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7日,刘少奇长女、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刘爱琴与世长辞,临终前,93岁的刘爱琴一再嘱咐后代不要从政。这个渴望过普通生活的女子,因为不凡的身世而颠沛半生,尝尽人生苦难,内心的伤口一直没有真正愈合。
刘爱琴出生在大革命初期的艰险岁月,一生下来就饱经患难,11岁与父亲重逢后,她的人生尝到的依然是各种艰辛。
1949年,她在莫斯科读书时与西班牙恋人费尔南多结婚,因父亲和哥哥的反对,被迫分手,刘爱琴随父亲归国后,坚持生下了腹中的儿子,起名“索索”,与恋人姓氏的第一个发音相同。
浩劫岁月中,她父亲和弟弟入狱,大哥自杀,丈夫也离她而去,这让刘宝琴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而最终,父母的经历、骨子里的顽强给了她生存的勇气。
1979年,刘爱琴被平反后回到北京,后与小3岁的第三任丈夫沃宝田再次结婚,结束了20年的单身生活。历尽长久的挫折和磨难后,年过半百的刘爱琴终于过上了她渴望已久的平民生活。
晚年回忆父亲,她曾多次说,我绝不后悔做刘少奇的女儿,可是,如果做主席的孩子就要牺牲掉很多幸福,还不如做一个平民的女儿好。
1、生于动荡岁月,一生下来就被送人,曾当4年童养媳
刘爱琴的母亲叫何宝珍,是个志气不凡的贫苦学生。
1922年,在长沙帮毛泽东做文秘工作的何宝珍认识了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少奇,二人在安源大罢工中相知相爱,大罢工胜利结束后,1923年春天,刘少奇与何宝珍在安源举办了婚礼。
刘少奇
婚后,他们陆续生下二子一女,夫妇俩在广州、武汉各地奔波,刘少奇还曾被捕入狱,无法抚育孩子,就把不满周岁的长子刘允斌送回刘少奇宁乡老家,1927年4月,长女刘爱琴出生在汉口尚德里4号湖北总工会的一间小屋里,当时革命形势严峻,汪精卫已在策划715政变和反共屠杀,刘少奇夫妇要前往东北、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就将刘爱琴交给汉口一个工人运动积极分子抱回家里抚养。
1932年底,刘少奇被组织上派往江西苏区,1933年春天,何宝珍因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入狱,被叛徒出卖后,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就义,而刘少奇长征到延安,仍无法获得长女刘爱琴、次子刘允若的下落,很是挂念。
何宝珍
在延安时,刘少奇多次流露想找回女儿的念头,颇为伤感地说“十多年了,孩子没有一点消息”,周恩来安慰他说:“你放心,这些孩子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回来。”此后,周恩来多次派人在汉口一带秘密打听刘爱琴的下落。
小名“爱儿”的刘爱琴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她养父母家中一贫如洗,全家人挤住在汉口码头贫民窟一间用破草席歪歪斜斜搭起来的棚子里,没有铺盖、没有家当,连讨饭碗都找不到,刚懂事,爱儿就领着比她小一岁的弟弟,到处拾煤渣、捡菜叶。
可就是这样的生活也难以为继,1934年,随着奶奶病情加重,养父母失业破产,不得不把7岁的她送到一个城里亲戚家当童养媳,养母前脚刚走,“婆婆”就递给她一把扫帚,要她开始干活。
从此,爱儿耳边每天都响起“婆婆”的叫骂声,刘爱琴回忆说:“每天天不亮,我就被喊起来劈柴、扫地、担水、烧火,整天都在不停地干活,稍不满意,就会挨打,胳膊上、腿上,到处是淤青。”就算这样,“婆婆”还是看她不顺眼,常无故折磨她,爱儿长期吃不饱饭、冬天也只能穿单衣单裤,个头比别的孩子矮小许多。
有一次,爱儿去井边提水,水桶死沉死沉,她拼命往上提,可长期缺少营养、体力不够,一阵头晕眼花,竟连人带桶掉到了井里,若不是“公公”手疾眼快,把她救了出来,刘爱琴早就没命了。
这种奴隶般的生活,让刘爱琴痛苦不堪,她想念自己的养母,而养母因为看到她总是挨打受骂,深感愧对刘少奇夫妇,来得越来越少了。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后,刘少奇拿出一张何宝珍的小照片,想托人在汉口寻找刘爱琴的下落,周恩来得知后,命人在《新华日报》上公开登出寻人启示:
“寻找工友赵春山,十年前,刘少奇先生的女儿托先生抚养,现在想要将女儿接回身边,望知情者速联系。”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同志到处打听,不久找到了刘爱琴养母的下落,一问才知,刘爱琴已被送人当了四年童养媳。
爱儿被送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时,她先见到了夏之栩和帅孟奇,帅孟奇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与何宝珍曾是狱友,一眼就认出了爱儿,感慨说“你和妈妈长得太像了”。
