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慈善信托：高效透明，但面临税收障碍

直接捐款捐物嫌麻烦，捐给基金会、公益组织又不放心？没关系，在疫情中你的善举还可以通过第三种方式完成。

从2016年颁布的《慈善法》首次提出“慈善信托”概念，2018年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慈善信托设立完成，这一新领域逐渐步入快车道。

慈善信托在此次疫情救助中活力显现，它的准入门槛更低、资金使用效率更高，假以时日和政策扶持，或将为扫除中国慈善公益领域的沉疴积弊带来希望。

定向支援

3月10日，国家游泳中心冬奥会工程已经复工。参与水立方改造工程的肖春来自河北邯郸，返京经过14天隔离后，他戴着口罩走上自己熟悉的工地。虽然口罩依然紧张，但在国家游泳中心工地上，口罩优先供应给了第一线的复工工人们。这其中，便有来自深圳市开太平公益基金会等单位的一份爱心。

为了帮助建筑工人安全复工，该基金会发起成立“建筑农民工关爱慈善信托”，筹集到的善款用于向全国在岗的建筑农民工捐赠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用品，普及防疫知识和安全复工指引。此外，还将向该群体赠送“建工无忧”公益保险，提供医疗和意外保障。据了解，自2月25日起，相关防疫物资已陆续送达深圳、北京、河北等多地的建筑工地。

开太平公益基金会项目经理李孟春告诉《中国慈善家》，开太平是2019年2月份成立的一家专注建筑行业农民工公益的基金会。此次与建信信托等单位发起的“建筑农民工关爱慈善信托”，主要捐赠方是建信信托的高净值客户群体，不到半个月已募集资金300万元。

据李孟春介绍，该慈善信托的年限是十年。“十年是一个行业变革的节点，届满后该慈善信托将根据建筑务工行业的生态变化而变化。”

除了疫情期间口罩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性捐赠，该项目未来将更专注为建筑农民工购置保险、解决大病医疗问题，并通过基金会的工友学院等职业教育培训平台，关注这一群体的人生规划和职业发展。

据了解，全国目前约有超过5300万的建筑农民工群体。陆续复工后，一次性口罩等防疫物资的匮乏成为工地上一大难题。尤其是一部分参与在建医院项目的工人，则更需要足够的防疫物资来保障安全。

深圳某工地的项目经理吕茂告诉记者，他的工地上有120多名工人，2月初已经复工。口罩等必须的防疫用品货源紧张，他们一直是东拼西凑，或找兄弟单位支援。通过集团渠道，他们最近获得了“建筑农民工关爱慈善信托”捐赠的2000只一次性口罩、40支消毒液喷雾、80瓶消毒液凝胶等物资。

活力显现

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的查询结果显示，截至目前国内备案的慈善信托项目共有314项，涉及金额335096.84万元，其中最新备案的一份建信信托——狮桥关爱中国卡友慈善信托，为期限120个月、金额3000万元，全部用于关爱商用车运输司机，协助其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并为商用车运输司机提供公益保险保障。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除了点对点的个人捐赠或通过各类基金会、公益组织展开捐赠外，通过慈善信托进行的公益捐赠行为已经展现出活力。

1月26日，中国信托业协会向全行业发出倡议，发起设立“中国信托业抗击新型肺炎慈善信托”。截至2月21日，已累计投放资金1492.308万元，执行救助项目20个。

据了解，共有61家信托公司参与了该专项慈善信托，对于总共68家公司的信托行业来说几乎是全员参与。除此之外，还有20多家信托机构作为受托人，协同基金会、地方政府等设立了20多项疫情救助慈善信托项目，其中单个项目的最大信托财产规模为3000万元。

慈善信托的流程并不复杂。一般情况下，只要找到合适的信托公司，委托人可以采取签署信托合同等方式，将其财产委托给信托公司，公司根据其慈善意愿进行管理和处置，开展慈善活动。受托人负有定期披露财产管理和处置情况的忠实义务，委托人可以设置监察人进行必要的监督，使得委托人可以清楚了解到其资金去向等。

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敏在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时表示，慈善信托在本次疫情中体现了一定的优势，有利于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李敏律师表示，慈善信托的财产独立于管理者和委托人、受托人，可追责、可赔偿甚至可以在过程中更换受托人，具有灵活性、专业性，这些都是慈善信托的优势。

北京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德生认为，这次疫情中公众反应出对某些基金会的不满甚至抵触情绪，原因就在于其不透明，捐赠人对其缺乏信任。“社会捐赠的钱按照程序进入基金会之后相当于基金会自己的钱，捐赠人很难再后期追责。而慈善信托则通过制度设计的防火墙，将资金相对隔离。同时，通过监察人等制度的设立，委托人在受托人资金使用过程中将一直可以监督、追责。”

李敏律师介绍，现代信托制度17世纪起源于英国，一开始便与慈善事业息息相关。时至今日，在香港地区慈善信托依然是慈善行为的主流。“如果我们好好总结研究它的制度设计，或许能为国内的基金会为何总是受人诟病找到答案。”

门槛更低

我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明确要求，非公募基金会成立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地方性公募基金会不低于400万元，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设立门槛为800万元。

相比而言，我国《信托法》《慈善法》《慈善信托管理办法》均没有规定信托设立的资金门槛，资金起点比较低。

现实中不乏此类案例，2019年4月15日在慈善中国备案的“千心千元意定监护慈善信托”设立资金仅有5000元。该项目由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发起，受托人为万向信托，用于组建社会监护人组织，探索推广意定监护与信托相结合，服务于需要监护组织监护与帮助的人群。

同时，慈善信托设立的操作流程也比较简便，信托公司接受设立慈善信托后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备案即可。

