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戴季英”这个名字比较陌生。其实在我党历史上，戴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经是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是我党早期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戴在建国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戴季英
“功绩累累”
1907年，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松树岗镇一个地主家庭。1927年2月，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国民革命运动。同年，年仅20岁的戴回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担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
当年11月初，中共鄂东特委决定举行黄麻起义，戴当选为黄麻农民起义总指挥部成员。
11月13日晚10点，戴等人带领黄（安）麻（城）两县的3万余名农民突破黄安城池，歼灭了县警备队，缴枪100余支，活捉了县长。
1928年春，黄麻起义农民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戴任军党委委员，二人率部开始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
1929年12月，戴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参与领导创建和巩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
1932年4月，戴任红四方面军25军政委，率部在皖西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反“围剿”失利后，红军主力被迫长征。
戴所在的红25军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此时，戴已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34年12月10日，红25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在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
红25军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期间，戴历任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参加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1月，国民党以11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边区发动第一次“围剿”。
红25军在吴焕先、戴等人的率领下，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很快打开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局面。
3月10日，吴焕先、戴指挥红25军在陕西洋县华阳镇石塔寺附近设伏，截击敌军警备第2旅两个团，击溃敌军5个营，毙伤敌军200余人。
4月9日，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发动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吴焕先、戴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率部每天行军百余里，日夜与敌周旋。
6月，红25军北上商洛，奔袭古镇荆紫关。
7 月，红25五军又在山阳县袁家沟口伏击敌军警备第1旅，毙敌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宣告失败。
1935年7月16日，红25军主力离开鄂豫陕苏区，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
1935年8月21日，红25军军部机关直属队在泾川县王村遭敌35师突然袭击，战斗中，吴焕先不幸牺牲。之后，部队在戴和徐海东的带领下继续长征。
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胜利会师。
抗战全面爆发后，戴被中央派往大别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是高敬亭。
1939年6月，高被错误“处决”后，戴升任司令员。
其后的两年中，戴带领第四支队与日寇作战大小数百次。战斗中，戴敢闯险境，善打硬仗，临危不惧，英勇不屈，无数次重创日军。
解放战争中，戴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
他与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紧紧扼守中原战略要地，牵制住国民党相当多的兵力，为我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6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对我中原军区六万余人形成包围之势。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开始。
突围成功后，戴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原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
黄麻起义（油画）
“错杀”将士
在二十余年艰苦的对敌作战中，戴沉着冷静，指挥若定，为我党的革命事业立下不朽功勋。但同时，戴也因个人私欲，“错杀”了无数指战员，给我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1933年5月，戴命令根据地保卫局将红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关押起来。
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这49名官兵全部被处决。
随后，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73师政治部主任、黄麻起义的领导人戴克敏、戴继伦、曹学楷也相继惨遭迫害。
由此，最终导致红25军实力受损严重。
1935年9月，红25军在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会师后，又将其政策带到了陕北根据地。
10月1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被逮捕。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捕。
10月6日，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高岗先后被捕。
接着，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60位主要领导人，也遭到打击或迫害。
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儿子刘力贞也被牵连入狱。
刘志丹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峻形势后，毛主席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并派人接管了政治保卫局，救出刘志丹等人。
1937年11月，中央派戴到大别山新四军第四支队做副司令员。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原来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就是戴的部下，对戴在鄂豫皖的作风深恶痛绝。
因此，戴和高敬亭关系不和。戴多次向中央和新四军总部“打小报告”，捏造事实，对高诬告陷害，挑拨高与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的关系。
1939年5月，四支队主力七团团长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侵吞金银叛逃，投靠了桂系军队。
因杨、曹是高一手提拨起来的，戴就向新四军军长打报告说，杨、曹叛逃是高指使的。
在戴的煽动下，高被抓了起来。戴亲自对高罗织罪名。
最终，高敬亭这位战功赫赫的共产党高级将领被错误处决。
“要官”惊动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戴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但戴对组织上给自己安排的职务很不满意。
他认为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无论在资历、威望、党龄、贡献等各方面都与自己相去甚远。
在这样的心态下，戴多次公开发表与省委意见相左的言论，公然在干部会议上诋毁省委领导。
1951年底，戴还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对河南省委领导进行攻击，要求让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
毛主席看了戴的“要官信”后，大为震怒，认为“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毛主席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
“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年2月12日，戴被开除党籍，回家反省。
从此，戴季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