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05回：寒窗书剑十年苦读，指望蟾宫攀折桂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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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05回：寒窗书剑十年苦读，指望蟾宫攀折桂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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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几个工人爬到屋顶施工，还有一个工人在搅拌浴缸大小的批灰荡，三华小学在右侧，前身始于抗战时期的晨光小学。

我还看到另外一座祠堂在返修，不知道是“福源徐公祠”还是“福元徐公祠”，匾额被脚手架拦住了，现场灰尘太大，问工人也说不知道叫什么。后来我查阅专家，说是【皇氏古建筑大全】第31405：福元徐公祠，也是前文提到的梁九图题词。罗老师看多了他的字体，又隐约看到落款。

我再走近福元徐公祠，看到屋顶有一个中年男人在维修灰塑，我仔细一看，发现他长得很像是邵成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真身，真想叫一声他的名字，又担心把他吓得从屋顶摔下来了。

国内有很多群众一直很想搞清楚三华村资政大夫祠修建的缘由。查过很多清代的档案，如科举资料、缙绅资料、方志、杂著，一直未找到答案，后来花都人做了一个探索，我发现很有借鉴意义。

查《三华村徐氏族谱》（二十七世徐衍礼字楚沅钞传），三华村徐氏开基祖徐宗远二十一世孙徐世就生有五子，长子徐爵魁，次子徐德魁、三子徐智魁，四子徐殿魁，五子徐杰魁，族谱说徐爵魁十三岁丧父，四个弟弟都是他教养成才的，而且，说他治家有法，“至于建阁亭修庙宇无不乐为倡举”，可知这家子是富甲一方，富而乐善。

徐爵魁为什么富？族谱表现他是一名创业者，但却不提创什么业，古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商为末业，很少有族谱会记载商号或行业，徐爵魁留下了《晚年追溯平生苦》一诗：“一生危虑有谁知，处世不殊孤孽儿，筹画经营兴怨谤，胼胝辛苦笑愚痴，守成置业奚堪道，俭积丰财更动疑，半点心田亏我尽，接耕未晓在何时。”

诗中透露的只是做生意之不易。总之，徐爵魁成了巨富，嘉庆八年，徐氏在省城广州龙津二约建泽江祖祠（纪念开基祖徐宗远之父，进士徐信的祠堂），

“各房绅耆举公为总经理”。徐信是这一族徐氏入粤的开基祖，从这一点可推知，在广东省的徐信后裔中，徐爵魁是最有钱最有脸的。不过，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是徐爵魁开创五桂堂书坊。但是，却有可能是徐爵魁的二弟徐德魁开设五桂堂书坊。

五桂堂书坊出版的都是畅销书，估计收入可观。而且，五桂堂还借书页大做广告，如欧家全的“卫生药精精，癣癞皮肤水，济世水、立止牙痛水、气痛散、头刺散”，添喜堂的广嗣调经丸等。五桂堂从书坊做到书局，从省城做到香港。而且，

其书的销售，辐射到全国以至于东南亚，相信曾赚到盆满钵满。富裕起来的徐氏，后期不断提高印书的技术含量，从雕板印刷、活字印刷到石印，到手摇机印，到设厂用印刷机开印，经历了几个时代的变迁。但几乎都是进入旧国的事，那么在清代，五桂堂赚的钱都到了哪里去？而且，一直没有发现有任何材料记载过，五桂堂书坊这一支徐氏在花县的作为。推想一下，如果是从道光年间就开书坊的话，有那么几十年的时间，让这支徐氏积起丰厚的资本，于是到了同治年间，建起了资政大夫祠。

资晸大夫是正二品文官的官阶。资政大夫祠的网络介绍经不起推敲，记录颇多漏洞，如说南山书院是徐时亮“生祠”的不对，因为既是被“赠”，说明徐时亮已去世，何来“生祠”一说。因这徐氏兄弟请封赠先人，就得出“深得朝廷赏识”的说法也很可笑，任职兵部的说法也很可疑，而徐德魁与徐殿魁是兄弟关系，这里也错作父子。徐表正与徐爵魁，更不是父子关系。“百毒百个科”如此错漏百出的表述，真是令人担忧。

