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记忆》：宜昌五中的前世（上）

宜昌五中的前世（上）

文|王念时

本文由三峡广电公众号首发

前段时间，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宜昌市第五中学（以下简称宜昌五中）开创年代时期的教职员工的子女，有了写一写自己前辈共同经历的冲动，于是各自翻箱倒柜找资料，到处求援寻档案，不想却因此揭开了一段因为少为人知、也少为人写，更因为时间久远而几乎快被岁月淹没的历史，才知道在那一条如今的红星路上、过去的大南湖畔、现在叫宜昌五中的老地方，曾经有过沧桑变化，也有过跌宕起伏的百年故事。

那个被称为“第一个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威尔逊，1909年在宜昌江南的磨基山上拍摄的这张当时宜昌城外的照片中，除了岸边一字排开的宜昌海关、各大洋行、教会和外国人聚居的一些欧式建筑之外，还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照片中间那个因为淤塞有所缩小、但规模依然很大的南湖。在清代《宜昌府志》与《东湖县志》里被记载为“去城三里，水可溉田”、位于宜昌古城外的南湖，在二十世纪初应该还有“南湖荷叶覆鸳鸯，五月开塘雪藕尝”的意境。

1876年宜昌开埠后，西方列强对这座深入中国内地最远、位于川江与荆江交界、川东鄂西咽喉要地的城市十分重视，各路人马纷至沓来，竞相在宜昌古城外的江边设立领事馆，购买沿江周边的农田和坟地，开洋行，建码头，设货栈；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在各国列强渗透的同时，华商实业和地方经济也迅速加入其中，除了带来宜昌转口贸易的兴旺，工商贸易的繁荣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之外，经济、社会和物流与人流在宜昌城外的南门外正街、招商局路（现在大南门到陶珠路一带的沿江大道处）迅速膨胀，城市规模随之拓展，宜昌城市格局和风格也跟着改变。

这张照片是1920年时的宜昌海关。现在为了招商引资，“三通一平”是基础，为客商营造一个舒适宽松的投资环境更是不可缺少的条件。百年之前，刚成立不久的地方当局也认识到在宜昌的老城之外、新建的外国人聚居之地开辟新的商埠区已变得刻不容缓。于是1914年2月，湖北省公署（即省政府）派官员来宜昌调查开埠事宜，随即就成立了以金鼎为局长的宜昌商埠工程局（以下简称商埠局），由此开始了宜昌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道路的建设过程。

因为时间久远，有关宜昌商埠局的历史资料存世很少，不过就是零星散见于各种史志和回忆文章中。可以肯定的是，那个类似于现在住建委的宜昌商埠局以及下属的营造处（相当于现在的公路局或者市政工程处）设在了距离长江很近、位于南湖南面湖畔、当时还显得荒凉而荒芜的那片空地上。因为当时已经初步确定，宜昌新的商埠区就在那一带，自然就抢得先机。而正是因为有了商埠局的率先进驻，才在那片土地上由此展开了后来波澜壮阔的百年故事。

1914年编制的宜昌商埠图

这张1914年商埠局测绘处编制的《拟修宜昌商埠规划》决定在古城大南门、通惠门（现在的环城南路与解放路交叉处）外东南2公里以内4.65平方公里的范围里修建20条道路。其中纵向干道8条，横向道路12条。由此形成以后来的通惠路（解放路）、公园路（中山路）、三马路（陶珠路）、二马路、一马路、云集路、福绥路、怀远路（红星路）、滨江路（沿江大道一马路到二马路之间路段）这一片新兴的商埠区。

其实早在规划之前的，除了滨江路，大南门以外已经先后形成了包括浙江路、南门后路、南门外正街、福绥横路等街道，以及安福里、平和里、美华里、邮局巷等里巷的雏形；二马路也基本形成，康庄路、致祥路也已经形成小路。就和鲁迅在《故乡》里说的一样：“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商埠局的工作就是将商埠区里这样的小路修筑成砖渣泥结路面的现代马路。

