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云继先上当
这是武装起义后的第一个凌晨。那是一九三六年阴历正月三十早上四点半钟，达尔罕草原还沉睡在弥漫的大雾中。我们这一千来人的队伍离开了百灵庙，在齐膝深的雪中向着岔岔村浩浩荡荡地进发了。
一路上，士兵们的情绪都很饱满。特别是我们的那些骨干更是高兴。因为他们明白，我们的行动反对了外来侵略，狠狠打击了亲日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打乱了日寇西进的战略部署，响应了红军的北上抗日。
昨夜激烈的枪声也唤起了大多数文职人员的爱国热忱。他们中不少人年老体弱，又有大烟瘾。从凌晨两点多钟吃了一顿饭，到第二天下午五、六点钟滴水未进，饿、冷、瘾、渴都快使他们走不动了。可他们的情绪还是很好的。如苏鲁岱，一路上老泪纵横，还得人们去搀扶，可他硬是咬着牙往前赶路。他的佣人给他背着大烟枪，旁边的战士打趣地问：“你唱的什么戏呀？”另个说：“唱的是泉王背鞭！”大家哄地一声笑了。
部队行进到离岔岔村六七公里地方，太阳快落山了。那时才不过是下午五点来钟。突然后面传来了机枪声。我回头望去见一辆汽车向我们开来，还在老远车上的机枪响开了。汽车东侧有个约一百来人的马队。也向着我们疾驰而来，我马上命令一中队抢占东边的高地，那士兵们顿时忘记了饥寒劳累，扔掉了皮袄，个个争先恐后地跑上去了，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我们击退了追击的敌人。
战斗结束后，云继先通知部队不要进入岔岔村。让我所属的一中队和李成发特务队进驻离岔岔西南十华里的白音陶勒亥村。士兵们近二十个小时没吃没喝，在雪地里跋涉一百来里的路，刚才又打了仗 ，饿冻不说，实在渴的受不住了。为了给部队搞水喝，我让部队停在村西北，亲自进村练系烧水。我去找住在该村的傅作义的连队交涉。到了他们的连队，我看见朱实夫和文职人员已经坐在热炕上，喝好了水，正吵嚷着谁先坐车走。那嚷嚷的最凶，非要争着第一批坐汽车走的正是任某某，他昨晚痛哭流涕，一路上愁眉苦脸、如丧考妣，刚才听见枪声，他很快地跑进了岔岔村。
我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云继先，云继先说：“昨天下午我和朱实夫到你那儿，咱们定下提前行动后，我和朱实夫出去找梁树勋（傅作义驻百灵庙税卡子负责人）给傅主席打了个电报，傅主席今天派了一辆汽车，还是部常抛锚的汽车，接文职人员来了。”这时我才知道他和朱实夫昨天从我那儿出去，是背着我给傅作义发电报去了。
傅作义这个连队的连长姓马，是个麻子，我向他提出我们要到老乡家烧点水喝，他简直如临大敌，十分紧张，他以恐怕造成混乱和误会为借口，婉言拒绝。我猜到，他肯定接到了傅作义要对我们加强防范的命令。我又提出伤病员是否可以进村休息，那马连长倒是答应了。于是我即率部连夜赶到白音陶勒亥驻了下来。
第二天部队又向前移动了一下，我们驻到离二份子不远的当浪忽洞，大队部驻到了二份子。我听说云继先和朱实夫昨夜和文职人员一起回了绥远。就在这天，我们周围突然驻下了傅作义的两个武装加强营，云继先、朱实夫和文职人员去绥远究竟干什么？当时云继先一点也没有跟我交待，直到后来去了绥远我才知道，任某某和苏鲁岱等人回到绥远后，当即起草并发出了个所谓“通电”。就这样在暴动之夜还痛哭流涕的任某某等，一昼夜就变为百灵庙暴动的发起人了。
第三天上午，云继先回到二份子，当即请我去，说：“有事要商量。”路上我一直在想，云继先和朱实夫跟着文职人员、伤病员回绥远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傅作义为什么派两个武装的加强营来“慰问”我们？
