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时间4月7日，美方威胁进一步对华加征50%关税，将达104%。今天（4月8日）上午8时48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明确表态，“如果美方升级关税措施落地，中方将坚决采取反制措施维护自身权益。”
在特朗普“对等关税”下，显然所有局中人迟早都要分担代价。
应对之法唯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毕竟，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也在情理之中。想当年，大英帝国零关税开放市场，彰显霸主气魄。而今美国，虽经济依旧强大，但霸主地位已不复当年，税收态度也倒退回19世纪。这一操作迟早要来，只是因特朗普的二进宫而提前了。
“强则贸易自由，弱则关税壁垒”。如今美国实力不再最强，搞点关税壁垒也正常。
但到了今年，我们突然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未来，各国都需解决好自身内政，别总想着依赖别人。我们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担心美国打过来吗？笑话！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几乎不可能。
哪怕在1951年的朝鲜战争，美国比中国强那么多，都不想开战。
1996年台海危机。中国海军连一艘像样的驱逐舰都没有，主力战机还是老旧的歼-6、歼-7，苏-27仅20多架。就可以将拥有10多艘航母、上千架四代战机的美军，逼退200海里。中国用行动证明：家门口的战争，美国未必能赢。
2006年，辽宁舰初具战力，东风-21D反舰导弹让美军忌惮，美国智库评估：在第一岛链内与中国开战，美军胜率已不足50%。
又过了10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美国孤注一掷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更低了。
同时，俄乌战争爆发后，我们北方基本安全。东南亚国家只会小打小闹乱嚷嚷。长期来看，印度可能是个大麻烦，但中国早就做好了布局。一方面，中印边境问题已经基本谈妥；另一方面，莫迪并不傻。前些天，莫迪还明确表示：中印关系就像家人一样，有矛盾是难免的，但完全可以避免纠纷。而且印度现在也在忙着维持和周围国家的和平，创造“内稳定”格局，以巨大市场吸引各国投资。
美国呢？他们现在也想解决内部问题: 产业结构畸形、高通胀以及政府巨额债务。这些问题是美国当前经济面临的核心挑战。以前，美国主要依靠中国来缓解这些问题，通过中国的廉价工业品平抑通胀，依靠中国购买其国债。但近年来，美国觉得之前的体系过于“共赢”，中国发展太快，难以接受，于是想将中国排除在体系之外，今后他们也只能依靠自己了。
那么，中国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什么？显然，消费疲软、人口老龄化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构成了主要矛盾。这些问题不仅中美双方均难以有效破解，更是无法回避的长期课题。具体而言，中国消费市场的低迷与民众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密切相关，这从长期强调的“消费刺激政策”中可见一斑。
老龄化问题正日益凸显其严峻性。当前，我国的养老负担已呈现加重趋势，平均每6名劳动力需共同承担1位老人的养老责任。展望未来，这一比例预计将持续恶化：10年后，这一数字将降至5名劳动力对应1位老人；而到了20年后，更将进一步缩减至3名劳动力赡养1位老人。据联合国权威预测，至204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越美国、日本及欧洲三大经济体的总和。面对这一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老龄化挑战，我国仅有约十年的准备时间窗口。
所以，我越来越不关注加关税之类的事了。纵观近现代经济史，贸易战始终是国际权力博弈的重要载体。从19世纪英德关税对抗到21世纪中美贸易摩擦，一个耐人寻味的规律反复显现：依赖金融霸权发起贸易制裁的国家，往往难以撼动具备完整制造体系的经济体。
若存在潜在风险，则可能体现为内部矛盾的加速激化，这一现象可参照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危机时期的经验。彼时日本经济危机的爆发，本质上是长期累积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在外部贸易摩擦冲击下的集中显现。
当前中美关系格局呈现出显著的相互制衡特征：任何一方均难以通过外部手段彻底瓦解对方体系。若某方出现系统性危机，其根源更可能源自内部治理机制的失控。未来竞争焦点已从传统地缘政治博弈转向内部治理能力的比拼，具体表现为：能否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优化，切实提升民众对国家发展前景的信心指数与社会安全感。在此维度具备显著优势的治理主体，将更可能占据战略主动地位。
当下，我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感悟：外贸固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若过度执着于外贸，从长远来看，反而不利于我国的持续健康发展。外贸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过度重视外贸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他重要事务的推进。
例如，我们本应更早预见到当前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并提前制定策略来拉动内需、释放消费潜力。要有效提高内需，需严格遵守劳动法，提升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消费所占的比重，同时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让民众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用于消费。但这一举措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倘若将外贸视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那么行业内卷现象便会愈发严重，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往往会采取压低员工收入、延长工作时间、依赖出口退税等手段。然而，这种发展模式显然存在诸多弊端，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激发14亿人的潜力。内需潜力的开发存在两个核心方向：其一，需聚焦于社会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释放，这要求为民众提供更充裕的闲暇时间；其二，需着眼于消费能力的提升，这依赖于居民收入水平的实质性增长。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增加闲暇时间还是提高收入水平，这些政策导向均与当前外贸驱动型经济模式存在潜在冲突。
此次加税举措实施后，挖掘内需潜力已然成为我们必须直面且无法回避的终极应对之策。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并非消极之事，反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聚焦于解决内需方面存在的问题。
接下来三件要事：
一、改善民生，推动向消费型社会转型，释放14亿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鼓励有能力者创业。
二、优化国内环境，增强私有财产安全感，吸引海外资金回流。需完善法制，以上海模式为典范向外推广。
三、严格执行劳动法，确保企业合法经营。若企业依赖违法经营，应予以取缔；若合法经营难以维持，则需修订法律，但法律必须确立，人人遵守。
近两年，我观察到全球多数国家陷入“停滞”，不仅经济停滞，思想观念也滞后，且政府与民众缺乏解决问题意愿。相较之下，我国仍充满生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当前，上一轮全球化浪潮退去，我国是最大受益者之一。但形势变化下，发达国家离岸外包业务或萎缩，对我国是挑战，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影响更严峻。
长远看，危机孕育转机。面对复杂国际环境，我们应回归理性，脚踏实地做好自己。具体要保障民生，完善社保，激发14亿人民的创造力和消费潜力。如此，即便外部环境波涛汹涌，我们也能在全球格局重塑中占据有利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