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网民认为，时至今日，韩国还在要求日本就二战时期的一系列恶行索要赔偿，中国为什么不这么做？作为战胜国，日本对我国的赔偿又都去了哪里？
中日之间的直接纠葛，要从鸦片战争后说起。在这一桩桩令国人难以忘却的国耻中，“甲午海战”后发生的清政府对日赔偿事件，是最让人警醒的。
凭借着对北洋舰队的挫败，在战场上捞取的诸多筹码，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步步紧逼，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依照《马关条约》，中国不仅割地，还要赔给日本2亿多两白银，这让本就入不敷出的清政府踵决肘见，窘迫不已。
而一切的危机与压迫，最终都转移到中国老百姓的身上。同意赔偿的是清政府，从中获益的是日本人，中国老百姓却为这些不平等买单。
清政府的灭亡，并不意味着“庚子赔款”、《马关条约》赔偿等不合理要求的结束，到日本战败前夕（1945年），相应的赔偿还在进行，直到毛主席高呼“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切才戛然而止。
统计发现，从清王朝被推翻到1949年前，一些亲日分子仍然履约，共计赔偿了近庚子赔款99%的财富给日本人（数据来源《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评析》）。所以，日本从这一过程中获得了相当丰富的财政收入。
然而，当日本沦为战败国的时候，关于日本对中国的赔偿，却成了一本捋不清的“坏账”，自始至终都让人看不明白。
从1949年至1972年的二十几年，日本紧随美帝国主义的屁股，一直以敌视的姿态对华，拒绝与大陆有丝毫往来，直接将协商的窗口给堵塞了，战后赔偿事宜自然无从说起。
1972年，新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带头，于9月25日中午时分领着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300余人抵达我国，展开了短期的访华之行，打破了中日二十多年来非暴力对抗的沉静、僵局。
对我国而言，这一次的接触是向日本提出战后赔偿的大好机会。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许多人感到不解。
田中角荣等人访问的整个过程中，毛主席、周总理等都热情对待。在相当激烈的谈判拉锯战里，周总理提倡求同存异的合作理念，引导谈判方向；毛主席则对日本战后赔偿问题只字不提，稳住谈判局势。
此后不久，中日绕过此前的仇恨，在当年就建立起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也从这一刻开始，日本战后赔偿的话题就悄然成了历史（政府索赔）。如果不是周总理的解释，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毛主席的意思。
对于毛主席不提及赔偿、让新中国放弃赔偿的决定，国人予以全力支持。但就算如此，一些仇恨依然埋在民族的血肉之中，一时难以消除。
1931年9月，贪婪无度的日本人发动了侵华战争。此后在这不长不短的14年里，日军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旅顺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人类惨案，以及发动细菌战、化学战、毒气战等泯灭人性的生物化学战，共计造成超3500万中国人的伤亡。
除了这些外，据《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统计：日本对我国的煤矿、铁矿、粮食、森林资源等的疯狂掠夺，以及对企业、国家和个人资产等的无情破坏，共造成了约1000多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和5000多亿美元的间接损失。
就此而言，新仇加旧恨，不知日本人要给我国多少倍的赔偿才得以弥补，因此很多人对于放弃赔偿还是不解和耿耿于怀。那么，毛主席为何放下这一段仇恨，不向日本索要赔偿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主席的决策是相当英明的，周总理曾就此进行解释，道出了原因。
远亲不如近邻，处理好亚太关系，是中国发展起来和在世界上立足的重要战略决策。从这一点出发，毛主席和周总理等是非常希望处理好中日关系的。
然而，受历史、现实和国家利益等诸多因素影响，中日在二战后并没有迅速建立起外交关系，一直处于对立状态。
无论彼时或如今，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政策等方面，日本基本都受到美国的影响，此前就有二战名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日本“太上皇”的说法。
正因如此，美国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标杆，如若美国态度发生变化，日本也将会随之改变。
二战时，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极力支持国民党政权，对华态度还算友好。不过，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美苏之间爆发的长达几十年的冷战，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新中国成了美国排斥的对象之一，美国不惜对新中国进行疯狂的打压和封锁。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美苏关系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为遏制住苏联，美国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主动回应毛主席等发出的“乒乓外交”信号，放弃了对华的打压政策。
1972年2月21日，春意盎然，美国总统尼克松携夫人抵达北京，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访华之旅，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热情接待，这让苏联、日本和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实时关注。