1923年7月24日的《申报》报道称，宜昌“现商埠系建筑于南门外沿岸一带，亘绵至数里之长，新修马路八条，约宽绰平坦可喜。目今南湖公园路一带，正在开拓展筑，加工赶修，新建卖菜场三所，有公园，有球场，有戏院，布置均井井有条。”十年之后的1933年初夏，上海寰球图书出版社社长李鸿球在到宜昌考察的第二天，“购得街市图一纸，雇人力车游览全市，旧城内街巷狭小，住户不多。小南门外为商埠，马路纵横，洋楼栉比，足与汉皋相若。”由于有了新的商业区，宜昌迅速成为湖北境内武汉之后的第二大城市。

由此，在宜昌古城以东，就逐渐形成了这一片由宽阔的新马路、整齐划一的大街小巷组成的新的商埠区，也形成了外国人以及买办、富商聚集的洋楼林立、里弄纵横的新的住宅区。那些修筑的马路现在依然是中心城区的交通要道，那些硕果仅存的欧式建筑成了这个市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中有红星路上的原英国领事馆、太古轮船公司办公楼，还有和光里口的隆茂洋行、邮政巷口的邮政局旧址。

在1936年的这张宜昌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见当时的商埠局和营造处正处在新建的一马路、怀远路（现在的红星路）、浜江巷（现在的强华里和福绥横路）以及南湖侧路（现在的滨湖路）之中。随着商埠局退出历史舞台，在那块土地上开始演绎延续百年的宜昌教育史的传奇故事。

首先登场的是省立宜昌小学。1989年编纂的《宜昌市教育志》记载得比1936年的《宜昌县志（初稿）》更为准确些：“省立宜昌小学创办于民国18年（1929年8月），原名省立第十一小学，为全省16所省立小学之一。初设在培心路，校长陈子和（陈裕鉴）。次年迁至怀远路旧商埠局址（今红星路五中校址），校长王福绪（王用五）。”培心路（也就是现在的珍珠路东段）的校址原是民国初年的北五省会馆、曾经的宜昌体委灯光球场处（现在的儿童公园南门右侧、金安阳光大厦附近）。因校舍狭窄，招收的小学生数量也有些多，于是就在1930年迁入了面朝怀远路、背靠大南湖的原商埠局所在地。

这是宜昌收藏家孙波先生提供的省立第十一小学校徽。因当时湖北省共设有十六所省立小学，宜昌的这一所排名十一，故名宜昌省立第十一小学，直到民国二十四年六月（1935年6月）才奉令改为省立宜昌小学（以下简称省立宜小）。省立宜小无疑就是当时宜昌最好的公立小学，1934年5月，这所小学被当时的省教育厅指定为鄂西中心小学，从而成为当时全省三所省立中心小学之一（鄂东、鄂南、鄂西各一所），负责辅导宜昌、长阳、五峰、宜都、当阳、远安、兴山、秭归、枝江、松滋等十个县的县属小学的校务、教务、训导等方面的工作。用现在教育系统的排列来看，省立宜小就是省重点小学。

据省立宜小当年的教师和学生回忆，这所小学之所以在宜昌独占鳌头，首先是因为每月办学经费都是由当时的省教育厅直接按期足额下拨的，而且是县立小学的2到3倍；首任校长陈子和是留学生，继任的校长王福绪毕业于北大，到1936年，省立宜小的教师达36人，国语教师为北京本科毕业，体育、音乐、美术教师都是专科毕业，连低年级教师和幼稚园教师也均为省立师范、或者幼师毕业，这样整齐的师资队伍在鄂西首屈一指。

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隔着南湖拍摄的冬景，可见湖边省立宜小的教学楼和校舍。因为办学经费充裕，省立宜小的校内设施自然很好：学校建有两栋新式的教学楼，教室个个宽敞明亮，为了便于学生晚自习，还从怀远路对面的永耀电厂拉来专线，装上了电灯。为了办好附属的幼稚园，耗资从上海买回一架欧洲制造的中型演奏钢琴，这在宜昌乃至鄂西的幼稚园中，除教会办的以外是仅有的一架。1936年为照顾鄂西各县源源而来的学生，学校高年级发展为双班制。1937年，学校已达16个班，加上幼稚园两个班，学生总人数突破800人。