她被领到邓颖超面前时,邓颖超发现这个已经11岁的女孩又瘦又小,看起来只有七八岁,而且身穿单衣、骨瘦如柴、浑身是伤,感到痛心极了,为她打水洗干净脸,又拿来小号棉军服给她换上,还告诉她的真实名字叫“刘爱琴”。
刘爱琴当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仍希望回到养母身边,邓颖超这才告诉她,她的生父母另有其人,母亲何宝珍已经牺牲,父亲刘少奇寻找她多年,现在她将和哥哥刘允斌一起前往延安与父亲团聚并上学读书。
2、与西班牙恋人的异国情缘,被父兄硬生生阻断
1938年,刘爱琴来到延安,走进刘少奇的窑洞,看到面前这个身材高大、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子,感到十分陌生。
11年了,她的人生中几乎没有“父亲”这个概念。父亲对她的爱是真切的,尽管公务繁忙,但一有空刘少奇就会照料女儿的生活、指导她的学习,不久,哥哥刘允斌也从宁乡老家被送到了延安,和妹妹一样,他从小在乡村里干农活、放牛、割草,长得也很瘦小,受教育不多。
不久,刘少奇把儿女送到延安学校读书,委托自己的第二任妻子谢飞照料兄妹二人,刘爱琴回忆,年轻的“谢妈妈”很负责任, “每两周回来一次,去学校接我,同我们住在一起……我和哥哥在延安的日子里,谢妈妈一直像亲生母亲一样照顾我们。平时爸爸工作很忙,谢妈妈就照料我们的一切。后来她在党校学习,回来的次数就少些了。”
尽管两年后谢飞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而离开了刘少奇,但她与刘爱琴的母女情谊保持了终身,谢飞开国后成为著名法学教育家、公安学院副院长,没有再婚,也没有生育儿女,每当谢飞生日之际,刘爱琴都会前来祝贺,“母女俩”还曾多次一同外出旅游、前往刘少奇老家访问。
1939年,刘少奇与谢飞北上主持华北局工作,无暇顾及儿女,刘允斌、刘爱琴与朱德女儿朱敏等人一同被送往苏联,进入苏联为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子女设置的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
从左至右:刘爱琴、刘少奇、朱敏、刘允斌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很快儿童院里也没有柴火可以取暖,食物发生短缺,孩子们只能自己去砍树,开荒种土豆、白菜和胡萝卜维持生活。13岁的刘爱琴加入了红军后备军,后来曾获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发的“参加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钢铁战士”的证书和纪念章。
1946年,19岁的刘爱琴考入莫斯科通讯技术大学经济系,在那里,她与英俊的无线电系男生费尔南多相爱,费尔南多是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有“热情之花”之称的伊巴露丽的外甥,1939年随姨妈流亡苏联。
伊巴露丽
相似的出身经历,让两人越走越近,1949年,毕业前夕,由于刘爱琴已有身孕,两人打算结婚,刘爱琴把事情告诉了哥哥刘允斌,没想到,已经娶了苏联妻子的刘允斌也不同意,认为刘爱琴以后要回国,这段异国情缘很难维持下去。
而费尔南多一口答应跟刘爱琴一起回中国,于是,刘爱琴充满喜悦地嫁给了他,正当沉浸在新婚喜悦中的二人开始准备归国行装时,她父亲刘少奇得到了消息,来信表示坚决反对,还借来莫斯科秘密访问的机会找来十年未见的女儿,当面“摊牌”。
刘少奇郑重说道:“爱儿,费尔南多是西班牙人,他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不习惯中国的生活方式,你想过吗?他到中国生活生活不方便,西班牙的国家制度同我们将要建立的国家不一样,爸爸要对你的生活负责。”
他要女儿回国后继续学习、追求事业进步,不能年纪轻轻就嫁人,更无法接受这个来自不同体制国家的外国女婿住进中南海他的家庭。
刘少奇与刘允斌、刘爱琴
刘爱琴心如刀割,为了让父亲答应费尔南多同行,她哭得很伤心,还发高烧病倒了,向哥哥哭着说道:“如果做刘少奇的女儿就要牺牲自己的幸福,那我不如做平民百姓的女儿好了。”
刘少奇虽然都来探望女儿,可就是不松口答应带费尔南多回国,最终,刘爱琴只能屈服。
随父亲回国后,她坚持留下了肚子中的孩子,1949年,儿子出生后,起名“索索”,刘爱琴说: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个字,也是她对丈夫唯一的纪念。
刚回国时,刘爱琴还与费尔南多经常通信、寄照片,费尔南多也会给孩子寄东西,难舍相思的二人还约定要在边境城市见面,可刘少奇得知后,也坚决不同意。
费尔南多等了刘爱琴六七年,可刘爱琴一直无法回到他身边,只能写信劝他,说二人缘分已尽,不久,刘爱琴嫁给了第二任丈夫巴彦孟和,再次组织了家庭并生了孩子,费尔南多也写信告诉她,他已经娶了一位俄罗斯姑娘,收信后,刘爱琴痛哭失声,为这段无疾而逝的初恋……