皇上的敕文用的是“兵部郎中衔”、“兵部主事衔”，一个“衔”字，可知其虚职了，可能两人在朝廷并非出任实职。遍查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大清缙绅全书》及《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根本查不能徐方正、徐表正的名字，再次能证实，他们并非在兵部任职，而是红顶商人，是捐的衔。族谱也提到，徐时显”敕授直隶州州同”，应该也是红顶商人。

至于资政大夫祠，不可能是皇上给钱建的，清朝廷永远缺钱，总在想方设法卖官衔充实国库，怎么会有钱给臣子建祠。别说兵部郎中、兵部主事这样级别的小官，那怕在朝廷出任封疆大吏的权贵，如果凭着薪俸，做梦也不敢想能营造这样的建筑群。

所以，资政大夫祠之建，肯定是徐方正、徐表正自筹资金建就。若非腰缠万贯，怎么可能数年间耸起。而三华徐氏，除了称雄广东出版界的五桂堂书坊，还有谁有这样的财力呢？

因为三华村徐氏族谱资料不全，未能查证兵部郎中衔徐方正、与徐表正兄弟与有关专家考证的五桂堂书坊第一代徐学成、徐学源、第三代徐应溪、徐应河的关系。所以只能设想。如果这一设想对路的话，这座号称广州地区建筑规模最大的祠堂——资政大夫祠，它的建造之谜，也许就能解开。

清代广东的红顶商人很多，如同时期十三行的同孚行的潘正炜，商名潘绍光，捐的也是郎中。《广州府志》记载他是正四品的中宪大夫。十三行怡和行的伍崇曜，商名伍绍荣，他在鸦片战争中慷慨解囊，表现突出，到广州主持抗英的钦差大臣皇侄奕山上奏：“举人伍崇曜，捐塞河道银一万余两，捐修炮台银三万两，

又另捐铸一万二千斤铜炮十尊，缴银三万余两，共计捐银七万余两，拟请赏戴花翎，以郎中即用。”查《广州府志》卷五十八“选举表”，记载他是荣禄大夫。可知郎中一职，是可以捐的。而且捐得越多，职位越高。郎中本来是五品官，后来伍崇曜“以输助军饷及调和中外事宜”有功，被清晸府赏给二品顶戴花翎及布晸使衔，已晋升为品级于资晸大夫那高的从一品的荣禄大夫。

按族谱所称，徐德魁在嘉庆十四年去世，时年56岁，其独子徐时显在嘉庆二十一年去世，时年32岁。时显有独子徐方正，父亲去世时仅5岁。叔公徐殿魁见徐方正身体孱弱，衣食住行多方关照，并为之保全其身家。还嘱咐儿子徐时亮善为教养，抚侄成名。徐时亮遵从父嘱，并代堂兄弟时显经营商业。徐方正长大后得以捐衔请封，感谢叔祖的恩德，因此貤赠从祖父徐殿魁为资晸大夫。

建成于同治九年的资政大夫祠，即是徐方正为纪念他的祖父徐德魁、叔祖徐殿魁与父亲徐时显所建。族谱说徐殿魁嘱子徐时亮代徐时显经营商业，究竟经营什么？会不会是五桂堂书坊？族谱记载，徐方正是一名秀才，或者，徐方正会不会就是那位“落第秀才”徐学成？徐表正会不会就是徐学源？古人云：“坏鬼书生多别字”，何况商界的人，往往又另起商名，族谱与皇上敕文所记的这一对堂兄弟，与五桂堂书坊的这一对堂兄弟对得上吗？

有花都的专家疏理出这样的历史：

五桂堂书坊一世：徐德魁。他有一位创立有成、德高望重的长兄，很可能是兄弟分家产后，各有所业，而徐德魁大约在嘉庆年间在西关第七甫开设了五桂堂书坊。玛图琪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在广州购书，刚好对得上。

