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泽东专列遇袭，公安查明真相后，毛主席为何为凶手求情

1955年，新中国发生了多件大事，除了众所周知的开国将领授衔，还有新中国的农业改革。

毛泽东对浙江的农业改革非常重视，伟人视察浙江的时候，还写过一首古诗《七绝·莫干山》：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从这首诗当中，便可看出毛泽东心情愉悦，然而他去浙江的这次旅程当中，却发生了一件隐秘的“刺杀案”。

毛泽东的专列刚刚路过萧山火车站没多久，车上的工作人员，突然听到了一声脆响，意识到主席专列的玻璃遭到袭击，赶忙过去查看。

走过了一节又一节的车厢，工作人员看到玻璃上有个窟窿，明显是受硬物袭击所导致。

在敌特形式严峻的大时代下，工作人员对此事极其重视，立刻就展开了调查。

最终查出了罪魁祸首之后，上报到了毛泽东那里，而毛主席听完汇报之后，反而主动为那人求情。

关于此事的前因后果，要从毛泽东的专列说起。众所周知，毛主席一向主张与人民群众接轨，所以他时常去往全国各地视察，尤其喜欢乘坐火车外出。

原因很简单，火车可以随时停站，毛泽东也就可以随时下车，去了解民情。

毛泽东不喜欢坐飞机，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一是飞机不怎么安全，二是飞机无法随时降落。

再有就是，毛泽东喜欢安静，那时候的飞机噪音太大了，而火车的车厢较为安静。毛主席在火车上架起望远镜，视察沿途的民情、灾情、建设……所以主席的专列，也就成了移动的办公室。

为了安全起见，主席的专列和普通火车差别不大，为了防止别人看到车里，所以加厚了窗帘。

毛泽东的专列每到一地，当地政府并不知道主席的到来，只知道有中央首长来了，准备招待。

因为保密工作的需要，所以大家一直到见了毛泽东之后，才知道是主席来了。

毛泽东专列停站最多的地方，分别是湖北的武汉，和浙江的杭州，这体现了主席对这两座城市的重视。

建国初的那几年，浙江的发展一直牵动着毛泽东的心，该省经过了十多年的战乱，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从军阀混战再到抗日战争，再加上后来的解放战争，战火严重影响了浙江的发展。

除了人民群众的幸福之外，还有就是浙江乃蒋介石的老家，所以让该省富起来，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

毛泽东多次去往浙江视察农业发展，1955年6月的时候，毛主席的专列再次开赴杭州，主要是为了指导农村合作社的工作。

专列到达杭州，按照原先的计划，会在6月18号天黑之后出发，不过毛泽东提前忙完公务，所以要求提前出发。

太阳刚落山，主席的专列驶出了杭州火车站，同时在这列火车上的，还有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

此时的马林科夫，在深陷于苏联的政治斗争当中，而且他的情况不容乐观，所以这次的中国之行意义重大。

当时苏联的两大实权人物，除了赫鲁晓夫之外，就是这个马林科夫，所以此人的中国之行，有种多重的含义。

毛泽东一直关心苏联局势，所以他在专列上，跟马林科夫亲切交谈，话题自然离不开世界局势，以及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想要学习苏联的发展经验，建设新中国的农业合作社。

而负责专列安全保卫工作的，是时任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的王芳同志。

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当中，王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曾长期负责保护毛泽东的安全。

王芳所在的车厢，跟毛泽东的车厢紧挨着，他时刻注意着任何可能性的危险因素，因为主席的安全大于天。

毛泽东的专列，一直都是流动的国家“首脑办公室”，要谨防敌特的突然袭击，因为建国仅仅六年，所以浙江一带潜伏着许多特务。

主席的专列离开杭州，大概过了三十多分钟，抵达了萧山火车站，谁知刚刚出站没走多远，王芳突然听到了一声脆响。

咔！

明显是玻璃碎裂的声音，王芳时刻警惕的心，瞬间变得紧张了起来，虽然声音来自于后面的车厢，但他第一时间去往前面的车厢，去查看毛主席的安全。

王芳确认了毛泽东的车厢完好无损之后，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下，他喊来工作人员加强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紧接着便去调查那一声脆响的起因。

王芳

王芳走过了一节节的车厢，当他进入第六节车厢的时候，目光锁定在了玻璃上，那里有个小小的破洞，玻璃已经出现了裂缝。

几块玻璃渣子散落在车厢里，在电灯下闪着微光，幸亏是后面的车厢，而不是前面毛泽东所乘坐的车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王芳的第一反应就是敌袭，认为极有可能是浙江一带潜伏的特务，想要行刺毛泽东。