直到80多岁时,白发苍苍的刘爱琴接受陈鲁豫采访,仍感慨道:“到现在都痛苦,这段历史没有办法回顾,我只能认了,只能忍着……”
1959年,中苏交恶后,二人通信中断,再也没有联系上,1993年、1998年,不死心的刘爱琴两度回苏联寻找费尔南多,想要再见上一面,在同学女儿的帮助下,才打听到费尔南多的下落:1963年夏天死于一场车祸……
刘爱琴曾经因为此事怨恨过父亲,而后来她却改变了想法,她觉得“爸爸的事业太艰苦、太残酷。我不怨我父亲,只怨自己考虑不周。”父亲为了追求社会正义、国家富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个人到家庭都受重创,她也因此更看到父亲的伟大和崇高。
刘爱琴的哥哥刘允斌,50年代为了归国造原子弹,也被迫离开了苏联妻儿,她的弟弟刘允若同样不得不和苏联恋人分手,三兄妹都为了归国报效而选择了牺牲爱情。
3、哥哥、弟弟遭遇悲惨,浩劫中曾遭毒打,为获清白忍辱负重
刚回国时,刘爱琴的中文还很不好,经过刻苦学习,她考入了人民大学经济系,并与同学巴彦孟和相爱结婚,1953年,她被分到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1958年,国务院精简机构,在父亲的动员下,刘爱琴全家报名到内蒙古边疆工作,一去就是二十年。
在内蒙古,刘爱琴主动要求下基层调查,住土坯房、吃高粱面窝头,因工作表现积极,1966年被批准入党,还没等她把好消息报告给父亲,噩耗接连传来。
刘爱琴本以为自己小时候的童养媳身世、苏联的战争岁月已经足够艰苦,可直到此时,她才发现自己从前的苦难已经微不足道。
浩劫岁月中,刘爱琴先是听到父亲被批斗的消息,接着,大街上贴满了说她是苏联特务的大字报,刘爱琴被隔离审查,造反派对她严刑拷打,打得她小便失禁、牙也掉光了,可她仍然不肯承认强加给她和父亲的罪名。
1967年,她弟弟、从事导弹设计的刘允若受迫害被捕入狱,她哥哥、著名核化学专家刘允斌遭毒打后在内蒙古包头卧轨自杀,刘爱琴自己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送往农村劳动改造,丈夫也与她离了婚,扔下三个孩子去了东北,1969年底,她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
家人先后离去,让她备受打击,万念俱灰的时刻,刘爱琴想到过自杀,她躲在被子里小声地哭了两天两夜,第三天一早,她擦干了眼泪,坚强地抬起了头,当时她只有一个信念:活下去,活到真相大白的那天。
1974年底,经家人多方营救,刘允若得以出狱,但精神已濒于崩溃,重病缠身的他选择独居在郊外一个农家小院,1977年春节,刘爱琴和刘平平、刘源等弟妹相约春节团聚以庆祝胜利,而年初一时没看到刘允若出现,第二天一早,她和女儿找到刘允若住的地方,一推门,就看见刘允若平躺在土坑上,已经没有了呼吸……
1979年4月,在河北师大任教的刘爱琴终于接到了“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公职”的通知。
此后,她调回北京,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当俄语副教授,1989年,她与性格开朗风趣的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秘书、书法家沃宝田再婚,结束了20年的单身生活,终于过上了她一心向往的“平民生活”:整天围着丈夫和子女忙碌,买菜、烧饭、做卫生,成为一个自得其乐的家庭主妇。
2015年,二战胜利70周年之际,88岁的她接受俄罗斯邀请,与朱德的外孙女刘丽、中国早期革命者李范五的儿子李多力及刘霞等4人一起,作为老兵后代团的成员,赴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当天游行队伍中的“永存”方阵,举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国领导人的照片,迈步走过红场。
红场阅兵当日,88岁的刘爱琴胸前佩戴着数枚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周年纪念章,显得十分利索精干,与当年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小伙伴们又聚在了一起,出现在记者的镜头下。
历尽苦难的刘爱琴,脸上并没有什么怨愤不平之色,世事见惯,她显得格外豁达开朗,神情坦然平静,工作认真负责,一派大姐风范,深得亲友们尊敬。
半生血泪,她对苦难并不挂怀,只说:“那是时代的悲剧,不怪任何人。”去世后,子女按刘爱琴的遗愿,将她的遗体捐献给北京协和医院,因为刘爱琴一生都记着父亲的话:“要低调做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三尺讲台一生,因工作出色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她不负父训,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