五桂堂书坊二世：徐时显。他生前捐职“直隶州州同”。因为去世得早，堂兄弟徐时亮代为经营。徐时亮是岁贡生 ,咸丰年间举孝廉方正。孝廉方正是朝廷从民间的读书人中选择德才兼备人才的一种形式。自雍正时起，新帝嗣位，都会诏直省府、州、县、卫各自举荐“孝廉方正”，赐六品章服，以备召用。乾隆以后，定荐举后送吏部考察，授以知县或教职。徐时亮一生并无出仕，如果他是在经营五桂堂书坊的话，哪还有时间去当官？

五桂堂书坊三世：徐方正（徐时显之子）、徐表正（徐时亮之子），即前文提到的徐学成、徐学源。看来徐时亮在侄儿长大后，就将五桂堂交回徐方正接管，徐表正也占了股份。徐方正感激从祖父徐殿魁与堂叔父徐时亮“保全其身家”的恩德，于是捐兵部郎中（郎中品级比主事高，可见是大股东），并貤赠从叔祖。这比较少见，因为按定例，只能貤赠亲祖父。修祠堂是同治年间的事，可以想见，这是清代五桂堂最兴旺的时期。

五桂堂书坊四世：名字不详。

五桂堂书坊五世：徐应溪、徐应河。1925年，徐应河20多岁，如果到了1972年结业，徐应河约70岁了。看来五桂堂书坊六世已不再承继祖业。

常言说富不过三代，五桂堂商业的繁盛曾达到五代，实属罕见了。不过，合情理的推断还缺一些有力的证据，期待能找到更多关于五桂堂的资料，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近徐氏五桂坊的世界。要完成这一心愿，还要尽力搜罗相关文献，详加整理分析，并期望能得到三华村徐氏后人的帮助，共同挖掘这一岭南文化宝藏。

《岭南文史》1993年04期一篇署名梁威的《五桂堂书坊》全文：自清末至本世纪40年代，在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不少家庭妇女爱唱“木鱼”（地方民歌）以自娱，当时有著名木鱼《花笺记》曾被誉为“第八才子”书；有长篇的《背解红罗》、《观音出世》、《紫霞珠》等十分流行。出现这种情况，实与当时印行木鱼书的书肆五桂堂书坊不无关系。

五桂堂创办于光绪年间，地址在广州第七甫（今光复中路）。由晚清落第秀才徐学成与其堂兄徐学源及林贵、毕襄4人（均广东花县籍人）集资白银600两，合股经营。

开业之初，五桂堂以木刻手工印制，出版了大量的木鱼书、南音、龙舟、曲本、旧小说以及通书、日历、四书四经等。至旧国初年，改用日本手摇印刷机，印书产量大增，销路也更广。至1915年，广州五桂堂便在香港荷里活道增开了分局，由林贵出任分局司理。十年后，因林贵退股，时任广州五桂堂总司理的徐学成便着其侄孙徐应河（无汉）赴港接替林贵职务。时徐应河20多岁，极有生意头脑，因而香港的业务蒸蒸日上，销路远芝东南亚及北美洲的华人地区。所以，今天英、美、法等国家的博物馆、图书馆都藏有五桂堂印刷的木鱼书。

由于现代印刷术飞跃进步，古老的印刷术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广州五桂堂书坊遂于40年代末期结束了；而香港五桂堂分局，也于1972年7月关闭。

《荔湾博物馆》简报（第三期）的《西关古老的印

刷店──丹桂堂与五桂堂》与李福清的《德国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书录》，也有提及五桂堂创始人徐氏兄弟。《荔湾博物馆》的文章同样无写明出处。李福清的信息来源则是《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录与研究》（作者为美藉华人学者梁培炽）一书，未知是不是所有资料都是来自转抄梁培炽。梁培炽一文记录了五桂堂创始人徐学源之孙徐应溪先生的回忆文字。

李福清的文章提到其中一本戏文：《新选金丝蚨蝶全本》，封面上注明：《同治二年新镌》，右上方题：“雪花女扮男妆探监”，右下方题：“计逼休书”，左上方题“唐龙光截嫁”，左下方注明，“省城富桂堂藏板”目录前，下方则注明：“省城五桂堂藏板”，旁侧注明：“抱璞楼主人编次”。分五卷五本。正文前标明“五桂堂藏板”，德国柏林图书馆藏本。谭氏目（指谭正璧的《木鱼歌·潮州歌叙录》一文）61页有五桂堂板，