广州圣存律师事务所凌娜律师对《中国慈善家》表示，慈善信托没有资金门槛，设立方式比较简单，这给予了慈善事业无限的想象力。

凌娜律师指出，从用于抗疫的各类慈善信托项目可以看到，委托人群体多样化。除了信托公司自身有捐赠行为外，还有众多的企业、个人、慈善组织等主体，个别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主体多达数十个，这恰恰彰显了慈善信托由于没有资金门槛，在汇集民间慈善力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同时，抗疫慈善信托关注的群体也相当广泛，覆盖到一线医护人员的救助和保障、殉职医护人员家属的安抚和关爱及复工的建筑农民工等。

一位业内专家认为，慈善信托更大的优势在于它像一个蓄水池一样，通过信托机构自身更为专业的投资，可使得项目资产能够不断增值保值。这样，资金池越大，项目的覆盖面便越广，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专业高效

在国内，基金会的资金如何保值、增值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统计，中国慈善基金会年化投资收益率不到3%。与此相比，2017年美国耶鲁大学基金投资回报率高达11.3%。

李德生律师认为，相比国外的基金会成熟稳健的投资收益，中国很多基金会存在着“坐吃山空”的现象。

凌娜律师认为，我国基金会对受赠财产具有保值、增值的法定义务，但投资是非常专业的行为，稍有疏忽，不排除出现投资亏损的可能性，理事们也因此可能面临被追责的风险。这就造成现实中有些基金会为了稳妥起见，只是将资金存在银行获得利息，一定程度上造成资金闲置；有些基金会则存在不当或盲目投资，造成风险。

凌娜介绍，国外成熟的基金会一般由专业团队来进行资产投资和管理。信托公司长期进行营业性信托，具有较强的投资和管理能力，如慈善信托资金在疫情结束后仍有余额，也不排除可以根据委托人的意愿，由信托公司依法进行保值、增值的投资，使慈善行为得以长久存续，实现良性循环。

深圳市开太平公益基金会项目经理李孟春称，慈善信托的目的达成，一般会有一个管理委员会来实现，这会比一般的基金会有更高的资产投资和风险处理能力。尤其是对于大额的家族式慈善信托资金来说。“慈善信托可以通过信托专业人士用有风险但收益更大的投资组合模式来达到资产的增值保值，基金会在这个方面的能力是难以比肩的。”

李孟春表示，慈善信托除了要合法，还要按照银保监会要求进行信息披露、接受监管。除此之外，慈善信托协议本身也更为复杂，在法律上受到更多制约。

“慈善信托更像是一种契约关系，如果发现受托人违委托人意愿，可以事中、事后追责。对于基金会而言，每个基金会在章程中都会有一个保底条款，即便不符合捐赠人意愿，只要善款是最终用于慈善公益行为，便无可厚非。这就使得捐赠人对于自己的捐赠意愿在基金会中的实现，往往有隔靴搔痒之感。”一位业内专家表示。

制度缺位

2016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慈善法》首次从立法层面提出“慈善信托”概念，并在条款中规定慈善信托管理方式由“民政部门备案”即可，慈善信托自此走上发展快车道。

2017年5月，美的企业创始人何享健设立了近5亿现金规模的“中信-何享健慈善基金会2017顺德社区慈善信托”，由中信信托和广东省何享健慈善基金会共同担任受托人，信托财产及收益的目的，是建设更具人文性和富有吸引力的顺德社区。

2018年10月，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慈善信托——“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信托”建立，其受托财产为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的100%股权，对应出资额为6亿元。

这些风向标事件，带动了慈善信托在中国慈善公益领域的关注度和参与性。

深圳市开太平公益基金会项目经理李孟春表示，慈善信托在资产吸纳上要比传统基金会更灵活，便于吸纳更多货币外资产，比如房屋租金。实践中，阿里、腾讯等企业高管也有让渡股权收益的慈善信托行为。

但是，税收问题则是目前制约慈善信托发展的一道坎。

凌娜律师称，此次疫情中国家对于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组织或政府机关捐赠，用于肺炎疫情的现金和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与信托相匹配的税收制度，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措施尚未清晰。

李德生律师表示，相较基金会的捐赠免税资格，目前信托公司还不具备税收抵扣资质。由于信托企业不是慈善组织，便无法给捐赠方开具捐赠票据，捐赠方无法获得抵税优惠。

与此同时，不动产和股权作为受托资产设立慈善信托，又只能采取交易过户方式完成，这造成捐赠人高额的税费支出，这些都是利用慈善信托开展慈善公益行为的障碍。

李敏律师认为，当务之急是从法律层面给予慈善信托与基金会对等的税收减免支持，对慈善信托中房产、股权等新事物同等的慈善免税，也是下一步立法需要解决的问题。

凌娜律师建议，慈善信托本身在制度执行环节中也要加强，比如如何将慈善信托中的监察人制度落到实处，协议约定要更细化。

为了规避慈善信托的不足，凌娜律师认为，在实际操作可以将慈善信托与基金会配合、政府联动等结合起来，形成多方合力。《慈善法》也明确规定，慈善组织可以作为慈善信托的受托人。

实践中，已有大量的慈善组织与信托公司作为共同受托人的案例。比如天津信托与天津市慈善协会共同作为受托人设立的爱心助学慈善信托、陕国投信托与西安慈善会共同作为受托人设立的扶贫济困慈善信托等项目。在此次抗疫救援中，各地与疫情相关的多个慈善信托项目也均有受托人为当地慈善公益组织的现象。

“疫情使得慈善信托为更多人知晓，如果能够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相信可以汇集更多的人投入到慈善公益事业中，推动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凌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