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军实行的军衔制，对授予元帅军衔人员的标准规定得很高。
这年2月8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批准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说：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对元帅军衔的批准与首次授予权限规定得也很高：元帅军衔，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由国家主席命令授予的。
最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0人。
其中，朱德总司令众望所归地位列十大元帅第一位。
开国元勋朱德，他不仅是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元帅，还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有着“红军之父”的美誉。
人们都尊称朱德为“红军之父”。这是对朱德最大的褒奖，朱德也无愧于这一光荣称号。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级人物里，朱德的年龄最大。他比毛主席大了七岁，比周恩来、刘少奇大十多岁，德高望重。
当然，人们对朱德的尊敬，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年龄，而主要感悟于他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巨大作用，以及伟大功绩。
首先，朱德不但参与领导了用革命武装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革命武装被打散之际，在革命最黑暗的时刻，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保留了一颗很大的革命火种，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源头之一，就是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2万人最后剩余的零星队伍。
当初，南昌起义军在粤东北的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人直奔潮汕。
朱德率领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的兵力留守当地，防止敌人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
朱德率部经过3天3夜的阻击，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但部队撤出三河坝时仅剩2000多人。
朱德本想去寻找主力，又路遇溃败下来的第24师200多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军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一夜之间，这支部队成了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
面对如此严峻而又困难的局面，到底该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作出决断。
这时，朱德是副军长，级别最高，年龄41岁，军事经验丰富。他坚决反对解散队伍，提出隐蔽北上，过赣南西进，去湘南。
大家被朱德异乎寻常的执着和坚定所折服，最后，大部队从粤东北出发上路了。
朱德就像一个举着火炬的领路人，率部北上西进。先到闽西武平，遭遇追敌，一仗下来，队伍便剩下1500多人了。
接着，部队在通过闽赣边界的石径岭地区时，朱德亲自指挥，冲锋在前面，最后终于杀开一条血路，往赣南进军。
进入赣南时，已近冬天，部队缺粮少弹，缺医少药，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还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与上级党委的联系也没有恢复。
此时，部队战斗力越来越弱，朱德仍咬牙坚持率部西进。但是，走到籁南安远县的天心圩，有的人坚持不住了，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出现离队的情况。
最后，军政领导体制开始崩溃。师以上军政领导只剩朱德一人，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第74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第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基层连级干部也少得可怜，只剩林彪、赵尔陆、杨至成、聂鹤亭、赵铭，战士中最坚定的就是班长粟裕。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在这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朱德出来说话了。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终于成功了。我们现在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
“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今后的革命中就会起很大的作用。”
“我相信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但都为朱德的讲话所振奋。
朱德接着说：“军阀混战时，一个班就可以占一个县。我们现在这些人就可以占几十个县。因此，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决定不走的。”
在最困难、最无望，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朱德表现出坚如磐石般的革命性，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转移到赣南大余县时，急需整顿组织。朱德与陈毅等商定，暂时将部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5纵队。
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辖3个步兵大队、1个特务大队、1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1个教导队，全纵队共计800余人。
接着，朱德率部来到赣南西部崇义县群山环抱的上堡镇，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整训。
一是在政治上加强组织建设，除进行党员登记外，又发展了一批革命坚决的人入党；二是在休息整顿、养精蓄锐的同时，加强军事训练，三是开始学习做群众工作，壮大部队的力量。
朱德率部在赣南地区进行的“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和“上堡整训”，后来被称为“赣南三整”。
“赣南三整”与井冈山的“三湾改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我军建军史上的重大事件。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不足千人的家底。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中流砥柱和战斗力的核心。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过。
1928年1月，朱德部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
1928年4月，朱、毛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朱德部主力编为第28团，首任团长王尔琢，第二任团长林彪。
1929年1月，第28团改称红4军第1纵队。
1930年10月，红4军第1纵队改编为红4军第10师。
1933年全军整编，红4军第10师缩编为红2师第4团。
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第33军第294团编入红4团。
1935年9月，红4团改编为陕甘支队第1纵队第4大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第4大队改编为红2师第4团。
