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德 |​《金瓶梅》人欲描写新论（下）

（二）人欲描写与16世纪社会思潮

《金瓶梅》产生于明代中叶的文化氛围之中，那么评价《金瓶梅》就必然涉及中国十六世纪的社会思潮。

对“好货好色”的礼赞，是中国十六世纪人文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

程朱理学及明代封建统治者所颁订的律令、制度之所以受到思想家们的严厉批判，就在于它本身并不是为了给人类社会、人类天性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相反，它是建立在扼制多数人的正当欲望，而满足少数统治者难填的欲壑基础之上，以维持腐朽的封建统治为指归的。

李贽、三袁、徐渭、汤显祖等进步思想家们面对理学对人性的异化，力图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自然人性论的哲学基础上，强调人欲的合理，大倡人本主义。

理学家提出“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15]。

李贽则针锋相对，公然倡言：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16]

“为无私之说者，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根虚实，无益于事，只乱聪耳，不足采也。”[17]

理学家大喊“存天理灭人欲”，而进步思想家们在肯定人欲时往往是以人的利欲为本，针对程朱的禁欲主义而将欲、理并提，以欲抗理。如王艮的“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18]，

李赞则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也”[19]，以感性主体的人的最起码的物质生活要求来对抗超然物外的先验于本体之“理”。

《焚书》

在文学创作方面，进步的思想界们要求对人的欲望(自然本性)给予不加掩饰的抒写。

李贽所谓“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动人，自然令人痛哭”[20]，徐渭主张文必“出于己之所自得”[21]，焦竑要求文章要“自标灵采”[22]以及公安兄弟高标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汤显祖的“至情论”等等，无不是针对程朱理学、封建道德给文学创作带来的种种束缚有感而发的。

这种哲学观念的产生、文学观念的变更，标志着对传统权威、价值观念的否定、对旧的伦理观、人生观的挑战。这种潮流的文学体现，则是对人的食色之性的大肆渲染。

然而，对这种新的人文思潮，我们必须辩证、客观地看待。它在否定旧的价值观念时，并没有建立起自身完整的、合理的体系，因为“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23]。

它还没有在摧毁旧道德的斗争中传来告捷的凯歌，便很快萎缩于异族入侵的铁蹄下。

同时，这些思想家们在大唱人性赞歌时不免导致了另一种危机，即没有将人的动物性一面与人的社会性作出明确的、根本的界定，在为人欲张本时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忽略了人的生理本能与正常道德规范的区别与联系，将人的生理本能视为“道”，将人欲与道德规范等同起来。

这种理论本身的严重缺憾，自然造成了实际生活中人性的迷惘，人们往往把崇高的爱和卑下的欲、将物质生活的正当追求与巧取豪夺、贪婪攫取等同视之，将个性解放与恣意放纵混为一谈，这就极易给世俗生活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

总之，由于晚明个性解放理论本身的种种局限，使得纵欲主义找到了人性的缺口，成为泛起于封建末世、与腐朽的封建没落的生活方式同流合污的不可遏制的沉渣浊流。

世俗生活中淫具、春画、房中术流行，封建士大夫公开谈性，狎妓选色、尚奢竞豪蔚成风气，这正表现出16世纪末的荒唐。

这种病态的人欲当然应视为晚明社会个性解放思潮中不可避免的也是应该扬弃的糟粕。

《金瓶梅》的作者将其撷入作品，借以表现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这本无可厚非。但就其本身来说，它远远谈不上对封建统治、理学禁锢的自觉抗拒，并且，离个性解放的真正合理的内涵相差不啻万里。

对于这种腐朽的生活本身，我们是应该否定并给予批判的。

影松轩本

（三）人欲描写与欧洲文艺复兴

评论《金瓶梅》的人欲描写，人们往往把它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潮作比附。

有人就明确提出：“从根本上来说，《金瓶梅词话》对‘人欲’的肯定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有着相通相生的关系，也鲜明地显现了近代思想的萌芽。”[24]