掌握了初步情况之后，王芳赶紧去报告毛主席，说有一节车厢遭遇了袭击，为了安全起见，要立刻采取措施。

毛泽东听完之后，并没有为此而慌张，他一边办公一边嘱咐工作人员，先把这件事调查清楚之后再报告。

毛主席虽然镇定，但此事引发了王芳的高度紧张，当主席的专列抵达诸暨，王芳立刻下了火车，打电话联系吕剑光。

王芳是浙江公安厅的厅长，而吕剑光是公安厅的副厅长，吕剑光从1939年开始，就已经从事与党的保卫工作，截止1956年，已经在公安战线拼搏了十七年。

吕剑光从电话当中得知，毛主席的专列在浙江居然遭遇袭击，内心非常的紧张，认为此事非同小可。

王芳下了死命令，要求吕剑光在一天之内抓到犯人，保卫主席的安全。

吕剑光接了命令，立刻调兵遣将去往萧山调查此事，并且通过电话联络了萧山的公安局局长潘振铎，传达了王芳的命令。

因为毛泽东的专列是高度保密的，所以县一级的公安机构，只知道有一列火车路过萧山，在天快黑的时候遭遇了袭击，并不知道车里坐着的是谁。

不过潘振铎也猜到此事不简单，因为是副厅长亲自下的命令，所以那列火车当中，大概率有中央领导。

潘振铎对于此事非常重视，居然有人敢在自己的辖区袭击火车，他当即下达命令，要求萧山的公安和民兵，全部出动去调查此事。

而另外一边的毛泽东，则继续在浙江视察工作，因为王芳提高了保卫等级，所以提前疏散了群众。

同样是在浙江，蒋介石在浙江视察的时候都是坐着轿子，但毛泽东在浙江视察的时候，都是迈开双腿走路。

由于王芳的提前布控，所以毛泽东走了一路，都没有看到他心心念念的老百姓，所以表情不太高兴。

毛泽东自然知道，肯定是因为王芳的提前布置，所以自己才见不到浙江的群众。

毛泽东为了发表内心的不满，恰好遇到了村里的一只大公鸡，所以专门写了一首诗，委婉批评了王芳的警卫工作。

与此同时，公安部的副部长许建国，正在杭州地区视察，他很快就接到了王芳的报告，得知主席的专列遭遇袭击。

许建国对于此事非常重视，他指示说：“这件事一定要认真严肃对待，不能将主席的安全视为小事。如果萧山当地的公安不够，就从外地调，一定要查明事实。”

许建国是卓越的公安领导人，战争年代做过张学良的警卫团上校，长期从事与情报保密工作。

国民党的陈长捷评价许建国：“神化莫测！”

许建国

而今毛泽东的专列遇袭，等于是头等的大案要案，许建国本人亲自登上了毛主席的专列，亲自调查这一重大的“刺杀案”。

许建国拥有多年的刑侦经验，他望着破损的车厢玻璃，看到那破口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如果是枪击，凭借子弹的威力，能把车窗玻璃打出一个圆窟窿，而且也会打穿另外一侧的玻璃。

可实际上，车窗的玻璃仅仅破了个小洞，而连带着整面玻璃，也就仅仅裂开了几条缝隙而已。

许建国调查之后，认为主席专列这次遇袭，并不是被子弹打穿，应该是某种硬物。

许建国亲自下令，要求调查袭击发生的地点，他猜测可能是当地的老百姓没有见过火车，所以才会拿石头砸。

到这个时候，许建国已经意识到，此案可能并没有那么复杂，以自己多年的刑侦经验，大概率不会是敌特所为。

原因有三点：

第一，武器粗陋，谁也不会蠢到拿着石头去刺杀毛泽东；

第二，主席专列的行踪是高度机密，敌人如果得知了此事，肯定会派遣顶尖杀手，而不是普通的石头；

第三这才刚刚建国没多久，对老百姓的教育还不够，所以砸车的事情屡见不鲜。

公安部的警察，听了许建国的分析之后，认为副部长说得很对，大家也都为此松了口气。

既然不像是特务袭击，所以调查此案的时间也就放宽了，而不是拘泥于二十四个小时之内破案。

紧接着，周围多座城市的警力，开始奔向萧山县，调查“袭击”主席专列的人。

根据专列遇袭的地点，警察锁定了“曹家桥”警方派人进行地毯式的摸查，询问那天天快黑的时候，都有谁在铁路边，见到了一列火车，有没有人朝着火车扔了石头。

曹家桥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村庄，村里人大多数都姓曹，老百姓一看村里来了这么多的警察，内心也非常紧张，意识到村里可能出了什么大事儿。

