！”
这时东面的子堡在我一、三排里应外合夹击下，也被打下来了，但由于三排发起冲击时距敌较远，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伤亡了20多人。西堡中的守敌吓得全部缴械投降，只有南堡里的10多名敌人逃向了马家庄。担任预备队的二排和负责掩护的迫击炮排乘机占领了南堡和西堡，指导员来到母堡对我说：“宋连长被马家庄打来的炮弹击中，负了重伤，已经送往卫生队了，营长指定你担任连长，负责组织防御，一定要顶住敌人的反扑。”
马家庄位于我们占领的11号子母堡阵地的南面，距离仅有五六百米，敌人至少有一个加强营，我判断敌人很可能从南面发起反扑，因此，我便将防御的重点放到了南堡及周边阵地。
我带着几名战士，扛上刚刚缴获来的6挺加拿大式机枪，又选了几名俘虏，扛上弹药，一并前往南堡。走了几步，忽听空中传来尖厉的呼啸声，我急忙回头喊道：“快趴下！”自己还没来得及卧倒，就被一个气浪掀翻。
通信员马恒慎（华东三级人民英雄，后任山东省老龄办主任）把我拖回碉堡，发现我的右臂被撕开一条大口子，鲜血不断涌出来，便急忙给我包扎，我自己感觉右臂已不听使唤，知道伤了骨头，就让小马用夹板给我固定起来。因心里惦记着敌人可能会乘我立足未稳进行反击，便不住地催他：“快，快点！”
待我来到南堡时，看到战士们正在改造掩体工事，把射击方向转过来，对着西、南方向。直到天亮了，敌人才再次向我猛烈炮击，透过硝烟我用望远镜一看，马家庄方向涌来了一、二百名敌人，有板有眼呈散兵队形慢慢逼近。
我不禁对王耀武这支所谓王牌军的进攻战术感到好笑：“大白天里来进攻子母堡阵地，岂不是送死？”等敌人距离我们只有100来米的时候，我们的十余挺机枪忽然开火，冲在前面的敌人立刻被打倒了一片。
尽管我们的机枪手在敌人炮火的轰击下也不断出现伤亡，但战士们前仆后继，一个接一个地抄起机枪，打得敌人始终靠近不得。相持了近一个小时，我见敌进攻队形已乱，在几个沟坎处挤成了疙瘩，便抓住机会命加强给我连的60炮向敌人密集处和后面的督战队猛轰。这下子敌人终于撑不住劲，狼狈地撤退了。从此，马家庄的敌人再也没敢出来。12、13号子母堡的敌人吓得也放弃了阵地，逃进了马家庄。当夜，我74团对马家庄发起攻击，全歼了守敌。
战后，各级首长高度赞扬我们8连，25师刘京海师长说：“74团8连用两包炸药，就剜掉了王耀武的‘眼珠子’，不愧是智勇兼备的 ‘钢八连’ ”。
二，淮海战役中的碾庄外围伏击战
1948年11月，我华东野战军9纵和兄弟部队一起，将黄伯韬的7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碾庄附近的50多个村庄内。12日夜，我25师74团奉命由南向北攻击由敌军一个团防守的碾庄火车站。在碾庄火车站以北600多米处有一个小村镇，叫“前板桥”，那是敌人前沿阵地，守军兵力是一个营，由我团3营负责攻占。
这次团里给我们8连任务又是打穿插。命令我连天黑以后，隐蔽地潜伏到前板桥与碾庄之间，切断两部敌军的联系。张晨团长指示：“8连执行这次任务，面临的是腹背受敌。你们要像一道闸，不管是前板桥，还是碾庄的敌人来打，或是两面的敌人前后夹击，都要给我死死地扼住。”孙子玉政委还交待：“现在部队减员较多，战斗中要尽可能地多抓俘虏，以便经过教育补充我军。”对此，我和指导员李福海组织全连进行了传达学习。
大战在即，敌我两军都在紧张地做着战前准备，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大约晚上十来点钟，夜色笼罩的大地似乎格外静谧。我带着队伍披着时隐时现的清冷月光出发了，一路上稀稀疏疏的冰晶雪末轻轻飘落，村落中偶而传出一阵阵的狗吠声。
绕过了前板桥，在大约距离碾庄火车站还有二、三百米的地方，我发现一处地形比较开阔，这是碾庄火车站到前板桥的必经之地，便决定在此设伏。我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展开，各自选择地形地物，构筑简易防御工事。