中世纪的欧洲，是个宗教神学垄断文化、教会统治异常残酷的“黑暗时代”。

作为封建大厦支柱的教会，强迫一切文化都必须成为阐发和维护宗教教义的婢女。

这种宗教神学的统治，随着城市商业的日益发展，受到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哲人们的强烈批判，从而使欧洲大陆进入了被恩格斯称作“伟大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宗教的反动统治及其对精神文化的垄断所进行的“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25]。

新兴资产阶级刚刚登土历史舞台，在自己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之时，便借助于被教会长期歪曲或扭曲的古典文化来构建适应本阶级发展需要的意识形态，其核心便是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大师们重视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强调人的尊严，颂扬人的力量，以“人”为中心来反对宗教权威，并且针对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大唱人性的赞歌，歌颂白由的爱情，鼓励人们去追求财富，追求幸福。

这时，“人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尊严与无限发展的潜能。因此，他把个性自由，理性至上和人性的全面发展悬为自己的社会理想，带着蓬勃的朝气向各方面去探索，去扩张”[26]。

人文主义者将宗教神学作为攻击的口标，以人为中心，人以性来反对神性的捏造，以人权反对神权的束缚，以个性解放反对宗教禁欲主义桎梏，以理性和科学反对宗教蒙昧主义。

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伽利略、哥白尼、布鲁诺以及培根等先哲们或从哲学方面，或在自然科学领域著书立说，以科学来批判神学，来否定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而在文学领域，伴随着这种反宗教神学的狂飙，一种崭新的文学——人文主义文学应运而生。

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及莎士比业的戏剧创作，都可以看作人文主义文学实绩的代表。

就人文主义文学作品对色欲、财欲的描写来说，作家一方面对教会僧侣们所宣扬的禁欲主义的虚伪性进行揭露，对封建门阀婚姻进行批判；

另一方面为自由爱情大唱赞歌，为男女平等、个性解放极力鼓吹；一方面肯定人生对物质生活的孜孜迫求，另一方面又通过典型的形象旗帜鲜明地揭露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对金钱的贪婪迫求，以及金钱给社会造成的罪恶。

这一切，都为十七世纪以后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堂吉诃德》

中国宗法社会的宋明时期，与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状况有着惊人的相似。

虽然在中国封建文化的土壤中没有酝酿出一个主宰万物的上帝，但封建皇帝的至高无上绝不业于上帝的神圣威严；尽管没有无所不在的基督意识，但程朱理学实际上被官方宣扬为万事万物、人道伦常、行为规范的最高主宰。

这种先验的”天理”与宗教神学毫无二致。人的现世享乐、人对自由幸福的追求、人的生存权利被理学无情地褫夺了。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宗法封建母体的涌动，市民力量的咄咄逼人，农耕文明的局部解体，新的社会意识、哲学思潮悄然兴起。

王阳明“心学”在客观上启发人们对圣贤的怀疑，泰州学派更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主义的道学，肯定人们的物质生活要求，肯定饮食男女的“人欲”，驳斥了理学反动的禁欲主义说教。

这种思潮的流播自然带来了文学意识的更新。不同的是，兰陵笑笑生并不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那样，去礼赞人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对腐朽的封建专制、残酷的宗教桎梏的冲击，去张扬人生对色欲、财欲的正当追求与满足，而是通过描写病态的人欲去反映病态的时代，批判病态的社会。

我们固然不能对二者反映生活的不同方式作出优劣高下的评判，但就它们所描写的入欲来说，取舍褒贬，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四）人欲描写与同时代作品的比较及作者的评判

晚明思潮的激荡，使中国文坛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孕育出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学大师，徐渭、汤显沮、冯梦龙、凌濛初、吴承恩、公安三袁等都是享誉后世的代表人物。

他们在诗文、小说、戏曲等不同领域，呈显自己的才情；以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抒发着对“人欲“的礼赞以及对理学压抑人性的愤怼。

毫无疑问，兰陵笑笑生也以其创作，自觉不自觉地自己融入这股反叛宗法传统的洪流之中。

然而，就这些大师们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欲”来说，《金瓶梅词话》与上述作家的描写有着本质的不同。

