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七月二日正式开放，掀起抢票热潮。故宫博物院同时在两岸三地都有展馆，民间期盼北京、台北、香港的故宫文物将来可以互相交流展出，发挥弘扬中华文化的协同效应。政治是一时的，但文化是永远的。文化中华是两岸三地的脐带，让故宫成为载体，寻回一度被政治淹没的文化情怀。
台北的故宫长期以来都是一面文化旗帜，是全球仰慕中华文化的圣地，过去曾和北京故宫博物馆有不少联系与合作，如今再加上香港这个“后起之秀”，可说是喜结文化的缘份。
香港曾经是文化中华“花果飘零”之地。一九四九年，神州大地易帜，很多知识分子南来香江，知名学者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香港九龙深水埗桂林街创办新亚书院，传承中华文化，高举文化中国的大旗，在殖民地的城市，保留了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后来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不过在中文大学的发展过程，钱穆等人被排斥，中文大学内部行政都是以英文为主，被讥为“英文大学”，但最令人伤感的是，这几年的香港政治运动转变为“去中国化”运动，歧视中国大陆游客和学生，发起“驱蝗行动”，触目惊心。中文大学校园一度被一些反华的学生占领，堵塞公路，中文大学被视为“暴大”。虽然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后，一些暴乱分子被抓，但馀毒犹存，关键就是要在香港推动中华文化，消除二零一九年黑暴事件的后遗症，整个社会都要扫除“黄丝”的那种反中的意识形态。
曾几何时，台湾是中华文化的堡垒。但如今却完全不同了，台湾绿营执政当局在全力推动“去中国化”，用西方的谚语来说，倒洗澡水把婴儿也倒掉，将台湾最珍贵的文化财富抛弃了，而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大陆却是全力弘扬中华文化，上上下下，都在为中华文化传统发扬光大，成为两岸强烈的对比。
这也在两岸关系上投下巨大的变数。台湾在全球华人社会中的印象﹑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都骤然变化，过去很多西方人学中文都要到台湾来，但如今都去了中国大陆。关键的是，台湾当局在教科书中大量去中国化，将文言文、诗词等古典文学都大幅减少；中国悠久的历史变成了东亚史的一部分。昔日钱穆所强调的研习中国历史，必须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但这样的情愫如今在台湾已经式微，甚至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是“政治不正确”。
相反的，中国大陆却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大力推动中华文化历史传统。不仅教科书涵盖深入，而电视上的综艺节目，如《中国诗词大会》﹑《中华好诗词》、《经典咏流传》﹑《中国宝藏》﹑《典籍里的中国》等都是高水平的制作，也广受观众的欢迎。这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氛围，连市场上的时尚流行风格都掀起了一股“国潮”，以追求文化传统的符号与创新为荣；汉服成为流行的服饰，各种古装剧、穿越的探索“人性不会断层”的历史大片都脍炙人口。
这也颠覆了过去对中国历史的态度，僵硬地将很多传统文化都视为糟粕，简单地一刀切。如今中央政府强调要全面恢复与弘扬中华文化，等于打开了一个被废置很久的宝藏，发掘那些古典的智慧，从九流十家到四大名著，从儒家经典到老庄人生哲学，从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处处都是中华民族深邃的洞见，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现代的中国人怎么能够身在福中不知福，入宝山而空手回？
但台湾新一代就被绿营政府排斥在这宝山之外，他们无法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对中华文化有那么深刻的认识，对中国历史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台湾作家吴淡如说她的女儿不知道孙中山是谁。这都因为泛政治化的歪风吹向校园，赤子何辜，被剥夺了认识中华历史的机会，也使得台湾未来的主人对两岸关系的判断都出现偏差。这是教育冲击政治的危机，也是两岸未来要扭转的局面。
不过推动中华文化的载体，也要超越政治的斗争，回归民间的力量，不要变成党国的宣传机器，而是可以彰显民间的力量，在国际意识形态的竞技场上争一日之长短。
这也是中国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时刻。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在神州大地的回归，配合中国全球化的步伐。两岸三地都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范围中，找到自己新的定位，展现中华民族的最新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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