部署完毕，我感觉有点困了，正要打个盹，忽然听见冻结的路面上沙沙作响，脚步声由远而近，我立刻警觉起来。在月光朦胧下，我循声望去，依稀看见从碾庄方向走过来三个人。前、后两个头戴钢盔，肩上挎着冲锋枪，护着中间的一个大个子，那人头戴大盖帽，身穿美式短大衣，是个军官。
我打了个手势，我身边的几名战士便悄悄地摸了上去，然后猛地扑到他们跟前，用刺刀一逼，轻声喝令：“缴枪不杀！”随即下了他们的枪。俘虏押到我跟前，我问他们是什么的？哪里去？那俩名士兵只说自己是勤务兵，护送这位副官去前板桥，至于干什么说是不知道。而那名副官则瞅了我两眼，说了几句听不懂的南方话，便不作声了。
我拿着从那副官身上搜出一张纸，对连里的文书说：“秀才，你来看看这是什么？”文书伏下身子，借着手电光看了一会儿，对我说：“这是一道命令，要前板桥的敌军撤回碾庄车站。”我心想：“太巧了，要不是把他仨抓住，过会儿我们3营攻击前板桥，就要扑空了。”我把卫生员小张叫过来，吩咐说：“你帮着文书把他们三人给我看好了，等明天送到团部去。通信员，你再跟我再到各班、排的阵地去看看”。
刚转过身走了几步，只听身后“哇”的一声惨叫。我大吃一惊，回头一看，见文书仰面朝天，双手捂着脸，痛苦得脚直蹬，而那名敌副官却没命地向前板桥方向跑去。
我当时什么也没顾得想，一个箭步跃上前去，追！那家伙脚穿大皮鞋，哪里跑得过我？仅追出二、三十米，就被我一把拽住了后脖领。我气呼呼地说：“你他娘的给我回来！”随后，使个跘子，想把他撩倒在地。哪知他猛地翻身使了个反扣，一下子挣脱了我的手。
我一看他不老实，便一边掏枪一边厉声喝问：“怎么？你想找死！”只见他似乎害怕地退了两步，又“忽”地跳起，飞踹过来。因我毫不防备，胸口上重重地挨了一脚，向后踉跄几步，跌坐在雪地上。
再看那名副官，已窜出三十余步，就要消失在夜暗中。我只觉得一股怒火直冲头顶，两眼冒金星。气得大骂：“你个畜生！我让你跑！”一抬手就抠动了扳机。随着“叭”的一声枪响，那家伙应声栽倒。此时，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不该开枪，担心因此暴露了我连的设伏行动。
通信员蒋永正随后追了上来，急切地问：“连长，你怎么啦？”我回答说：“没事！你过去看看，那家伙准是让我打着了。如果他还有气，就给我拖回来，让卫生员给他处理一下，我要拿他问话！”我揉了揉胸口，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便起身回来查看文书伤势。
匆匆来到文书身边，卫生员小张对我说：“那家伙太狠了，把咱秀才的鼻梁打折了”。我没好气地说：“你是干什么吃得？白长了大个子啊？”小张委屈地说：“俺、俺不是没防备嘛。”那俩个俘虏兵看我怒气冲冲，吓得直发抖。小张对他俩说：“不用害怕，这不关你俩的事，解放军从不虐待俘虏。”又说：“俺连长手中的驳壳枪能百步穿杨，你们那个当官的还想在这里耍滑头，那就是找死！”
这时，通信员回来了，气喘吁吁地说：“那家伙后背上中了一枪，我给他翻了个身，那血咕嘟、咕嘟地直冒，眼看着翻了白眼，断气不行了。”
那俩俘虏兵互相看了看，怯生生地对我说：“那个副官是团里的武术教练，仗着一身功夫，经常欺负弟兄们。今天这个下场，也是他的报应！”我听后，有些不服气地说：“若不是打济南时，俺这只胳膊负了伤，至今还没好利索，就是空手对打，俺也不会输给他。”
半夜时分，前板桥方向响起激烈的枪炮声。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前板桥的敌人乱轰轰地退了过来。我见状命令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并立刻带领连队迎头冲击，敌人全被吓懵了，纷纷举手投降，我们一下子抓了七十多名俘虏。