可是从1938年开始，由于侵华日军飞机对宜昌进行疯狂轰炸，城区内的学校无法正常上课，不得已，按照当时的省教育厅关于分散到农村继续办校的办法，在1939年2月，省立宜小先搬到长江上游的黄牛岩、后搬到三斗坪。1945年日本投降、宜昌光复后，这所学校移交给了当地的县立小学，而省立宜昌小学至此不复存在。

这是侵华日军231联队的梶浦银次郎联队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组织编写的回忆录《辽远的战场》中绘制的《宜昌市街地略图》，侵华日军在占领宜昌长达五年之久期间，曾经把中心城区划为两部分，原来的老城区作为难民区，而民国后新辟的商埠区则作为侵华日军的军事区。从中也可以看见，原来的宜昌海关成了联队本部，原来的省立宜昌小学的位置成了“11.行李弹药班”和“24.（马）厩”，在怀远路对面原来永耀电厂的位置，则是“兽医室”。

想一想原来书声琅琅的教室居然变成了饲养马匹的马棚，想一想原来整洁干净的大操场到处都是被践踏的马粪，想一想原来鸟语花香的校园到处都飘荡着难闻的臭味，想一想一墙之隔的大南湖经常响起侵华日军用手榴弹炸鱼“改善生活”的爆炸声，就会叫人有切肤之痛，也才能使人感觉到亡国奴的无奈和愤怒。

与此同时，1941年下半年，处于抗战前线的宜昌县，“为前方青年就学计”，由地方士绅倡议，在太平溪长岭岗宋家大屋里创办了宜昌县立初级中学（以下简称宜昌县中），宜昌县中第一届招收了百余名学生，第二年又奉命附设简易师范（以下简称简师）班，又增加两班新生约百余人。到1943年秋天，宜昌县中由长岭下迁到龙潭坪，初中和简师发展到共有八个班，学生约有四百余人，教职员工达三十多人。

1948年7月6日，在已经迁回宜昌的第五届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师生高唱的以《满江红》填词的《宜昌县立初级中学毕业歌》：“急光留景，弹指是，三年聚首。悲此日，分飞劳燕，别我师友。何处重逢千里梦，劝君更进一杯酒。应临风，痛洒伤心泪，惜分手。天下责，人人有，往哲训，君是否？正山河再造，东亚狮吼。汉唐先烈功长在，巾帼英雄名不朽。视扶摇，万仞上青天，攀牛斗。”那就是宜昌学子的拳拳爱国之心。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宜昌光复，作为县级教育机构，宜昌县中肯定要随着县政府返回宜昌。作为县中校长的易楷等人就先期跟随着奉命接收的国军一起，从三斗坪回到了被侵华日军占领达五年之久的宜昌。据易楷后来回忆说：“我们见到的是，城外已成荒野，大小机关团体都在觅室，找块县级最高学府也很难。后来发现怀远路原湖北省第十一小学校址（今市五中）曾为侵华日军占用，未全毁，还有平房几间和两栋教室可用，遂定为县中校址。接着公、私立学校陆续迁回，找个地方就更难了，县中可算是捷足先登了。”

虽然捷足先登，可是陆续返回宜昌的师生面对破烂不堪的房屋、杂乱无章的环境，上课用的教室以及住宿生所需的寝室都需要尽快修缮，这并非是一件容易之事。好就好在宜昌县中当时的校长易楷在抗战中与学校驻地附近的国军关系不错，加上当时奉命接收宜昌侵华日军投降的国军第二十六集团军司令官周岩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考虑到驻军的形象与地方的关系，所以特意拨款法币五十万元（当时折合黄金六两多）用以修缮校舍，加上地方士绅的支持和捐款，才使得宜昌县中新建了几栋教室，也改善和恢复了学校环境。

遗憾的是，随着内战爆发，国统区因为货币改革导致物价暴涨、贪腐成风导致满城人心浮动，就连宜昌县中这样一所管理严格、师资不错、学生素质一流、设备正在日益完善的学校也在1946年6月18日因为学生与警察的纠纷而爆发了宜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而到了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那一年的2月，因毗邻民房失火，殃及宜昌县中，被焚毁楼房一栋，学校正常教学受到极大影响，勉强维持到6月放了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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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李瑜（北美宜昌同乡会会长）责编：刘慧艳（三峡广电）

编辑：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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