梁氏目（指美藉华人学者梁培炽在《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录与研究》一文）77-78页有香港五桂堂本，梁氏目253-256注明，1949年以后，香港五桂堂分局继广州五桂堂之后，继续出版木鱼书，梁氏目录援引五桂堂创始人徐学源之孙徐应溪先生的回忆，‘五桂堂始创于光绪中叶’，约于开设二十年左右，即转入旧国了。五桂堂创办于广州省城西关第七甫闸口第一间铺位（见253页），果如此，则五桂堂当开设于19世纪80年代末，然而同治二年，早此20多年，因此我对徐先生的回忆未敢尽信。我怀疑五桂堂之开始或更早些，待考。

李福清也写及他在德国法兰克福K·T·Völcker旧书店看到的1864年目录，其中也有五桂堂本《新刻玉箫琴记全本》，于是再次质疑了徐应溪的回忆：“如果本人前面所引五桂堂创始者之后人徐应溪先生的回忆确实可靠，那么谭、梁二氏所著录者均应为光绪中叶之后的版本，然而我们所引的书目确为1864年所制，此作品当于1864年以前。”

我们再来看一看《荔湾博物馆》简报(第三期)第8页《西关古老的印刷店──丹桂堂与五桂堂》一文：

在印刷业未发展之前，多以木刻手工刊印，广州西关第七甫有一间叫五桂堂的书坊铺，是清代同治至光绪年间开办，五桂堂开业之前，还有一间丹桂堂，丹桂堂业务是专刊印木鱼书、班本(剧本)、龙舟、民歌等刊物，那时木鱼书、龙舟等书籍，非常流行，生意繁忙。继有花县人徐某(传为徐学成)开设五桂堂，

用手摇印刷机，除了出版木鱼书、版本龙舟等刊物之外，还印刊旧小说如《玉梨魂》《碎琴楼》《恨海》《九命奇冤》等及通书日历而至红皮书、四书五经，因而印量大增，销路愈广，至一九一五年，五桂堂生意兴盛，更在香港荷里活道开设分店，销路直达东南亚而至海外各地，今天英美各国图书馆，都以藏有我国丹桂堂、五桂堂的古老印刷书刊以为荣。

在生意繁盛时期又有一间华兴印书局，专刊四书五经等读本。后因印刷业日益改良，飞跃进步，而古老而迟钝的工作，赶不上形势，五桂堂于抗战结束后，没有复业。香港的五桂堂，尚有一些人当古董书看，但亦不多，至七十年代亦宣告结束。

在清代，设在广州第七甫的五桂坊早期是用雕板印刷，故开始并未用书局的提法，早期的书只是印着“五桂堂板”或“五桂堂木刻本”、“省城五桂堂藏板”、“省城第七甫五桂堂藏版”等字样。如西柏林普鲁士文化图书馆收藏的《陈世美三官堂全本》，上方印着“宣统辛亥新镌”，下方印着“五桂堂”，左方下侧印“粤东第七甫闸口开张”，

是第七甫五桂堂机器板。《五桂堂书坊》一文称：“至旧国初年，改用日本手摇印刷机。”然而，宣统辛亥（1911年）年的《陈世美三官堂全本》，已是机印。。。

也就是，资政大夫祠可能是五桂堂的股东出资修建的。

黄剑博参考资料，文化的积淀 传世的华章。

1. 资政大夫祠 ．百度旅游；

2. 花都 资政大夫祠建筑群 ．广东文化网。

3. 《末代皇朝的遗本：我国探险家卡尔·弗里德里希·纽曼的生平及其珍稀我国收藏品》，卡尔·弗里德里希·纽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奥诺拉托·马图奇（Onorato Martucci)，艾提安·马克·伽特赫梅赫(Etienne Quatremère)，乔治赖斯米勒(Georg Reismüller)。

第3106回：花县一支毕彰德行，毕氏大宗祠沐皇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