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设计了三四十家诚品书店，还把飞机舱打造成书房 | 专访台湾建筑师陈瑞宪

2022年10月05日16:42:13 热门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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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宪

作为一个书店品牌，诚品书店的吸引人之处或许并不仅仅在于款款书香，还有它的设计，它的舒适，它高高低低温暖的灯光，它随处皆可席地而坐的自在安宁。上面图片里这位先生，曾设计过三四十家诚品书店，并凭借高雄大远百店一举夺得“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大奖”。陈瑞宪，这位入行六年即被评为当代大中华区最具影响力的五位建筑师之一、三度获选“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大奖”的建筑摄影师，他与诚品书店之间有许许多多故事，我们很难说清，他与诚品之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如今，他已经在其他空间设计中，尝试将书店的感觉带去更多地方，比如一架飞机上。

让阳光的影子落在书上

新京报：作为设计诚品书店最多的建筑师，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个作品？

陈瑞宪：二十几年来，我为诚品设计了三四十座书店。我最满意的不是高雄大远百店，而是我为诚品设计的第一家书店，就在台北的中山北路上。那家书店的前身是一个幼稚园，四层楼，每一层面积不是太大，现在已经被拆掉了，变成了一个健身中心。那是我与吴清友先生（诚品书店创办者）第一次合作，当时我看到那旁边有好多树，就向吴先生建议说，可不可以不要做那么多书架，我们把室内的空间让给室外那些树木，让它们“进来”。所以，当你走在书店里，就仿佛在树荫下念书，当阳光洒进来，你可以看到很多阳光的影子落在书上。我不想把书店做一个“知识的殿堂”，与人距离太远，我想做一个亲民的书店，所以我想了一招儿，就是用夹板。夹板很简单很便宜，一般夹板上面会贴一层木皮，我染了一层颜色在上面，当时这种设计一度在台北很风行。

陈瑞宪

新京报：在与诚品合作的二十几年里，你与诚品之间建立了一种怎样的关系？

陈瑞宪：我与吴清友先生站在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书店这件事情。吴先生想要创造一个享受阅读的环境，这一点是对的。但作为一个设计师，我希望书店的概念能够一直往前走。我有时候会偷偷做一些设计，在一些细节上加入我自己的新想法，比如灯的设计，甚至是撑住板子的小铁件的设计。我去一些地方旅行，看到那里的书店有某些特别的元素，都会想要带给诚品书店。

新京报：在你的建筑概念里，书店应该是怎样的？

陈瑞宪：我小时候，台湾有一个书店叫做东方书局，在一个很老的洋楼里，很有老上海的感觉，书店的地板磨到快要见底了，书架倾斜得像要倒下来，屋顶有一个大电风扇在转啊转啊。我在这里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好多书，但因为小时候没钱，只能每天放学去那里看书，我偷偷做记号，在书页上折一个小角，下次去就坐在地上继续看。那是我的第一个书店经验。台湾以前有一条旧书街，叫牯岭街，我们小时候也总去那里找旧书，很便宜就可以买到。后来我去日本，学校旁边的神保町也都是老书店，老书店里的书从地板一直叠到天花板，我觉得那是一种书店的氛围。知识的丰富和探索的欲望，唯有在那种书店才能被激起。我现在还是常去逛巴黎的旧书店和跳蚤市场，有时候翻开一本书，会有书里夹着的东西掉出来，书页上还有别人写下的感想，那种书店里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感情。

新京报：与那些旧书店相比，你怎么看待诚品书店的新潮与秩序呢？

陈瑞宪：诚品作为一个城市书店，需要照顾更广的读者群，可能没办法把做出那样的感觉和味道。我觉得姚仁喜先生苏州诚品的设计很不错。新建筑里要有个老灵魂很难的，新建筑是理性的，要让它具有时间的味道太困难了。老灵魂是需要时间去成熟的。现在有些人会做旧，这是人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希望控制时间。

北京一些建筑跟人比较没关系，

跟show比较有关系

新京报：你是如何走上建筑之路的呢？

陈瑞宪：我十七岁读高中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可能会往建筑或设计这个方向走。但我大学是在台湾念化学的，因为家里开一家食品公司，父亲希望我可以接班，我不算是一个叛逆型的小孩，所以硬着头皮把化学念完了。后来我有一个机会去日本，见到了非常多美丽的建筑，我心想，那不管了，我要去追寻我的建筑梦了，就跑去念了建筑，后来进了安藤忠雄的建筑事务所。

新京报：安藤忠雄是一个怎样的人？

陈瑞宪：安藤忠雄的事务所非常严格，他不苟言笑，比较冷面，因为之前是一个拳击手，性格里面有一种这辈子一定要奋斗、要赢、要活下来的感觉。

日本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其代表作品有光之教堂、住吉的长屋等。

新京报：怎么评价安藤忠雄的建筑？

陈瑞宪：我对他的一种看法是，他将传统的日本建筑转化为了现代人可以认同和欣赏的风格。我也希望能够在华人的传统建筑中找到这种可能性。

新京报：你受日本建筑的影响大么？

陈瑞宪：我之前受日本风格影响很大，回到台湾之后，我刻意切断这个脐带。在我回台湾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我再也没去过日本，也完全不看日本的东西，而是一直往欧美跑。我的人生不只仅有日本，也应该有世界上其他地方，我要见识和学习更多东西。