天亮后，等到我们把俘虏带到营里，再一点数，竟然成了一百二十多名。经询问得知，原来有些被打散的敌人，看到我们押送的俘虏队伍，就偷偷地加入进来了。其中有个俘虏兵说：“其实俺早就想‘解放’了，今天才有了这个机会。”我听后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这时，我才感觉到胸口发闷，吸气时隐隐作痛，便用力一咳，一大口咸乎乎的血沫子吐了出来。仗着年青力壮，我一声也不吭。因为心里觉得：今天吃的这个亏，有点太窝囊！如果传出去，俺可丢不起这个人！
三，上海战役市区攻坚战
1949年渡江作战以来，我们27军236团8连始终作为先遣队一路向南乘胜猛追，沿途战斗打得势如破竹，十分顺手。我们经常整连整营的俘虏敌人，战士们手中的武器大都换上了美式的冲锋枪、卡宾枪，士气十分高涨，我作为连长也连续获得表彰嘉奖。
5月16日我们意外地接到了停止追击的命令，奉命进驻上海西郊青浦地区的佘山村进行整训，整顿主要是学习政策和纪律，训练则主要演练水网作战和巷战。这一切都是为解放大上海做准备。
当时正值黄梅季节，我们在连绵不断的阴雨中风餐露宿，终日浑身湿透。为了在泥泞中行动方便，大家干脆脱掉了鞋子，一个个卷起裤腿，赤着脚摸爬滚打。眼看着许多战士的伤口因泥水浸泡，感染化脓，我的心里既心疼又懊恼，不住地诅咒这“发了霉”的鬼天气。
23日晚上，我们终于等来了出击的命令。我立刻带领着早已憋足了劲的8连战士借着夜幕的掩护，从敌人设防阵地的间隙中穿过，直扑上海市区。天亮时分，我连就赶到了北新泾镇，并迅速发起冲击。
首次冲锋我们便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我们没有与守敌做逐街逐房的争夺，而是以勇猛穿插，迂回包围战术，打得守敌不知所措。仅用了半个小时，我们便打垮了敌人一个保安团，不仅抓了30多名俘虏，更加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截住了敌人12条给养船，缴获了一大批的白面和猪肉。如今有了这么多好吃的，我一心想着与穷苦百姓共享，立即决定把补充给养后剩下的粮食和猪肉全部分给当地群众。看着我连战士们兴高采烈地给老百姓分粮分肉，我的心里着实乐开了花。
25日晚，团长命我连从西藏路北上“抢渡”苏州河，去消灭北岸负隅顽抗之敌。同时还严令我们在战斗中不准打炮，也不准放炸药，一定要注意保护城市建筑和市民的安全，违者严办！
夜里1点多钟，我们在上海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向导指引下，从小弄堂中迅速穿行，七拐八拐，插到了西藏路。没有想到这条宽阔的大马路上此时竟然灯火通明，两侧高楼林立，但不见行人和车辆。
为了防止敌人冷枪，我让队伍沿墙根拉开距离，各班交替警戒，互相掩护着向北行进，到达河边才发现苏州河与我们想象中的河流大不一样。幽黑的河面在稀疏灯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宽度虽然不过五十来米，但河水较深，两岸是垂直的石筑堤岸，高出水面一米多，根本无法徒涉。对岸尽是高楼大厦，数不清的窗口里不时打来一串串机枪子弹。楼下还有数辆装甲车，一边“轰隆、轰隆”地巡弋，一边“呯、呯、呯”地喷吐着火舌。据说这些敌人是守卫上海的所谓“王牌”――汤恩伯新组建的青年军。
我同指导员李福海一商量，认为只能找座桥梁冲过去。虽然对岸敌人火力极强，而且地形易守难攻，但我们还是信心十足。因为我们27军在历次攻坚战斗中所向披靡，靠的就是有一大批擅长夜战，敢打肉搏的勇士。我8连通过攻莱阳、下潍县、克济南、打碾庄，早已把我们部队的看家本领――夜袭攻坚战术运用得十分娴熟了。
我们隐蔽地接近了一座宽阔的大桥，向导说这是“泥城桥”。我把连队带进附近码头的仓库中，进行了短暂的休息，准备在天亮以前冲过桥去。我观察好了地形地物后，命令把我连的两挺“加拿大”轻机枪架在仓库的二楼上，负责掩护。机枪班长黄云飞，虽是个“解放战士”，但作战十分勇敢，战斗经验丰富，特别是他眼力好、出手快，长、短点射控制得当，往往用一挺机枪就能压住对方的好几个火力点，深得我的信任。他一边调整着机枪的位置，一边对我说：“连长，你放心。对岸敌人的几个火力点，俺都瞅准了，待会儿你一下命令，俺立马叫它们都哑巴了。”