以小说、戏曲中所描写的“人欲”为例，徐渭的代表作《四声猿》，或揭露僧侣们奉行禁欲主义的虚伪(《玉禅师》)，或借古讽今，揭露封建统治者的罪恶(《狂鼓史》)，或讴歌女性的文武才能(《女状元》《雌木兰》)，作品洋溢着反封建压迫和礼教束缚的民主主义精神，富有进步的时代气息。

汤显祖更是继承了泰州学派反理学、反封建教条的传统，在创作中自觉地以“至情”与理学相对抗。

杜丽娘的由生到死，是由于理的压抑；而她的起死回生，则在于情的感召。

正如作者在《牡丹亭题辞》中所说：“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作品所表现的正是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生活的追求与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封建礼教道德的尖锐对立。杜丽娘与柳梦梅相互爱慕，用情专一，并且通过反抗斗争获得了婚姻的美满。

他们从梦爱到结合，很少掺杂庸俗的世俗成分，这无疑闪烁着个性解放的光彩。杜丽娘追求“情”的整个过程，始终是以强烈的自我意识作为精神支柱，蔑视门第观念。

《牡丹亭》海报

至于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在描写人欲的篇幅里，大部分都表现着积极向上的情趣。

冯梦龙虽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对“欲”持肯定态度，但他同时指出，“夫情近于淫，而淫实非情”，从而将“情”与“淫”这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区别开来。

在经他加工的“三言”中的爱情之作诸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篇什，特别强调人的感情、人的价值及人格独立，在婚姻上提出了与封建礼教道德截然相悖的标准和原则，男婚女嫁不仅仅是肉的结合，更是心灵的沟通和人格上的相互敬重，以及彼此对爱情的忠诚和坚贞。

“二拍”中的《李将军错认舅》，歌颂青年男女生死不渝的忠贞爱情；《宣徽院仁女秋千会》，赞扬主人公对父母包办婚姻的抗争，都表现出积极向上的思想意义。

在描写商人追求钱财的篇什中，或对当时的商品观念给予充分的肯定(如《乌将军一饭必酬》)，或赞扬商人的开拓勇气和冒险精神(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或反映商人追求钱财的强烈欲望(如《叠居奇程客得助》)。

总之，这些作品所描写、称颂的人欲的追求与满足，绝不能同《金瓶梅》中所批判的泛滥的人欲混为一谈。

我们在讨论《金瓶梅》的创作主旨时，已经通过大量的例证，指出《金瓶梅》的宗旨在于暴露“人欲”泛滥的危害，暴露“四贪”之病。

实际上，《金瓶梅》对贪财好色的批判，绝不是明代文学的孤立现象。成化年间问世的《四季五更驻云飞》，正德时期问世的《盛世新声》，嘉靖年间郭勋编选的《雍熙乐府》以及当时的拟话本小说中，都有大量的吟咏、批判财色贪欲的作品。

这种特有的文化现象，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现实。

众所周知，明代社会自上而下堕落至极。皇帝一代比一代昏聩腐朽，如武宗的沉溺声色狗马，世宗的聚财敛货、荒淫好色，万历皇帝的奢侈糜烂、好货成癖，都是非常典型的。

整个社会急剧堕落，人欲横流。《博平县志》曰：“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

范濂《云间据目抄》曰：“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有新事百端。”

黄人也谈道：“明时无藩镇之分敛，及金缯之岁输，故物力稍纾于唐宋，而侈风起焉。……消耗既巨，立致穷困，则设法取足，于是上婪贿下中饱，弱者用诈，强者肆力，而宵人之猎食常遍于江湖，媖徒之御人不绝于都市……”[27]

总之，对财色不择手段的追逐，成了社会的通病、万恶的渊薮。因此，文学作品中出现这种批判人欲泛滥的现象，就成为势所必然。

在《金瓶梅词话》中，兰陵笑笑生直接站出来，发抒自己对小说中所写人物与事件的评价，表明自己戒色罪财的创作主旨的地方，达到三十多处。

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词话》卷首《序》中也指出，小说“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

刊于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的欣欣子所作的《金瓶梅词话序》道：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世俗，盖有谓也。人有七情，忧郁为甚。