陈瑞宪作品《私塾习》

陈瑞宪设计的汕头大学新图书馆

台湾君品酒店五楼大宴会厅“亮”，是陈瑞宪向巴黎歌剧院致敬的作品，以16盏豪华水晶灯、舞台布幕般的天花垂坠设计，点出如同歌剧院般气派的主题感。

新京报：台湾当代建筑师是否在尝试树立一种更为本土的风格呢？

陈瑞宪：台湾的文化认同很复杂，虽然台湾历史很短，三百多年前才有第一个福建人过来，但在历史上，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日本人、国民党都先后来到这里，这一复杂的文化背景就决定了，所谓的“文化认同”是很难打在一起变成一杯果汁喝掉的，所以台湾的设计还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现代人大概都是往未来看的，因为这比较容易，回看历史是有门槛的，要念书，要知道发生了什么，要想清楚一些问题，而未来是一种感觉，哪边更漂亮、更舒服，大家就会走向哪里。所以青年一代追求的可能是比较容易得到的东西，但随着年龄渐长，我要开始往回看了，我年轻时觉得传统建筑很陈腐，现在会有意识地使用一些东西方的艺术传统。我看戏剧歌剧，也很喜欢昆曲。我看昆曲的时候觉得有趣，借着那样一个时光机器，你就知道之前的中国人是怎样想的，艺术情感的表达很含蓄，但又让人觉得很前卫。

新京报：你最喜欢的建筑师是谁？他的建筑风格是怎样的？

陈瑞宪：建筑有非常多层面的功用，有一些建筑是让人去拜的，影响的是一种比较灵魂层面的东西。比如安藤忠雄的很多建筑是让人去仰慕的，在里面人们觉得灵魂被提升了，你是不一样的人了，更有智慧了，其实这也是建筑的一种功能。有一些建筑也会给人启发。我个人比较喜欢柯比意的东西。柯比意比较艺术性，走进他的建筑，你会觉得这是一位天才，非常有启发性。我比较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不是让别人仰慕，那不是我的价值观。

新京报：你曾说希望通过建筑的形式构建台北的地标名片，而北京近些年来新崛起的地标建筑多广受诟病，你怎么看？

陈瑞宪：北京的这些新建筑跟人比较没关系，跟秀（show）比较有关系，是一种权力（power）的显示。而建筑是给人用的，要方便而且舒服。如何让面积这样大、生活这样困难的城市更加可爱，是北京要做的事情。

我想把飞机舱打造成一个书房

新京报：日前，台湾艺术家董阳孜54米长卷《临江仙》在苏州诚品展览，这是她在大陆的首展，你作为展场设计师有什么感受呢？

陈瑞宪：我很喜欢董阳孜的字，是她的大粉丝，“云门舞集”那四个字就是董老师写的。我本以为董阳孜是一位先生，但她写字的大气是一般男士都难以达到的境界。我看不懂她的字，所以，我只能用另一个角度看待她的作品。除了作品本身的内容，董阳孜的书法里还含有很多空间的趣味和思考——浓烈与疏淡，前字与后字的形式，其中有一种构图和空间的可能性。她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书法家，我不会把她放在书法的范畴之内来讨论，她是一位现代艺术家，只不过是以书法这样一种中国传统的文化形式来进行艺术创作。

董阳孜《临江仙》在苏州诚品书店展览

台湾作家杨照、艺术家董阳孜、展场设计师陈瑞宪在《临江仙》苏州诚品展览现场。在谈及空间设计想法时，陈瑞宪表示，椭圆的蛋型空间能把读者完全包围住，循环的欣赏动线让读者情绪得到连贯性，而地上铺满高低不一的细沙，经过读者的行走踩踏留下如画般的足迹，“驻足沙堆上如同立于江滩，饱览滚滚长江的气势”，呼应《临江仙》作品。

我对于这种抽象的艺术很有兴趣。具象的艺术让观众容易接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被其绑住：作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所想的就是什么。抽象艺术让我感觉，我与艺术家的想法或许不同，两者之间发生撞击，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一同创作。

所以我对董阳孜的字和宋代的画比较有兴趣。宋代画里的云，有时候因为山的遮蔽而断掉，有时候又投在一片湖水中，内容并不连贯，很多是非逻辑性的——“非逻辑性”是我喜欢的创作方式。

因为建筑物是站在那里供人们使用的，所以往往建筑的设计会更偏重于功能上的取向和理性的思考逻辑。而假如让我做一个室内设计的话，限制就会比较少，设计的可能性就会更多。

新京报：以你为中华航空航班所做的空间设计为例，其中有过哪些限制与设计的冲突吗？

陈瑞宪：（笑）那会儿我一天到晚都在跟工程师吵架。我们考量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工程师思考的是飞机如何设计可以实现安全、节能、耐用，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这个基础上，我要加入文化和美学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