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德：20世纪后半叶的《金瓶梅》评论（下）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时代，也有数量众多的论文进行探讨，但主要是嘉靖说、万历说以及调和的嘉靖与万历之间说。

持嘉靖说观点者，源于明人的有关记载，认为明人的说法不能轻易否定，另外从小说所描写的佛道的盛衰、说唱艺术的流行、小令的兴盛以及小说中所涉及的嘉靖一朝的有关史料，认定《金瓶梅》作于嘉靖间无疑。

而承30年代郑振铎、吴晗的余波，也有不少学者力主万历说。如黄霖在其《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67中分别从作品第35回所引李日华《残红水上飘》等曲流行于万历年间；

小说所引屠隆《别头巾文》见于《开卷一笑》，而《开卷一笑》问世于万历年间；

小说中出现了陈四箴这个人物，恰好在万历17年大名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劝说皇帝；

小说第65回所写及的人物凌云翼死于万历15年以后；小说多次写到海盐子弟搬演戏曲，此乃万历习俗等方面，重新论证《金瓶梅》成书于万历时期。

至于究竟成书于万历时期的年限，则有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五年至十年、十一年以前、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之间、六年至十一年之间等等分歧。

调和二说者认为小说中既有嘉靖朝的史实，也有万历朝史实，所以《金瓶梅》实际上的创作经历了从嘉靖到万历前期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金瓶梅》的版本史上，“第一奇书本”是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一种版本。而对其评点者张竹坡的有关情况，却一直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30年代初期，马廉、孙楷第等曾对张竹坡的生平、籍贯、家世等有关问题进行过探讨，但资料的匮乏使得他们的研究难以深入。

进入80年代，刘辉、黄霖、吴敢等人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尤其是身处张竹坡故乡的吴敢利用地利之便，遍访张氏后裔，终于在1984年访到了刊刻于乾隆四十二年的《张氏族谱》、康熙六十年刊本《张氏族谱》、道光五年刊本《彭城张氏族谱》以及光绪十六年抄本《曙三张公志》等大量珍贵的史料。

1987年，吴敢将先后发表的20余篇文章结集为《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68、《张竹坡与金瓶梅》69两部专著。

经过吴敢等人的努力，张竹坡的家世生平、著述思想终于大白于世。刘辉在《〈金瓶梅〉研究十年》70中高度评价道：

“如果说国内学者在《金瓶梅》研究中，不少问题还处于探索阶段，只是取得一些进展的话，那么，在《金瓶梅》重要批评家张竹坡的家世生平研究上，则有了一个明显的突破，完全处于领先地位。

吴敢新著《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张竹坡与金瓶梅》对张竹坡家世生平的详实考证，尤其是他发现的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和其中的《仲兄竹坡传》，一经刊布，即成定谳，为国内外学者所首肯。”

关于张竹坡小说美学思想的研究，也是80年代以来“金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叶朗在《中国小说美学》中列出专章，用了近四万字的篇幅，首次对张竹坡的小说理论进行全面的论述，并将他与金圣叹、毛宗岗、脂砚斋等一流批评家并列，高度评价了他在《金瓶梅》的评点中所表现出来的精到的理论见解，认为“就象《金瓶梅》这部小说要比《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更接近于近代小说的概念一样，张竹坡的小说美学也要比金圣叹、毛宗岗等人的小说美学更接近于近代美学的概念”71，

“无论在中国小说美学的发展史上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张竹坡都应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72。

这方面发表的文章数量也相当可观，学者们围绕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专就某一方面的理论问题发表了见仁见智的看法。

《金瓶梅》版本问题的研究，是《金瓶梅》研究的基础工程之一。新时期的“金学”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全面的讨论，取得了新的突破。

《张竹坡与金瓶梅》

这里既有对有关文献的认真梳理，又有在新发现资料基础上的新观点的阐发。具体来讲，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是对抄本问题的梳理以及抄本问世时间的探讨。