去了云继先外屋，我一眼看见了荣某某和任秉权。这两个家伙头顶头，正睡在炕上抽大烟。我问他俩：“你们是多会儿来的？”他俩说：“我们是跟云继先、朱实夫一起上来的。”我想，荣从仁和任秉权暴动一点都没有沾手，肯定是任某某和巴文俊给塞进来的。
云继先听到我的话音，从里屋出来了。他和我说：“我们到绥远走了一趟，昨天回来了，傅主席很关心我们，派人来慰问我们。”正说着，任秉权突然插话了：“这个大烟就是温副官给拿来的慰问品！”
任秉权说了这话，别人都不言语了。我见云继先和朱实夫有点不好意思，很不自然。过了一会儿，云继先又接着说：“为了不让日本特务机关发现，准备把弟兄们的皮帽子都换成傅主席部队的帽子（毡帽头），弟兄们都很辛苦，也很累了。把枪按班捆后，也让傅主席派来的汽车拉到前山去吧！”朱实夫也接着说：“我们周围驻得全是傅主席的队伍，让他们放心。这样做也对呀！枪让傅主席的车拉上，也免得我们在这么大的雪地里一直背到山前，那可省劲多了！”
听了云继先和朱实夫的话，我的脑子像立刻要爆炸似得，我气愤急了！我说：“你们要干什么？想缴枪吗？这办不到！不要用两个营的兵力来诈呼。枪在脑子里放着，让他们砸烂我们的脑壳再拿枪走哇！砸不烂脑壳拿不走枪！我们的部队不到前山，到河套去！”这时，又是这个荣从仁，他好像早料到我要说这话似的，撂下了大烟枪，呼地一下子蹲了起来说道：“老弟，你年轻轻的，太不懂事！要是把部队拉到河套，非给共产党送了礼不可！”任某某也跟着说：“他是咱们的老大哥，说的完全对，在这方面他是有经验的，我们差远了，他在江西剿共不知吃了共产党多少亏了！千万不能把部队拉到河套去！”
我看他们一唱一和地朝着我来了，我就把那早准备好的话又端了出来。我说：“到河套，谁也吃不掉我们。那个地方地广粮多，是绥远、宁夏、陕西三省交界地带，鞭长莫及，谁也管辖不到。到那里，中央还不给送枪送款来？隔着个傅作义，恐怕还得用飞机送，那是就由我们来扩充兵力吧！”
云继先一看事情要僵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老弟，你喝上口水，坐下来，咱们慢慢商议嘛！不要急。”朱实夫这时进里屋拉出个又黑又矮的军人给我介绍：“这就是跟随傅主席多年的随从副官，温永栋营长。”原来那家伙一直都在里屋偷听着我们的谈话。
那温永栋呲了呲牙，像是笑了。他说：“哎!你们都很辛苦！”我想，我和你有什么可说的？我扭头就走。没料到朱实夫一把拉住我。温永栋看看不妙，马上说：“傅主席很关心大家，让我代表他来慰问大家，弟兄们冰天雪地的，很辛苦啊！枪让咱们的汽车拉上吧！到前山一支也不少，全部交给你们嘛！老弟，这个你就放心吧！你不放心我拿头担保！到前山如数还发嘛！帽子嘛，已经运来了，换着戴戴，也没什么嘛！还是换上好，换了哇！免得日本特务机关向傅主席要人呀！特务机关和我们要人，那可扛不住啊！那就麻烦大了！”云继先紧接着又说：“我也拿头担保，这个你还不放心？”我看这明明是逼我一个人的，我就说：“那也得和弟兄们商量，要打就到吧，咱们不含糊！”说罢，我一甩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事情僵了。云继先紧跟着赶到我的驻地，反反复复地跟着我说：“傅作义早就防范上我们了。温永栋带着两个武装加强营驻在了我们周围，去河套的路也被封锁，正规军加上地方团队，能轻易放我们过去？”我说：“谁叫你们瞒着我，把暴动的事派云继珍送信、请示？后来要提前行动的，又背着我给傅作义打电报？又是送信，又是发电报，傅作义才有充分的时间做准备，阻止我们去河套！”
