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宫玉河
因着女儿在北京邮电大学读研,后又在北京就业的缘故,加上每年进京工作半个多月的机会,这十多年来,我特别留意对北京这个城市的探秘。除了对现有的城市建筑、园林、王府、湖泊、皇陵、博物馆等的参观和了解外,最大的兴趣点是北京历史的研究。
几乎每次进京,我都要到王府井新华书店逛逛,也买了不少介绍北京的书,但这些书基本都是从历史沿革的角度介绍北京的。看了后,仍然有疑惑,那就是为什么北京建在这个地方究竟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突然有一天,一本《北平历史地理》的书映入眼帘,从书的名字看,又有历史,又有地理,以前,我们的印象里,历史是历史,地理是地理,哪有把二者放在一起的呢?
当读过这本书后,我感觉出自己真是太孤陋寡闻了!
原来,历史地理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从古代的《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早期著作算起,具有悠久的历史。1923年张其昀在《史地学报》上发表《历史地理学》,从此历史地理学在中国成为专门的现代学科。由于中国文明的延续度和历史文献的完整性等。曾留学英国的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设》1950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国内对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以及后来发表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若干问题》(载1961年12月14日《文汇报》)和《历史地理学刍议》(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诸文中,侯仁之教授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
“‘沿革地理’仅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终的目的。还有若干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并不借助沿革地理的知识而依然顺利进行”(《历史地理学刍议》)。侯仁之教授的系列论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现实意义,尽管在当时学术界仍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他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种认识上的飞跃,将中国历史地理学带进了现代发展阶段。
正因如此,当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早已摆脱了作为历史学附庸而长期存在的尴尬局面,而且学者如林,成果迭出,已蔚然成为当世的一门显学。
另一个收获就是,得悉侯仁之教授原籍恩县(1956年撤销,大部归平原县,保留有恩城镇),还是我的老乡,由此促使我对侯仁之教授本人有关情况的了解,为有这样一位原籍平原县的名士俊杰而自豪!
让我们看一看侯教授的生平。
侯仁之(1911年12月06日—2013年10月22日),男,生于河北省枣强县,籍贯山东恩县(现山东德州平原县恩城镇),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13年10月22日于北京逝世。
1911年 12月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德州博文中学(现德州二中)度过中学最后一年。
1932年 —1936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入学,本科四年学习期间,先后在学贯中西的洪业(煨莲)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以及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的启发下,开始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1936年夏,侯仁之大学毕业后留在燕京大学作研究生,兼任顾颉刚教授的助教。
1937年,应新兼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之命,留校为研究生兼助教;因“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相继沦陷,顾颉刚被迫离校南下,就转为煨莲的研究生。这时的学术思想已向历史时期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发展。
1938年,洪业教授把侯仁之叫到自己的书房里,开口一句话就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
1940年,侯仁之在北平燕京大学为了教学实习的需要,编写并出版了《故都胜迹辑略》一书。
1940年,侯仁之在洪业教授的指导下获得了硕士学位。
1941年 12月,美太平洋大战爆发,燕京大学遭到日寇查封,这时在燕大任教并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因此遭日寇宪兵逮捕,因“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被日寇军事法庭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6年夏,前往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有幸的是新任地理系主任H.C.Darby(达比或德贝)教授,正是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才得以进入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因为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疆域变迁和行政沿革史的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将具有广阔的前途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9年,正值新中国开国大典,回到国内,在燕京大学任教,开设“中国历史地理”,并撰写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这期间,又应梁思成教授之约,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兼课,讲授“市镇地理基础”,兼任北京都市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
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合并后的北京大学迁到燕园,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教学行政工作和社会兼职与日俱增,从《地理学报》编委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一直到北京市人民代表、中国政协委员等等。
1957年 夏,由中央教育部派遣,出席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主持召开的“今日的大学”国际讨论会。
1960年 —1964年,连年带领北大历史地理研究组,深入沙区考察中国历史时期沙漠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探索历史地理的新方向。
1980年 —1996年,文革以后,十次出国,主要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文化交流。担任过客座教授、住校访问学者、国际地理学会学术思想史专业委员会成员。主要在美国、加拿大、西班牙、荷兰等国,介绍中国地理学史的专题研究和中国古代地理学家的卓越成就;做过关于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和城市规划以及中国西北沙区历史地理考察的学术讲演等等。
1984年 4月,以中国政协委员的名义提案,首次建议将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八达岭万里长城和故宫博物院,作为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保护公约,三位委员联合签名,终于得到了政府的批准。1987年,列入该项保护公约的遗产已经大大地增加了。
1996年 5月,出席美国克莱门特,麦基纳学院的国际讨论会,演讲题目“燕京大学的经验与中国高等教育”,这是他走上学术研究道路之门。同时还兼任过燕京研究院院长,还经常不断地献身科普读物的写作。
1997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
中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在一次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中,他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情况。回国后,他立即为我国加入这个公约而多方奔走。1987年,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批成功入选的世界遗产。侯仁之也因此成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情系北京。
从1932年秋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到今天,北京已成了侯仁之真正的故乡。对于北京的感情,侯仁之自称“知之愈深,爱之弥坚”。正是在他的积极努力下,长期保护不善的卢沟桥才有了今天的模样。
在北京城市发展中,他大声疾呼:首要问题是水源的开发。他珍爱老北京风土人情的“根源”,一次又一次去什刹海、汇通祠、钟楼、鼓楼、后门桥一带,对这一地区的改造深切关注。正是在他的倡议下,干枯的莲花池得以碧波荡漾,废旧的后门桥今日清水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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