抗日战争，红4团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1营。
1939年，1营扩编为苏鲁豫支队1大队，后称第1团。
1940年，第1团改称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1旅第1团。
1941年，第1团改称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
1946年，第19团进入东北，改编为东野第6纵队第16师第46团，
1948年11月，第46团改称第43军第127师第379团，团长吴纯仁。
红28团一路走下来，到1955年全军授衔时，一个血脉相承，走出了以下开国将帅：
大将：粟裕；上将：杨至成、赵尔陆、萧克、萧华、赖传珠、杨成武。
中将：欧阳毅、唐天际、邓逸凡、梁必业、王辉球、康志强、张仁初、谭冠三、陈正湘、曾思玉、张国华、田维扬。
少将：资凤、刘永源、刘少卿、朱耀华、吴融锋、何敬之、黄霖、方正、陈坊仁、王东保、黄作珍、廖步云、马泽迎、邓龙翔、熊伯涛、罗华生、王学清、蔡永、梁玉振、胡炳云、卢仁灿、李木生、江拥辉、张万春、王良太、李士才、龙书金、郭成柱、宋维秋。
1961年晋升少将：刘镇、吴纯仁；1964年晋升少将：刘世洪。
若干年以后，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时，陈毅回忆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当年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说：“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是很难存在下去的。”
第二，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领导者之一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
1928年5月25日，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首次正式称为“红军”之后的第一个军，朱德任军长。
1930年8月后，朱德又相继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
这样，就奠定了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后，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期，直至授衔前夕，朱德一直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象征。
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一直成为朱德的代称。
萧克上将在回忆早年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既来源于中央军委的正式任命，也来源于红军将士对上级的服从与尊重。
但它更来源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的危急环境中锻造出来的革命坚定性。
第三，朱德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革命性和坚定性，维护党和红军的最高利益。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
为了便于行军作战，红军总部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并分左、右路进军北上陕甘。
朱德与张国焘指挥左路军。但张国焘野心膨胀，想另立中央，就百般破坏中央的北上方针，企图带左路军南下。
朱德则表示赞同北上，反对南下。张国焘见说服无效，竟然采取突然行动，下令把朱德扣押起来。
张国焘对朱德讲了种种不能北上陕甘，只能南下折回川康的种种理由，并用命令的口气威胁朱德说：“第一，你必须公开谴责毛泽东，断绝与毛泽东的一切关系，第二，你必须公开谴责中央北上的决议，与毛儿盖会议划清界限！”
朱德鄙视地看着张国焘，听完他说过这番“高论”，接着坚定地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与毛泽东的关系。中央北上的决议，我是举手赞成的，我怎么能反对呢？”
张国焘料到朱德不会轻易就范，于是逼近朱德并发出一声断喝：“如果拒绝这两项命令，枪毙你！奉劝你三思而行，免得后悔！”
看到张国焘这副嘴脸，朱德神色严峻。他双眉紧锁，对张国焘怒目而视，说道：“我朱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和我们部队的战士一样，对毛泽东是有感情的，对党中央的路线是信任的，你愿意枪毙就枪毙好了，我决不接受‘命令’，也绝不会有什么悔恨而言，有的只是莫大的自豪！”
“因为你朝思暮想的是叛党投敌，卖身求荣，而我梦寐以求的是人不可没有傲骨！我宁可饮弹身亡，也决不做任何损害党的事情。”
第二天，朱德用张国焘送来的供他写反对毛泽东、反对北上声明用的笔、纸，写下了一行苍劲有力的大字：“拥护毛泽东！拥护党中央！拥护北上！”
第四，朱德一生军事著述颇丰，重要著作已收入《朱德选集》和《朱德军事文选》。
战争年代，朱德军事思想主要在战略方面，围绕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来展开阐述。
朱德强调，人民军队具有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三大特点，因此，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建军的总原则。这也是毛泽东的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
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须在部队中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连队党支部应成为全连领导与团结的核心。军事行政系统必须执行党的路线和决议，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同时，贯彻党的路线和决议的大量工作又需要经过军事行政系统去完成，党组织也必须尊重军事行政系统。
关于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朱德指出，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实行军队与民众相结合的群众战战略。
一切最好的战略战术，都是实事求是，合乎辩证法的。人民战争的用兵原则，应当是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
攻歼目标的选择上要坚持避强击弱，各个击破，作战形式上要实行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相互配合。
要根据每一仗的情况灵活运用山地战、隘路战、追击战、运动战、遭遇战、袭击战等战法。总之，用兵务求趋利避害，争取主动，机动歼敌。
有人说，朱德是中国革命游击战争的“鼻祖”。
的确，朱德早在1925年于苏联学习期间，就率先提出“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法雏形。
后来，他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一起总结提出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制定了以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为主要特点的红军运动战原则。
他发表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都提出红军要用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
朱德强调，当敌人显然强大于革命势力的时候，应该把游击战争作为战略武器。游击战争必须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
游击队的活动应坚持积极、主动、进攻三个原则。战术的基本形式是突然袭击，行动的基本要求是迅速、秘密和坚决。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机动战原则是：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
游击战须与运动战相互配合掩护。游击战争虽然十分重要，但不能解决战争的最后胜负问题，革命力量壮大以后，应逐步向运动战发展。
朱德的军事思想，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指导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