根据明代的有关文献记载，《金瓶梅》在付梓之前主要是在中上层官吏以及在野的但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封建士大夫中流传。

这些人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慧眼独具，认识到了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

《金瓶梅》在传抄阶段共有12人拥有全部或部分《金瓶梅》抄本，拥有全本的有王世贞、徐阶、刘承禧、袁中道、沈德符，其中王世贞、徐阶藏有抄本全帙，来源不明，而刘承禧、袁中道之抄本源于徐阶，沈德符抄本来自袁中道。

另外7家拥有本分抄本，即王肯堂（二帙）、王稚登（二帙）、董其昌（前段）、袁宏道（前段）、丘志充（“十五”即一半）、谢肇淛（十之八）、文在兹（“抄本不全”）。

其中袁宏道抄自董其昌，谢肇淛抄自袁宏道和丘志充。这样，可以把拥有抄本的简化为7家，除了王世贞的抄本无人见过外，其他6种都曾在文人中流传抄写73。

至于抄本问世的最早时间，台湾的魏子云等人根据袁宏道《锦帆集·董思白》写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有人认为写于万历二十三年深秋），认为抄本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传世，而黄霖、叶桂桐等人不同意这种说话，其中叶桂桐认定王肯堂拥有抄本的时间可能早于万历十七年至万历二十年。

这样，如果把万历丁巳（四十五年）本《金瓶梅词话》看作是初刻本的话，那么这本小说付梓前至少传抄了28年。

二是对词话本有关问题的讨论。

关于《金瓶梅》最早刻本问世的时间，由于鲁迅对《万历野获篇》的有关资料理解有误，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后来许多学者都从此说。

魏子云在其《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74中对明代的有关文献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万历四十三年李日华在沈德符处所见的还是抄本《金瓶梅》，万历庚戌（三十八年）不可能有刻本，而推测《金瓶梅词话》初刻于万历四十三年。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金瓶梅词话》初刻于万历四十五年，今传卷首有“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昌道中”的《金瓶梅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是原本，而是后刻本，刘辉根据明代有关史料推断此书的刊刻时间最早不超过万历四十八年75。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曾说过，《金瓶梅》“原本实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多数人认为沈德符的话是可信的，王利器在其《<金瓶梅词话>成书新论》中认为补作者是袁无涯。

另外，关于《新刻金瓶梅词话》究竟刻过几版，论者也争执不下，有一刻、二刻、三刻诸说。围绕今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的三篇序、跋及其版本的有关问题，也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予以探讨。

三是对绣像批评本的探讨。

包括它与词话本的关系、写定者、作评者、刊刻时间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至今还是众说纷纭。

刘辉认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才是《金瓶梅》的写定本，这个写定作评者，乃是清代戏曲家兼小说家的李渔。

但也有人认为李渔只是作评者而非写定者，黄霖《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对刘辉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评改者是通俗文学家冯梦龙而非李渔。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刊刻于何时，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孙楷第《通俗小说书目》、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都认为刊刻于明崇祯年间，而刘辉在其《<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金瓶梅>版本考》中认为“李渔正是说散本《金瓶梅》的写定者、作评者、刊刻者”， 并根据李渔短篇小说《十二楼》有杜濬写于顺治十五年的序进而推断：

“如果说李渔之回道人化名，系由《十二楼》及《合锦回文传》里的回道人而来，那么，此说绝不可能刊刻于崇祯年间，而应当是清初，最早不能超过顺治十五年”，

故以“崇祯本”来称谓有欠妥当。此外还有天启说、清初说、天崇年间说等。而“绣像批评本”与“词话本”的关系，大多说人认为前者根据后者改写而成，但也有人认为二者是平行关系，它们之间并无直接联系。76

四是第一奇书本的有关问题。

第一奇书本是清代康熙年间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张竹坡以绣像批评本为底本评点的本子，也是词话本未发现之前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版本，目前存世数目达几十种。