不久，经过洽谈，中美于2月28日达成共识，共同发表了《联合公报》，再次使日、苏等震惊不已。
从公报发出的那一刻起，意味着美国认可“一个中国”原则，支持新中国政权，中美关系由此得到改善，为此后的建交做铺垫，两国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在温暖中冰化。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却让邻国日本及其首相佐藤荣作感到别扭和不适。
自1964年上任以来，佐藤荣作一直阻挠中日关系的发展，大肆鼓吹“两个中国”、“宝岛归属未定论”等荒谬言论，公然干涉我国内政。
佐藤荣作的荒唐不仅于此，如今来看，他还是历届日本首相中参拜“靖国神社”最多的一个，达到了11次，可谓是让人极其不喜欢。
因个人的立场和种种反和平、反中政策，对于中美在此次交流后的变化，佐藤荣作自然感到很不自在，除了震惊之余，就是惶恐不安了。
为了紧随美国大哥的屁股，佐藤荣作立刻调整对中政策，试图软化两国僵硬的关系。不过，他不久将结束政治生涯，不再有机会“建功立业”。
纵是如此，佐藤荣作还是做了一些努力，将处理中日关系的重任交到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恕的手上，让桥本恕开始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准备。
周总理让资深外交官王国权赴日，准备在参加松村谦三葬礼的同时，展开“吊唁外交”，广泛与日本对华友好团体、高层官员等接触，带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奏。
鉴于日本首相佐藤的一贯对华政策，王国权暂且不主动与之接触。松村谦三葬礼当天，佐藤也来到了现场，并主动与王国权握手问好。
佐藤交权后，刚上任的田中角荣即刻表明态度，认为当务之急是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积极展开和平外交，“一口气解决中日关系”。
田中角荣代表的是日本政府，周总理因此迅速作出回应，在也门共和国代表团的宴会上肯定了田中角荣的态度和想法，并就此表示欢迎。
经历二十几年的曲折，毛主席等自然不会放弃这一时机，虽然对田中角荣的期望不大，但还是比较愿意与之深入交流的。
周总理的外交魅力再次显现，让田中角荣佩服不已。经过多次“吵架”后，周总理与田中角荣达成了共识，田中角荣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见到如此成果，毛主席决定接见田中角荣及其随员。田中角荣生于1918年，是毛主席的后辈，成为日本“庶民宰相”前，他就非常仰慕毛主席。所以，这次非常特别的会面，在田中角荣的身上就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据说，毛主席当时的身体不好，所以会面的时间被安排为15分钟。尽管作为日本首相，不过田中角荣的内心却相当紧张，见到毛主席前还去了一趟洗手间。
毛主席阅人无数，对田中角荣的举动表示理解，哈哈大笑地说：“人总有三急嘛，我们不急等等他！”等田中角荣出现在毛主席面前时，再次抑制不住紧张，行为举止很拘谨。
毛主席落落大方，主动地与田中角荣谈话，用幽默风趣的话语化解尴尬，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对于田中角荣和周总理之间的谈判，毛主席用“吵架”来形容，让田中角荣也忍俊不禁。
离别时，毛主席从自己的“宝库”中挑出珍藏多年的《楚辞》，作为礼物，馈赠给田中角荣，田对此很珍惜。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已经成功从二战的泥潭中走出来，摇身一变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都有或深或浅的影响。
以1970年世界各国（地区） GDP总值排名（除苏联外，按当时汇率）为例，日本以2126.09亿美元排第三，虽然在德国的后面，不过也不影响日本的地位；由于当时中国的焦点很少放在经济上，以926.03亿美元的GDP总值排在世界第七，与日本仍然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基于这些差距，日本人大可在中国面前趾高气昂。然而，从田中角荣见到毛主席时的场景来看，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还是很深远的，至少彼时的中国对日本很有威慑力，这才让田中角荣毕恭毕敬、举止拘束。
无论如何，中日合作才是长远之计，将会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田中角荣的顺利访华，《中日联合声明》的顺利诞生，是中日外交史上的一大成果，对中日关系有里程碑意义。
从侧面而言，毛主席在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具有很大作用，是他老人家一手促成了这一件好事。
《中日联合声明》共有五大成果：
一、中日关系正常化，正式建交；
二、双方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三、日本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中”原则；
四、中国放弃对日索赔；
五、中日进行贸易合作。
其中，对于日本战后事宜，中国主动放弃索赔一项赫然醒目，是《中日联合声明》的重要洽谈成果之一。
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支持、周总理的据理力争和坚持求同存异原则，“放弃对日赔偿”事宜可能难以谈拢，中日关系正常化、正式建交等也会往后拖一些日子。所以，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中日建交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那么，毛主席、周总理等为什么放弃了对日索要赔偿，这对后来的中日关系以及中国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在后来的解答中，周总理道出了真相，他说：“这是毛主席决定的！”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看来，庚子赔款等相当不平等的条约中，所有的苦难都落到老百姓的身上，让老百姓掏腰包去填补他国的口袋，是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周总理认为，日本虽然作为侵略国家，但其普通老百姓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国家刚从战争废墟中重建起来，经济有了好转，不过赔偿会让日本老百姓的赋税加重。
