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早期社会中，“契约”概念与宗教团的出现及其影响

引言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内政史经由一次次仪式性的契约缔结而向前推展：在约阿施治下，建立起耶路撒冷的纯粹耶和华崇拜，后来在约西亚治下，采用了申命记法典，根据传说，这都是通过契约（berith)而完成的；如出一辙的，西底家做出决定，遵照法律解放债务奴隶，在尼希米带领下，再度郑重地采用了教团组织（Gemeindeordnung)。

在后者那里，如同在那个诅咒仪式里，一些特别重要的法规被挑选出来，依照当时已成习惯的公文书处理方式，由被强制集中居住的氏族首长郑重地签署封印。就我们此处的考量关联而言，具决定性的正是在于那古老的、俘囚期之前的，并且在这些例子上，创造出法律的、全体以色列人的契约。

▲古代以色列

此种契约清楚相对于个人之间或与寄居者之间的契约缔结，不仅仅是契约当事人在神－作为契约的证人与伪誓的复仇者一的保护之下彼此缔结契约和建立兄弟关系，而是与神本身的契约缔结，而这尤其是以所谓的“耶和华崇拜者”（Yahwisten)为代表的古老见解。根据此一见解，当契约遭到破坏而神施行报复时，神所坚持的不止是在他保护下忠实的契约当事人的权利，更是神本身的契约权利。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以色列的宗教性质。

先知的神之所以宣示可怕的灾祸威胁，乃是奠基于通过誓约而直接向神本身－作为契约缔结当事者一起誓的契约的忠诚遭到破坏，而另一方面神自身也被提醒他曾对以色列先祖们起誓要给予的应许。传说中的以色列先祖神的全面关系，对经由俘囚期的祭司而确定下来的后代观念而言，打一开始便在不断更新的契约缔结当中得到实现：在与挪亚的契约，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契约，以及最后的西奈契约。然而，其间，随着神观的改变，双边契约的拟人观点却逐渐弱化为一种神圣的处置规划，而且此种处置唯有通过特殊的应许才受到保证。

▲以色列总统

即使是耶利米所宣告的未来希望，最后也是如此：耶和华将会再一次与他的民缔结契约，但是条件会比他与先祖立约时更加恩泽优厚。－以色列契约观念的这种特殊性到底从何而来？在源头上，是由某些一般的政治条件和宗教史上的一个特殊事件汇聚而成。对以色列而言，“契约”概念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理由在于：以色列古老的社会制度，部分而且是相当本质的部分，是奠基于土地所有战士氏族与客族（Gaststämmen)-作为法律上受保护的寄居者，包括各处迁徙的牧羊人、客居工匠、商人与祭司－之间通过契约而规制出来的永久关系上。

此种誓约兄弟关系的错杂纠葛，我们看到，支配了以色列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不过，与神耶和华本身的契约，成为以色列在判断自己于诸民族当中处于何种地位时的一个根本观念，而这点又与下述的种种情况密切关联。如前所述，由于生活条件贝都因人和畜牧者的所有的政治团体都极为不稳定：所有这些部族组织无不倾向于一会儿分裂为氏族、一会儿又重新纠集在一起。一方是流便、西缅、利未与玛甲诸部族的命运，另一方是犹大部族的命运，都在在显示这样的例子。与此种不安定性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某个特定的团体类型的异常稳定性，而此一团体类型恰好在这些尚未完全定居的阶层当中就可以找到：宗教教团（derreligiöseOrden)或教团性祭祀团体（derordensar-tigeKultverband)。似乎唯有这样一种宗教团体才是永久性的政治与军事组织适切的担当基础。

▲以色列的宗教文化

利甲族便是其中一例：历经好几世纪，从耶户时代到耶利米，我们看到他们继续存在并且在宗教政治上活动。在尼希米的年鉴里还提到一个利甲人，到了中古时期，便雅悯·图德拉声称他在巴比伦的沙漠里碰到他们在一名“Nasi”（首领）治下，而其他旅行者则相信在19世纪的麦加还可以寻觅到他们的踪影。利甲人所属的、严格耶和华崇拜的基尼部族，本质上似乎也是凝聚于宗教基础上的团体。因为史塔德（Stade)的论证至少使得事情极有可能是：“该隐的标记”，亦即基尼人的部族刺青，不仅是部族的记号，而是，而且自然首要是，祭祀共同体的标记。印度人的教派标记应该也是个模拟。

在同样的这个地区里，原则上性质完全相同的教团性团体，最大规模的一个实例自然便是伊斯兰教及隶属于它的战士教团，他们缔造了许多且长存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基础。－此处，事实重点并不在于：贝都因与半游牧的生活条件“生产出”教团，而教团的成立被看成像是其经济生存条件的“意识形态的指数”。这种唯物论的历史建构在此如同在其他处都是不适切的。事实重点毋宁在于：此种教团一旦形成，那么在这些阶层的生活条件下，它便拥有最强大的机会，相对于其他较不稳定的政治体，在淘汰斗争中胜出。不过，教团是否形成，乃是取决于全然具体的宗教史的并且经常是极为个人的情况与命运。

▲伊斯兰教清真寺

宗教的兄弟团体一旦证明其作为政治与经济权力手段的本事且受到承认，这自然大大有助于教团的普及扩展。穆罕默德以及利甲之子约拿达（JonadabbenRechab)的宗教宣示，并不能被“解释”成人口或经济条件的产物，尽管其内容也有相当成分是此等条件齐力促成的。这些宗教宣示毋宁是个人的经验与意图的表现。不过，其所利用的精神与社会手段，以及创造出此种类型的重大成果，确实应该通过其生活条件来理解，对古代以色列也是如此。正如利甲人应将其重要性归功于其凝聚为教团，犹大的重要性成为一个通过特殊的耶和华契或许也应归功于其凝聚为部族约而拥有强大力量的誓约兄弟政治体。

这个部族是后来才在历史舞台上登场。底波拉之歌里并没有他们。有时，史料以典型对待畜牧者的方式称他们为氏族。在摩西的祝福的时代，他们处于政治上被压迫的状态，在扫罗的时代则是个非利士人的赋役义务部族。反之，在雅各的祝福里，犹大成为以色列的盟主，同时也是葡萄栽种者，然而，在源自畜牧者圈子的族长传说里，亚伯拉罕尽管居住在以葡萄酒闻名的犹大希伯仑，却不献酒给来自天上的使者。因此这个部族－虽然很难说，如同古德（Guthe)所假设的，经由大卫才形成－可说是在他之下拓展了领域，并且显然是在与迦南人混合的情况下定居下来。

▲犹大部落标志

按照官方的序列与系谱后来被算成是犹大部族的诸氏族，有部分固然是迦南人，部分明显是源自贝都因：时而与亚玛力人结盟的基尼人便是。西缅部族部分融入犹大，部分居住在以东人当中。最早提到的一个利未人，被说成是个犹大人：大体上利未部族显然是被吸纳到犹大里了。在扫罗治下形成的这种部族地位，仍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大卫王朝里：在所罗门治下，其领域至少有大半部分并不属于王国的州省，而是直属于王权之下。

结语

总之，借着大卫的军事君主制，犹大才获致其最终的规模，并且和其承继了纯粹的耶和华崇拜相关联。似乎如路德（Lther)所假定的，此一部族的一个特色，是祭司在（借由诉讼神谕的）裁判时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而这已暗示了一个特殊的宗教性兄弟关系团体乃是其坚固的部族凝聚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