云继先不言语了。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我总想，我们在傅作义管辖的范围行动，不向他打个招呼，一旦发生了冲突，人家就会解决我们，那就腹背受敌了，既有德王，又有傅作义，唉！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我看还是让他们把枪拉走吧！去河套，到前山有机会再说吧。”我说：“枪缴了，还谈得上什么机会？”云继先又说：“你看温永栋在那么多人的面前拿头担保，这个能推翻吗？那么，就说你不相信他，我也一再说拿头担保，你也不相信吗？再怎么说，傅作义也不在乎这几百支枪。”
这时我想，既然我们已经陷入了傅作义的圈套，而且处在傅作义的包围之中，如果硬干，那就腹背受敌，那确实是危险的事情。那么就交出一部分枪吧，或许还能麻痹傅作义；何况云继先也拿头担保，或许到前山枪还是有希望的。事到如今，一切一切只有等到前山和乌兰夫同志接上头，把枪拿到手后再说吧。所以我答应只能交出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
结果又争吵起来，简直像搞买卖似的。我要多留，温永栋、朱实夫要多拉，最后留下了轻机枪、手枪和百分之三十的步枪。百分之七十的步枪被拉走了，士兵们的皮帽子也换成了毡帽头。
士兵们灰心丧气极了。那些有经验的老兵说：“傅作义是从来不算话的。他统治绥远以来，我们这些人还不是让他逼得有家不能回，我暗中吩咐下边，要把拉走的枪的撞针取下来，士兵们干脆把扳机都拉下来了。各班把要拉走的枪捆在一起，还做了记号，盼到了前山认领后重上机枪。
8.阴谋和反扑
部队一到前山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部队从小路翻越大青山，过乌素图到台阁牧时，云集先河朱实夫从绥远也来到了。他们带来了傅作义的一笔款子，我们按每个士兵三元、每个军官五元分发了。接着云继先又在台阁牧重新编队。整体上编为一个总队，两个大队，六个中队，三个特务队。云继先自任总队长，朱实夫为副总队长。云朱二人同时兼任两个大队的大队长，我由相当于现在总队副的原大队副，降为第二大队副；任秉权则被任命为第一大队副，荣某某也被任命为总队部少校参谋，章文锦被任命为总队部特务队队张。
云继先重用任秉权、荣某某、章文锦这三个人为后来的部队哗变埋下了祸根。
可喜的是这时云清、赵诚同志回来了。我把他们都留在我这个大队内，推荐云清同志担任了二大队一中队长，赵诚同志担任了二大队事务长；这时李森、恒英、王之平这些可靠的革命同志也都来到了部队，我把他们都安排到大队部工作。李森同志任副官，恒英同志任二大队军需上士，王之平同志任二大队文书上士。他们告诉我，在暴动后的第二天，乌兰夫同志即派李森同志前往百灵庙与我联系。李森同志走到武川，获悉傅作义已经下手，折回另作打算去了。他们还说，乌兰夫同志正设法和傅作义往回要枪，往后他还要到这个部队，可能担任参谋长。傅作义深知党在这个部队的影响，他还担心这个部队被蒋介石抓取。为了讨好日本人，削弱革命力量，也为了取掉心头之患，他千方百计想搞垮这支队伍，这时一箭双雕之计。在这个问题上，云继先是上当了！傅作义想方设法折磨这支部队。他拖延部队薪饷，不给部队一点装备，也不发还枪支。夏天都快过了，士兵们还是那身从百灵庙穿下来的破棉衣。热得不行，就把烂棉花掏出来当单衣穿；睡在土炕上，头枕烂砖头。渐渐地，弟兄们的灰心丧气变为与日俱增的愤怒。大家都在议论，当初我们那样拼命，就是为了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傅作义是那么个东西，那云继先、朱实夫为什么不想办法呢？还有不少人责怪我，如赵贵河等提出来，你为什么在暴动后让权？我说我年轻没经验、没名望、没地位，云继先、朱实夫他们比我年纪大，毕业的早、有经验、有地位。再说，我也不应该去争，弟兄们对我的说法是不满意的。