上智之士，与化俱生，雾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为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了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

然则，不致于坐病者几希。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

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滤洗心，无不小补。……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

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

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故吾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明确指出笑笑生为不使“下智”者“坐病”于“七情”，故作是书，并指出《金瓶梅》是针对世俗“坐病”于“七情”而发，目的在于以书中的“盛衰消长之机”“轮回报应之事”来劝善惩恶，警饬世人贪财恋色之举。

清代彭城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一再申明此书“独罪财色”[28]，“单重财色”[29]，小说创作目的是“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知惧”[30]，“《金瓶梅》是部惩人的书，故谓之戒律亦可。”[31]这些看法都是符合作品实际的。

《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

（五）人欲描写的客观价值定位

评价《金瓶梅》的人欲描写，我们反对只用道德的标尺。

它所描写的人欲，摆脱了人对神的依托以及精神对理的屈从，也即摆脱了程朱理学对人的主体意识的异化，使人返朴归真，回归了人的生命原欲，但正因为这种回归是建立在畸形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酝酿于人欲横流的背景之下，故而处处显示出畸形的文化特征。

在这种回归中，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使性由社会的自律行为倒退为原始的个体本能行为；在客观上对群体意识束缚的反拨中陷入了人性向兽性倒退的误区。

这固然是作者所处的时代思想禁锢严酷、人性猝醒后矫枉所必有的过正，但这种人欲所体现的腐朽的人生观是应当给予批判的，给作品带来的缺憾（如对两性生活不厌其烦的八股式的描写等）也是应当记取的。

那么，《金瓶梅》中人欲描写的价值与意义又何在呢？我认为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小说的人物借助于人欲描写而站立起来，活灵活现，富有典型性。如西门庆性格中恶霸、奸商、官僚、淫棍的基色就是通过他为满足淫欲而杀人害命、为财欲满足而贪赃枉法、偷税漏税、坑蒙拐骗、以官经商，以及有了巨额金钱后便一次次地蹂躏女性、以财富换取没有穷尽的色欲满足等等情节、事件中呈现出来。

其他诸如潘金莲的狠、庞春梅的淫、陈经济的狂、王六儿的荡等等，无不是借人欲的描写而形神毕肖。

第二，借人欲描写扩大了小说的容量，拓展了小说反映的社会画面，并显示出深沉的悲剧内涵。

如通过西门庆对财欲色欲的追逐，上达朝廷，中结官场，下连市井，反映出十六世纪中国整个社会风貌，反映出芸芸众生的精神状态，预示着这个社会必然衰败的结局；

通过另一个中心人物潘金莲的所作所为，反映出一夫多妻制的罪恶以及在此制度下家庭的混乱与女性的不幸和悲哀。

第三，人欲描写具有典型的文化史意义。

它客观上反悖于传统文化观念中的义利观、本末观，反映出宗法传统观念、价值取向在市民社会的贬值（如尊卑观、贞节观等），以及对程朱理学的客观反动，引起人们对圣贤偶像的怀疑，启发人们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对人生权力、幸福的思考和追求。

第四，《金瓶梅》借对人欲的描写显示出自己的艺术品格，标志着小说观念的巨大变革，在小说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巨大意义。

《<金瓶梅>新视域》 张进德 著

注 释：

15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二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

16 李贽《藏书》卷三十二《德业儒臣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27页。

17 李贽《藏书》卷三十二《德业儒臣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28页。

18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一·心斋语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15页。

19 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焚书 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页。

20 李贽《焚书》卷四《读若无母寄书》。《焚书 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1页。

21 徐渭《叶子肃诗序》。《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0页。

22 焦竑《与友人论文》。《澹园集》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2页。

23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9页。

24 《<金瓶梅词话>的人欲描写及其评价》，《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2期。

2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 页。

26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27 黄人：《明代章回小说》。见侯忠义，王汝梅《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版，第478-479页。

28 张竹坡《竹坡闲话》，《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

29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一回回评，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页。

30 张竹坡《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

31 《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一0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9页。

文章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张进德<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