人们就存世之本，大致将其划分为无回评与有回评两个系统。前者分册不分卷（但册数不完全一样），没有附图与回评，有眉批、旁批、夹批、卷首有谢颐序，都有附录（但不尽一致）；

后者分卷不分册（但册数不等），有附图200幅，都有眉批、旁批、夹批，卷首有谢颐序，都有附录（但排列次序不同），增加了回评。

第一奇书本的原刻本问题，或认为今已不传，或认为是在兹堂本，或认为是皋鹤堂本。

此本卷首“序”的作者谢颐究系谁属，有人认为是涨潮，有人认为就是张竹坡本人化名所为。

在兹堂本《第一奇书金瓶梅》

1985年，刘辉在柏林寺北京图书馆浏览《金瓶梅》的版本时，发现了直接写于“第一奇书”在兹堂刻本上的文龙所写的六万言的评语，由于此本并未付刻，所以从未见诸著录。这个发现，无疑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一个新收获。

关于《金瓶梅》的文本研究，虽然不像诸如作者、版本、成书时代等问题争论得那样热闹，但80年代以来，有大批成果就小说本体的一系列问题深入探讨，无论其广度还是深度，都取得了前人不可比拟的成就。兹就其主要问题，分述如下。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主旨问题，是80年代以来围绕文本展开的一个热烈讨论的问题。

早在明清时期，人们已就此问题发表了见仁见智的看法，曾出现了政治寓意说、讽劝说、复仇说、苦笑说等不同说法，进入20世纪后，这个问题仍然成为“金学”领域的热门话题。

20年代，鲁迅、郑振铎等联系小说所反映的明代现实社会的内容，分别提出了世情说与写实说，嗣后至今，尤其是80年代以来，诸说并起，争鸣热烈。

计有：影射说，劝善说，封建说，性恶说，暴露说，变形说，新兴商人悲剧说，人生欲望说，愤世嫉俗说，警饬世俗说，精神危机说，黑色小说说，人性复归说，性自由悲剧说，人欲张扬说，人格自由说，探讨人生说，文化悲凉说等等。

既有社会、伦理、道德层面的分析，也有美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意义上的探讨，更有立足于哲学、宗教学视点的关注。

总之，《金瓶梅》的丰富内涵得到了多重挖掘与全方位的揭示。

对于《金瓶梅》床第描写的评价，历来观点判若冰炭。80年代以来，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认同：或从哲学的角度，肯定这些描写有张扬人性的价值；或从文学的视角，认为这些描写大多有助于人物的塑造与情节的展开，有助于作品主题的深化。

与这种观点相左，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文字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说，有诱人堕落之嫌，是作者低级趣味的反映；从文学角度来看，它那种千遍一律、毫无必要的渲染，丝毫也引不起人们的美感，应该加以剔除。

第三种观点调和了肯定与否定派，认为《金瓶梅》中出现这些文字尽管是时代的反映，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叛理学、张扬人性的意义，但那种对西门庆、潘金莲等毫无节制的放纵生活的赤裸裸的铺叙，毕竟是玉中瑕疵，是一种艺术败笔。

《金瓶梅》的艺术成就与艺术价值，已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人们从各种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这方面的专著如孙述宇的《金瓶梅的艺术》、周中明的《金瓶梅艺术论》、张业敏的《金瓶梅的艺术美》等。

而围绕某一方面进行探讨的论文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比如关于《金瓶梅》人物形象方面的研究成果，除去单篇论文，光是专著就有15部之多。77

《许建平解说<金瓶梅>》

许建平《新时期<金瓶梅>研究述评》78将新时期有关《金瓶梅》艺术价值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概括为九大方面：