就在这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荣从仁出来活动了。他到处造谣、散布对云继先的不满，他胡说，云继先“喝了兵血，卡了兵油”，骂云继先是什么“狗头总队长”，他的爱人是什么“杨梅太太”。荣从仁拿这些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侮辱污蔑云继先，把士兵们对傅作义的不满都转移到云继先身上。同时，德王不断派人到部队搞策反活动，潜伏下来的德王的走狗章文锦也暗中活动起来，但是，这些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云继先最大的错误就是重用了这类人。这时部队在艰难竭虑之中又日益陷入重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年七月，部队驻防到察素齐和毕克齐。傅作义对这个部队更苛刻了，他长期拖延部队薪饷。为这事，我也不止一次地和云继先、朱实夫争吵过。九月的一天，我又为这事专程去绥远找云继先和朱实夫商量办法。傅作义察知我离开了部队，当即派其参谋赵锦标到毕克齐，对我所属的二大队全体官兵进行所谓的“训话”，威胁士兵。他说什么：“你们这些人过去就不是规规矩矩的，现在还不老实，确实不可靠”等等，意即士兵中的不少人过去和傅作义作对，后来又接受党的影响，坚决抗日等等。就在赵锦标讲话后的第三天夜晚，部队哗变了。
部队哗变是傅作义阴谋搞垮这个部队、长期折磨这个部队和德王亲日派疯狂反扑的结果。哗变的头目正是德王的忠实走狗章文锦等。那天夜晚，他们先偷走我的手枪，又在凌晨两点多绑架了云继先的警卫韩五，接着抓起了云继先和朱实夫，同时我也失去了自由。刚开始他们对我还比较“客气”一些，因为我们那些朋友贵河子、长腿杨等在士兵中有权威，章文锦是惧怕他们的，所以他尽管对我恨之入骨，但也不敢立即下手。当时陆占彪、赵德才等人要立即枪决云继先，我立即上去用身子挡住了枪口，我说：“不能这样做，有什么话就说，要打死他，就先打死我。”他们才放开。
这天一个上午我在驻地到处劝说，希望他们不要杀害云继先，后来贵河悄悄跟我说：“你不要替别人奔跑了，你自己连自己也保不住了。”
结果中午一过，把我和云继先、朱实夫等与哗变无关的所有带兵官一起关进了后营盘西房。我们被关了一整天，到太阳落山时听得外面脚步声来来去去，人们吵吵嚷嚷紧张起来了，吵些什么又听不清楚，突然静下来了。一个人大声喊道：“云大队副、云蔚，出来！”门打开了。我知道是要叫出去枪毙，我站了起来往出走，死就死，有什么了不起！这时突然又传出来了长腿杨的声音：“叫错了，不要出来！”我坐下，从纸窗户上的小窟窿里望出去，那长腿杨坐在门前的一条长条板凳上，大腿上放着一支驳壳枪，右手指还在那枪的扳机上扣着，正大声地喊叫着和人争吵。
外面又乱起来了。有拉枪机的声音，还有劝解的声音：“哎！都是自己人，自己人！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又过了一阵子，天色已暮霭苍茫了。外面的争吵也安静下来了，又有人喊道：“云总队长，云继先！出来！”云继先刚出去，又听到：“往后来”，接着传来：“砰、砰”两声枪声。外面脚步声又杂乱起来，有人说：“走哇，走哇！”还有人说：“再看看那家伙死了没有。”接着又听得响了两枪。云继先就这样被德王和傅作义操纵的、他自己所重用的人无耻地杀害了！
章文锦等人枪杀了云继先，领着一伙人向着百灵庙逃去。一少部分人又上山去了。但是，那些有志于抗日到底的进步青年们并没有失散，他们虽然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但仍互相联系着，等待着抗日的时机再次到来。
9.新的起点