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谴责战后巨额赔偿问题，他列举了德国的例子，认为把统治者或父辈的罪行“迁怒于其子孙”，让德国的下一代人“处于奴役状态”，成百上千人生活水平受影响，是“剥夺整个国家幸福的政策”。
依照《波茨坦公告》的第11条规定：除“可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外，日本被允许赔付“实物赔偿之工业”。
这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赔偿原则重大修正的结果，除了资金赔偿外，工业等实物赔偿也在范围内。
日本投降初期，无论是其殖民地，还是本土，大都已沦为废墟，工业资产寥寥无几，资金更是踵决肘见，难以及时赔付。
尽管如此，该赔偿的还得赔偿。埃德温·W.鲍莱受杜鲁门之命，出任总统特使及同盟国赔偿委员会美方首席代表，着手全面负责日本赔偿事宜，老蒋成立“对日赔偿调查委员会”，配合美国方面工作。
经过两年多的统计，鲍莱及“对日赔偿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日本应当向我国赔款216亿美元。
没有钱，日本就遵从《波茨坦公告》要求，先给我国实物赔偿。经核算，其总价值仅为2200万美元，是赔偿总额的九牛一毛都还不到。
老蒋战败后，美国对新中国进行打压，自然不会在日本赔偿等问题上支持新中国。加之，中日还没有关系正常化，赔偿事宜在此后的二十几年里都无法商谈。
1952年，老蒋私自与日本签订协议，放弃对日本索赔的权利。他虽然代表不了中国，不过对后来毛主席等人的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
先是老蒋的放弃，后是毛主席等的决定，尽管日本在二战时期给我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拖到最后，他们却只赔偿了价值2200万美元的实物，既没有诚意，也不能让国人咽下这口气。
但换言之，强制要求日本赔偿，也未必就能如愿，倒不如放弃算了。
从日本战败至1972年，期间相隔了近27年的时间。日本真正的赔偿时间段是1946年至1949年5月13日，当天，盟军总部发出指令，取消一切拆迁计划，实物赔偿被停止。
从这里来看，到1972年为止，没有很好的接洽事宜，加上时间相距甚远，再要求日本进行战后赔偿，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
更重要的是，赔偿似乎已成了羁绊中日建交的障碍，必须及时处理和作出选择。
在日本承认新中国为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一中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后，算是拿出了诚意，毛主席等也不好太过为难。
除了拿出态度外，田中角荣还给新中国送了一份大礼，那就是承诺给我国200亿美元低息贷款。
有了这一款项，日本倒成了中国发展的重要助力。毛主席的远见就在此处，一是把所得到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给后面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经济发展永远是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由于发展的关注角度不同，到1974年前，日本的经济在1945~1973年就不断呈现上升趋势， GDP增长率超过了9%，是亚洲地区发展非常好的国家，而我们只能缓慢前行。
不指望从日本那里获取什么，但是与他们实现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将会对国内产生重要影响。果不其然，毛主席等放弃赔偿的决定是很有远见的。
不少研究者认为，中国政府放弃赔偿，是使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
当时日本政府对此很有顾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坚持赔偿，将会给日本以沉重打击，他们宁愿将建交往后拖延。不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等综合考虑后，做出了放弃赔偿的决定，并没日本想的那么“小气”。
对于放弃赔偿的事，其实是有分歧的。在日本政府看来，中国是放弃了政府索赔与民间索赔。不过，毛主席等只放弃政府索赔，并没有承诺民间向日本政府索赔，也不对民众的需求进行干涉。
2007年，中国劳工对西松建设公司索赔案的发生，就充分体现了分歧所在。同样的案例，去年韩国水原地方法院对日本企业作出的判决，也是民间对日本政府诉讼的典型例子，属于民间索赔范围。
从这里来看，国家不对日本索要赔偿，不过民间似乎可以这么做。现在唯一让人担忧的是，没有以政府的身份向日本索要战后赔偿，相关的诉求会不会如愿？这一条道路是否能走通？仍然需要国民的团结和群体的努力。
毛主席等伟大的第一代领导人并没有将路堵死，《中日联合声明》只是中日两国高级领导人的一份对外声明，并不具有法律效应，其中提及的放弃对日索赔，所代表的也只是政府的立场，民间索赔并不在这一承诺内。
所以，民众应当继续让日本为挑起战争付出代价。
结语：
对于毛主席不在田中角荣访华期间提及索赔的事，以及《中日联合声明》中表达的“放弃索赔”承诺，主要代表的是新中国政府态度，而不是民间态度。在此之前，老蒋就放弃了赔偿，再者索要赔偿对中日建交、中日合作等形成重要障碍，以及再向日本索要赔偿很难如愿，所以毛主席等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就是放弃索赔。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民间就不能向日本政府索赔，相关诉求还是需要表达出来的，日本必须为其发动战争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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