原本安静的小村庄，在当晚笼罩在紧张的气氛当中，仿佛山雨欲来。

警方经过详细的调查，查到了村里的一位贫苦农民，名叫曹文生，此人是重点的怀疑对象。

民警掌握了初步的证据之后，立刻就抓着曹文生，去了萧山县的公安局进行审问。

曹文生从未见过这种阵仗，所以战战兢兢的很害怕，面对警方的问题，也含含糊糊说不清楚。

曹文生仅仅承认，自己在那个时间段见到了那辆火车，其他的并不肯透露。

随着审问的继续，曹文生只肯点头或者摇头，偶尔回答问题的时候，也结结巴巴说不清楚。

紧接着，潘振铎亲自负责审问，很快就看出眼前这个老实巴交的村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

潘振铎说：“我知道你是普普通通的贫农，并不是咱们无产阶级的敌人，想想你家里的老婆孩子，你只有老实交代，才能够尽快回家。”

曹文生犹豫许久之后，这才说起事情的经过，原来那天太阳落山之后，他和村里的好朋友们，相约去铁路边看火车。

因为是第一次看到大火车，所以满脸都是好奇，忍不住地就捡起了一块石头，朝着火车砸了过去。

曹文生再三表示，自己并不是故意的，仅仅是看着稀罕，毕竟以前没有见过。

到这时候，此案已经捋清楚，正如同许建国猜测的那样，是萧山站附近的老百姓，用石头砸碎了火车的玻璃，而不是特务要刺杀毛泽东。

但这些并不能证明曹文生的真实动机，还需要关键的证人，于是潘振铎又问，有没有谁能够为你作证？

曹文生赶紧回答，说自己扔石头的时候，身边站着的是好朋友曹培兴，不知道曹培兴有没有看到。

潘振铎又让公安干警去曹家渡，带着曹培兴进了警察局，潘振铎亲自审问此案，而曹培兴的回答，跟曹文生一模一样。

由此可确定的是，曹文生一时兴起砸出去的石头，好悬没惹下大祸。

萧山县的公安机关调查清楚之后，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曹文生，于是上报到了省里，因为牵扯到毛主席的专列，所以浙江省公安厅也不好定夺，于是上报到了中央。

许建国拿着萧山县的案情，又上报到了毛泽东那里，主席静静听完了专列的遇袭经过，认为曹文生只是一个农民，因为没有见过火车所以才砸车，既然不是歹徒，也就没有必要追究。

许建国一听主席求情，于是说曹文生犯下的，是破坏交通安全罪，如果不从严处理的话，无法警示众人。

毛泽东笑了笑，又为曹文生求情说：“他也没造成什么后果嘛，教育教育就可以了，可以当个典型嘛。”

也正是有了毛泽东的求情，所以许建国处理此事的时候，指示浙江省公安厅，判了曹文生三年的有期徒刑，然后缓期执行。

曹文生在公安局，战战兢兢蹲了二十多天，本以为自己小命不保，谁知公安干警又打开铁门，将他放了出去。

萧山县的公安机关，只知道那辆列车当中坐着领导，而随着此案的水落石出，才知道列车当中坐着的是毛泽东。

此事让潘振铎惊出了满身的冷汗，意识到自己应该加大力度的去教育群众；而曹文生得知自己砸的是主席专列，更是吓得亡魂皆冒，感激主席求情这才免了自己的牢狱之灾。

萧山县开始了广泛的宣传教育，要求大家正确认识火车，不要因为没有见过，就朝着火车砸石头，此乃破坏交通安全罪，那曹文生就是典型的案例。

文章写到最后，以毛泽东视察浙江为结尾：

浙江杭州，一直都是毛泽东的第二故乡，自从建国之后，毛泽东曾经五十多次视察浙江，在杭州生活了将近八百天，开了无数次的大会小会。

举例来说，我国的第一部宪法草案，就是毛泽东在浙江主持起草的。

毛泽东尤其重视浙江的农业发展，重视浙江农民的生活水平，亲自视察了浙江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

建国初刚刚引进双轮双铧犁，然而这种农业设备，因为设计的时候有缺陷，所以在南方推广的时候并不顺利。

毛泽东专门去往浙江的农场农具管理局、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视察双铧犁的改进，让这种外国设备适合中国使用。

毛泽东听完了技术人员的讲解，随后亲自去往试验田，看技术人员操作改进后的双轮双铧犁。

毛泽东亲自牵着牛，在农田当中耕作，耕种了大概五十多米，查看了改进后的双铧犁使用情况。

临走之前，毛泽东嘱咐浙江的省委领导，要让农业干部多读书，尤其是《耕作学原理》和《土壤学》要做到科技兴农。

那时候杭州的小巷又破又旧，垃圾遍地臭气熏天，一个小院子里能住上百口人。也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杭州开始了旧城区的改造。

1975年2月8日，毛泽东乘坐着专列，最后一次去往杭州。

不过这一次，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他在杭州接受了各种身体检查，治疗眼部的疾病。

因为赶上了除夕夜，所以工作人员做了蛋糕送给主席，这便是毛泽东在杭州，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4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了杭州，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他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