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里奥纳多·阿图奇，翻译/观察者网 陈佳芮 】
言论自由通常被誉为民主的基石。然而，在巴西这样的国家，媒体的所有权集中在金融精英手中，这种所谓的自由可能成为破坏发展和民主本身的工具。当大众传播渠道为少数人利益服务，而非惠及更广泛的公众利益时，言论自由便不再是民主辩论的机制，而是沦为经济和政治操弄的工具。
巴西媒体机构分布图 图表纵向由上到下分别为报业、电视、广播和互联网，横向列出巴西十大媒体集团。环球集团（grupo globo）全媒体覆盖，旗下机构最多；环球、班德兰蒂斯（bandeirantes）和南大河州（rbs）集团控制超60%的主流媒体资源巴西媒体所有权监测机构
媒体垄断
虽然从理论上讲，新闻自由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践中，它往往在经济精英的控制下运作，尤其是受到金融部门和大公司的控制。在巴西，传统媒体集中在少数家族和商业集团手中，形成了寡头垄断。
这些媒体推崇亲市场的政策，推动私有化、削弱政府职能及削减社会开支。国际与本土金融集团利用媒体向政府施压，促使其采纳亲市场政策，然而，这种显著影响力的背后，往往以牺牲国家发展为代价。这一模式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也经常出现，媒体常常扮演政治推手的角色，每当政府试图推行自主发展政策时，就炒作危机与不稳定叙事加以阻挠。
尽管媒体垄断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必须承认巴西是一个多元且复杂的民主国家，多种观点并存。数字平台的兴起使得媒体环境更加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传统媒体。通过比较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或分析媒体影响力的演变，可以更全面地探讨巴西媒体格局与其发展主权之间的矛盾。
言论自由沦为破坏经济的工具？
当那些从危机和放松管制中获利的行业主导大众媒体时，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反而使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这无疑是一种悖论。
这种悖论以多种方法呈现：
• 制造人为危机——媒体放大经济和政治问题，营造出一种悲观的氛围，从而抑制生产性投资。
• 颠覆那些试图增强国家实力的政府——那些推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或市场监督的总统，常常遭到媒体的猛烈攻击。
• 推动短期议程——公共辩论被支持紧缩和财政调整的叙事劫持，而不是探讨长期发展战略。
• 外国通过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进行干预——外国政府和企业利用媒体渠道及所谓的中立组织，试图左右公众舆论，破坏主权政府的稳定。
巴西、阿根廷等众多全球南方国家都曾遭遇此类操弄，媒体巨头与金融资本联手，阻碍国家发展。尽管存在这些压力，但政府并非束手无策。战略传播政策与独立数字媒体的兴起，正在逐步扭转传统叙事，重塑话语格局。
新兴国家如何破局？
解决之道不是废除言论自由，而是构建一个更加均衡、多元的传播环境，使国家利益免受私人和外国议程的侵扰。可行的措施包括：
• 媒体去中心化——推行新法规，防止媒体垄断，促进公共辩论中多元声音的共存。
• 加强公共媒体和替代性媒体（alternative media）——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国家资助的媒体与私人媒体并存，确保了更好的信息平衡，尽管公共媒体有时也难免带有自身偏见。
• 监管媒体的经济权力——正如金融市场和银行受到监管，大众媒体也应该受到限制，以防止金融精英将其用作政治武器。
• 投资独立数字媒体——数字平台的崛起为打破传统媒体的寡头垄断提供了机会，可以进一步推动信息的民主化。
巴西媒体控制叙事、扼杀对以色列的批评，民众上街游行半岛电视台
通过鼓励独立和公益新闻业的发展，全球南方国家可以营造一个媒体服务大众而非少数精英的环境。
发挥共识的作用：来自中国的经验
中国的媒体叙事与国家发展重点紧密结合，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体现了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建设性共识，而非所谓的“信息控制”。这种模式着力于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并优先考虑解决问题，而非制造政治危机。
中国媒体模式中可能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因为其具有以下特征：
• 优先考虑发展而非政治对抗——中国媒体更关注长期的经济增长。
• 社会凝聚力与稳定——在像中国这样多元化的国家，其媒体发挥了促进民族团结、减少分裂隐患、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 减少外部干预—— 通过管控外国媒体的影响，中国确保国家利益始终处于公众讨论的核心。
中国的做法很独特，只是未必适用于其他国家，但它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南方媒体如何在不被私人或外国议程过度左右的情况下，与国家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或许，关键不在于严格的媒体管控，而在于建立机制，通过构建建设性共识，使媒体与国家利益相契合。
2024年11月，巴西金融咨询集团总裁在首届“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上呼吁加强“全球南方”媒体内容合作和信息共享，共同打击虚假新闻新华社
真正民主、主权的信息环境
当言论自由被金融精英和外国势力所掌控时，它可能成为破坏国家稳定、阻碍经济发展的工具。然而，我们不应将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府描绘成媒体操纵的被动受害者，而是要认识到，它们正在努力创造一个更加自主和多元的媒体环境。
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挑战不是压制公共辩论，而是确保信息环境真正民主、主权，并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各国不能“照搬照抄”，而是要从多种方法中吸取经验教训，如培育独立媒体，加强公共广播，以及鼓励优先发展的国家共识。
数字平台和替代性媒体的涌现，为打破传统精英的垄断、确保信息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私人经济利益，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契机。若能有效利用，媒体或可成为国家发展和民主进步的强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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