其一，由写生活之美变为写生活之丑、写人性之善美变为写人性之恶丑的美学观念的转变。

其二，选材上由写非现实转入写现实、有写英雄转入写凡人、由写政治环境转入写家庭环境，开创了小说创作的新纪元。

其三，由情节小说变为性格小说。

其四，由单线纵向曲线结构变为多线纵横网状立体结构。

其五，情节叙述从传奇到情感化，从夸张的粗略的细节描写转变为逼真的琐屑的细节铺展。

其六，语言由粗略化、理性化、书面化发展为细密化、感性化、口语化，语意由单一化发展为多意并蓄化，人物对话由单一鱼贯式发展为交叉立体式。

其七，由单调偶用的讽刺手法发展为现实主义讽刺小说。

其八，由重视人物的行动发展为重视人物的心理刻画。

其九，空间描写艺术由以纵向推进为主质变为纵向横向并重的纵横组合式，由无中心的散漫跳跃式发展为有固定空间的放射回拢式。

总之，《金瓶梅》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然，在肯定其艺术价值的共识中也出现过不和谐之音。

如包遵信在《色情的温床与爱情的土壤》79中说：

“我翻阅了近年一些《金瓶梅》论文，大都肯定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它的艺术成就就褒扬很多。最近读到美籍学者夏志清《金瓶梅新论》，对它的结构的凌乱、思想上的混乱以及引用诗词的不协调，均有论列。”

判定《金瓶梅》在艺术上“恐怕只能归入三流”。此论一出，马上招致学术界的一致反驳。

宁宗一在《<金瓶梅>时空观的美学贡献》80中批评道：“在对《金瓶梅》的艺术未作任何具体分析的情况下就轻率地把它打入‘三流’，也颇难使人信服。”

我们承认《金瓶梅》在艺术上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在小说史上所体现的新的美学观念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长足进步。

这不是量的变化，而是质的飞跃。正如刘辉所说的：“从整体来说，瑕不掩瑜，《金瓶梅》在艺术上决非三流之作，而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上品。”81

随着近些年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文化热”现象，从文化学的角度对《金瓶梅》进行全方位的审视，构成了“金学”园林的一道新的景观。

人们突破了传统的、单一的研究模式，将研究的视阈扩展到整个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由《金瓶梅》文本所涉及的各种现象入手，从历史、地理、饮食、节令、婚丧、礼仪、宗教、哲学、经济、服饰、科技、商贾之道、民风世俗、人性人情乃至语言现象等等方面全方位探讨《金瓶梅》的价值意蕴。

另外有关《金瓶梅》的素材源流、对后世世情小说尤其是《红楼梦》的巨大影响，也都发表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

总之，新中国的《金瓶梅》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文化政策的宽松，“金学”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

当然这并不是说“金学”研究已经尽善尽美了，相反，研究中还存在着许多这样那样的不足。

比如小说中所写及的许多现象至今仍然得不到完满确切的解释，诸多问题仍然歧见迭出，作者、时代等问题仍然纠缠不清等等，这都有待于在新的世纪继续探讨。

（全文终）

《金瓶梅新视域》 张进德 著

注释：

64 刘辉《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65 周钧韬《金瓶梅：我国第一部拟话本长篇小说》，《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6期。

66 陈大康《论〈金瓶梅〉作者考证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67 黄霖《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

68 吴敢《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9 吴敢《张竹坡与金瓶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70 刘辉《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71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

72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

73 参见叶桂桐《<金瓶梅>抄本考》，载《<金瓶梅>作者之谜》，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74 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8页。

75 刘辉《金瓶梅之谜》，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76 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金瓶梅>版本考》，吉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

77 此据吴敢在2000年山东（五莲）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所提交的论文《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的统计。

78 许建平《新时期<金瓶梅>研究述评》，《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

79 包遵信《色情的温床与爱情的土壤》，《读书》1985年第10期。

80 宁宗一《<金瓶梅>时空观的美学贡献》，《天津社会学科》1985年第6期。

81 刘辉《<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文章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选自《张进德<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清楚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