我看到库房中堆放着许多写有洋码子的木箱，觉得好奇，便让战士用刺刀撬开了一箱，发现里面竟是些崭新的雨衣。这些草绿色雨衣摸上去又光滑，又柔软，还非常轻便可体。对于近期整天在阴雨中行军打仗的战士们，这真是难得的好东西。于是我当即决定从中拿出6件，让那些身上带伤和有病的战士穿上。通信员蒋永正在一旁提醒我：“连长，这会不会犯错误？”我瞪了他一眼，喝道：“这是军用物资，你不懂，少废话！”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嚷嚷声，我正要责问，只见我们营教导员王洪带着一个长着满脸胡子的大个子走上楼来。走近才看清这个大个子是个外国人，但会说中国话。他大声嚷着：“我们完蛋，你们也完蛋！”说着拉我走到窗前，指着库房北邻几十米高的巨大圆形物体，生硬地说：“这个大铁塔，里面装的全是瓦斯（煤气），子弹打上去，就会发生大爆炸，比黄色炸药还要厉害！”
教导员对我说：“他是这个煤气公司的工程师，说的可能有道理。”这时，我也感到问题严重，只好决定把队伍撤下来，再去寻找别的攻击点。我们沿河向西走，到了乌镇路，又发现一座桥。这时天色已亮，可以清晰看到河对岸是一大排乌黑的二、三层楼。其中右前方一座四层钢筋水泥建筑比较突出，上面有四个醒目的大字――“四行仓库”！敌人在里面设置的火力点极多，射出的子弹打在桥面上火星四溅。
由于攻击时间被延误，我们失去了夜幕的掩护。敌军凭借北岸的高楼，居高临下用轻重机枪织成了稠密的火力网。看来突袭是打不成了，只能强攻！为了弥补我掩护火力的不足，我让连里枪法好的老战士换上射击精度较高的“三八式”步枪，专门狙杀敌人的机枪手。又把二班调上来，这是由10多名手持清一色的汤姆式冲锋枪精干战士组成的敢死队。我让他们在有限的火力掩护下展开强攻，为全连杀开一条血路。
我连敢死队员匍匐上桥后，由于完全暴露在几乎毫无掩蔽的桥面，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头，并不断出现伤亡。眼看着我敢死队的攻击受挫，鲜血染红了桥面，我心急如焚，“炮啊，炮啊，此时如果有直瞄火炮支援，我们立马就能杀过对岸，但上级偏偏不准我们用炮打，唉！……”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对岸左侧手榴弹爆炸声骤起，烟雾升腾。我从望远镜中看去，发现与我并肩作战的7连在迟浩田指导员率领下，已从左翼突破。我知道，率先突破敌人防线的战友此时最容易遭遇敌军疯狂反扑，情况紧急。事不宜迟！我立刻纵身跃起，把驳壳枪一举，高呼着：“跟我上！”不顾一切地带领全连战士猫着腰冲上了大桥。
桥面上弹如雨下，而我们一个个前仆后继，像一股旋风顽强地扑向北岸。当我率先冲过对岸桥头，就势滚到一处墙角隐蔽时，听到桥上有人重重地跌倒，并叫了一声：“连长……”我回首望去，只见从胶东就一直跟我身边的卫生员（小张）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小张是个大高个，身强力壮，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火线上把负伤的战友背下来，挽救过许多战友的生命，屡立战功，深受同志们爱戴，没想到他却牺牲在这全国胜利解放的前夜。
战士们都被激怒了！谁也顾不得危险，只要见到有射孔的窗口，就扑上前去，把一枚枚手榴弹塞进去，紧跟着捣开沙袋、砖头等掩蔽物，奋勇争先地跳窗、破门而入，端着冲锋枪猛扫。我指挥一、二排迅速向两翼展开，三排向纵深发展，扩大突破口；我率机枪班扼守桥头，防止敌人反扑。在我连战士的轮番冲击下，敌人再也顶不住了，一一被我逐出楼房，狼狈地四处逃窜。
