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早前澳大利亚媒体刊发文章称：“中国科学家曾讨论将2003年发现的Sars（非典）病毒武器化的可能性”，并将其与新冠病毒联系起来，暗示可能是中国研发的生物武器。
澳媒报道指出，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撰写了一篇报告，将中国军事医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的公开图书《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渲染为获得了解放军的“内部文件”，并将其影射为新冠病毒是生物武器的“证据”。
对此无端诬蔑，中国外交部在5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回应，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一贯严格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义务，不发展、不研制、不生产生物武器。
此外华春莹还就美国分布于全球多地的200多座生物实验室，以及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她强调希望美方能够给予国际社会一个诚实、透明、负责任的解释。
据悉，这本公开图书介绍了非典病毒非自然起源这一看法在病毒传播以及临床医学层面的种种证据，还对美国研发使用新型生物武器的一些可能进行了讨论。
今年，澳大利亚情报部门、媒体、英国下议院议员将这本公开图书渲染成中国研发生物武器的证据，认为Sars病毒是新冠的原型。
英国议会下议院议员汤姆·图根达特声称：“中国对生物武器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令人担忧。”
澳大利亚议会情报及安全委员会主席帕特森表示：“虽然我们从中国互联网获得的资料并不能证明中国是否在开发进攻性生物武器，但这种研究是可以拥有进攻的，表现上看他们对非典进行的一系列研究提高了对抗生物攻击的能力，但也使得他们具备了对其他国家进行生物攻击的能力。”
大概的逻辑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新冠病毒的非人为起源可能性，但中国对非典等病毒的深入研究，说明他们具备研发生物武器的能力。研究人员对抗病毒的一系列研究可能会被当局用于“进攻用途”，不管是否他们会这样做，但他们可以这样做。
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中国任何针对病毒的医学研究，都可以看做是中国对生物战领域的研究，是中国试图研发使用生物武器的“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一书中提及过美国空军对生物战的研究，美国空军上校迈克尔·安斯克夫认为：“下一代生物武器的研发是美国空军下属的各种军事研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武器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甚至可能会超过核武器。”
针对美国军方官员的上述观点，华春莹还在记者会上专门进行了批驳，她指出安斯克夫的论点表明，恰恰是美国正在进行基因工程技术在生物战和生物恐怖主义中的应用研究。
实际上国际医学界整体上都倾向于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认为其流行特征与临床特征上不具备人为起源的可能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就多次发声反对“新冠病毒是人造生物武器”的可能性。
虽然对于现在的中国舆论，敌对势力的种种抹黑栽赃已经无法造成任何影响，但他们指鹿为马构陷栽赃的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并不是中国，而是那些态度相对中立的人权，或者说是针对他们本国的舆论环境，宣扬中国威胁论，并通过这种方式为他们自己使用生物武器的行为奠定法理依据，毕竟在西方国家一贯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逻辑下，他们会强调既然中国都在搞这个，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呢？
当然在生物战领域研究，美国其实才是真正的积累颇深，一方面是因为二战后，美军完全收编了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拥有更多的实验对象，更激进的实验手段。
比如说1950年美国国防部批准了“生物战计划”，允许公开招募人体试验志愿者，进行各种病毒注射实验，帮助研发生物武器，以及防御性的疫苗，这些志愿者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结果导致一部分遇难，另一部分活下来的寿命也比普通人更短，并且大多伴有后遗症。
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前，德特里克堡所在的马里兰州福雷德里克爆发了“电子烟肺炎”，这种肺炎表现出了较强的传染性，截止2020年1月7日，福雷德里克当地确诊了总计2618例患者，其中60人死亡。
而就在中国爆发疫情的同一时间，也正值美国流感高发季节，不过2020年时美国流感高发季节的流感死亡人数创下新高，远超往年。
虽然新冠病毒普遍认为是自然起源和电子烟肺炎没什么关系，但考虑冷战时期，美军生物战部队对内对外进行的各种实验，包括对2300多名美军士兵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注射病毒，甚至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投放病毒验证生物武器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环境下的杀伤力，因而不能完全否认电子烟肺炎和美军生物战实验可能存在的联系，同样在德特里克堡以及美国200多座生物实验室的秘密揭晓之前，绝不能停止对美军积极准备生物战的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