这时，我见桥南又有兄弟连队即将赶到，便集合队伍继续向东北穿插。我们边打边走，推进了500多米，发现一处高墙围着的大院，只见挂着 “上海市地方法院”牌子的大铁门紧闭，门上的小窗口里探出一挺大口径机枪，疯狂地向外扫射。院内有座灰色的8层高楼，楼上的敌人利用各个窗口不断地打着冷枪。我推测这可能是敌人的重要的机关，便决心消灭里面的敌人。战士想翻墙进去，可刚一爬上墙头，就被敌火击中，接二连三地从墙上摔落下来。转眼间，我们又伤亡了几名战士。
怎么办？我心一横，豁出去了！我冲着8班长大喊：“小马，还愣着干什么？快放炸药！”8班长马恒慎虽然对爆破非常在行，但却不能保证周围建筑的安全，便对我说：“连长，俺不是怕死，实在是上级严令禁止在市区放炸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把驳壳枪往腰间一插，上前把身背炸药包的战士拽过来，一边解下炸药包，一边说：“难道同志们的生命还抵不过这个破房子？你们不敢放，俺自己放，老子今天豁出去了！”8班长连忙又从我手中抢过炸药包，说：“那还是俺去吧。”他迅速在大铁门下安放好炸药包，拉着了火。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铁门粉碎，抵在门后的一辆装甲车，被掀翻出去十多米。硝烟还未散开，我就带着战士乘势而入，迅速占领了大楼底层。
因为这是市区内唯一的大爆炸，楼上的敌人完全被吓坏了，大声叫喊着“别放炸药，千万别再放炸药，我们要起义”。指导员说：“不能算他们起义，顶多也只能算投诚。”我不耐烦地大吼：“什么起义不起义，俺说了也不算，先缴枪再说，不然俺还要放炸药！”敌人只好纷纷把枪扔下楼来。我们在这栋大楼里俘虏了敌人一个营，共计400多人，其中有一名上校旅长、二名少校副官。
此后，枪声渐渐平息下来，苏州河北岸的敌人全部放弃了抵抗。在总结这次战斗时，上级为我们8连记了一等功。团首长评价我有三条优点：一是作战勇猛，二是吃苦耐劳，三是爱护战士。但认为我未经请示，就擅自分粮食，拿雨衣，特别是竟然违抗军令，放了一包炸药，错误也很严重。因此，决定对我“将功折罪”，不奖也不罚，便把原来打算为我申报战斗英雄的资格取消了。对此，我也没在乎，心里想：“今后只要还让俺带突击队，有大仗、硬仗打就行！”但只有一件事，让我当时总也想不通：“为啥不让给穷人分粮食？那俺来参加革命干什么！” (整理/流水行云 )
傅喜峰，1926年8月生，山东省昌邑县柳疃镇东傅村人。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 943年参加革命工作，任区武工队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五师十四团八连班长、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排长、八连副连 长、连长；参加过胶东保卫战、莱芜、孟良崮、周村、潍县、济南、 淮海、渡江、上海诸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1 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七十九师二三六团三营 副营长、营长；参加过第二、五次战役和金城地区防御作战。 1 955年入军事学院学习，1959年毕业回七十九师编写战例。同年调任南京军区司令部科研处参谋。1965年调六十军一七九师，历任五三七团团长，副师长。1969年调南京军区司令部，历任训练部部长，空五军参谋长，空军司令部副参谋 长。1983年12月离职休养。 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授予“战斗英雄模范”称号。1968年授予南京军区学雷锋标兵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