暴动后的第二年春天，即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党联合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爱国的进步人士，以百灵庙暴动涌现出来的进步青年为骨干和基础，成立了绥远省蒙旗保安总队，这个部队就是后来的蒙古混成旅，以后统称新三师。我党在一九三八年高度评价这支形式上配属于国民党，实则由我党领导的抗日的民族武装是“内蒙民族中最先进的力量”，他是内蒙地区“最大的抗日军队”（注）。部队编成一个总队、两个大队。总队长白海峰，政治部主任乌兰夫，一大队长纪松林，二大队长朱实夫，我认二大队副。
部队中有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我党地下组织的坚强领导。
部队成立不久，转战于百灵庙、大庙、固阳等地，后又返回绥远守城。阴历九月九日凌晨，在小黑河、桃花板、南茶房一带与日寇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由于敌众我寡，在下午六时左右撤出绥远。从此绥远就沦陷了。部队后又转战包头、伊克昭盟一带。
就在这年秋天，德王又派遣其走狗章文锦带两人暗暗潜到固阳县，对部队搞策反活动。
就在章文锦到了固阳的第二天一清早，我在固阳县新城，当时大队门口碰见了任秉权。这次部队成立不要他，但他还一直跟着部队，想瞅机会往里钻，捞个一官半职什么的。他和我无所谓地说：“听说章文锦来了，咱们这个不对还不知道怎么呀！”我说：“是真的吗？”我紧接着又问：“他来做什么？住在什么地方？”他只含含糊糊地说：“可能住在旧城里。”再问，他就什么也不肯说了。我说：“咱们走！”同时我告诉通讯员：“立即派兵来。”
任秉权跟着我刚走了几步，迎面碰着总队部通讯员李国忠，我又对李国忠说：“我们三个一起走！”那时的固阳旧城，只有一南一北两个城门，我估计章文锦那小子很可能从北门往百灵庙跑，我就让仁秉权把南门，我去把北门，我对李国忠说，你去商号里借便衣换上，这个城不大，你挨着店看，看那个店拴的有马，快来告诉我。
大概过了顶多有十分钟，李国忠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他对我说，北门里路东的那个小巷子有个店，是个正大门的店，院里拴着三匹马，我说好，立刻带着李国忠跑去了。
进那院子一看，果然马圈里槽头上拴着三匹马，还在吃草，那院子只有一溜正房，我挨着房从窗户看，见一间西正房的大红柜上放着三座鞍具，三个家伙还在炕上睡着，我推门进去站在地中间，他们都没察觉，估计这三个家伙昨天晚上活动的晚了，我放大声说道，请起来吧，他们听的声音不对，连忙往起爬，我又说，不许动，有枪没有，李国忠上去看看，我拿枪比着，李国忠跳上炕搜了一遍说，没有枪，我说，穿衣服，随着把这三个家伙押到新城关了起来。
当时总队部代理总队长正是纪松林同志，我们研究了，初步意见是镇压这三个家伙，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又通电话请示了在绥远的白海峰同志，白海峰和乌兰夫同志商量后，用电话回复我们，为巩固全体官兵的抗日信心，命令你们就地处决。德王对我恨之入骨，决定对我实行报复。
1938年秋末冬初，正是我们镇压章文锦的第二年，云继先牺牲第三年的时候，我随部队转战伊克昭盟，一天夜里，德王的伪蒙古军突然将我在绥远（现呼市）的住处史家巷七号包围起来，我爱人被喊叫声和打大门的声音惊醒，还没有等大门开开，那些伪蒙古军已经从街上上了房，手电筒朝院内乱晃，又是拉机枪的声音，又是吵嚷着叫给递梯子的声音，我爱人料到情况不妙，马上把我不满一岁的孩子俊魁交给其姨妹，跑到隔壁的一个姓方的老大爷家求救，那老方是一个从山东来的磨剪子的穷苦老人，他知道日本人和德王早就要对我斩草除根，二话没说打开了柜子，让我爱人藏了进去，他还怕将我爱人闷死，在柜沿上压了个铜钱，然后马上打开家门，给伪蒙古军递过了梯子。
那些伪蒙古军士兵草草地把老方的屋子看了看就扑向我的住屋，他们先伸进几支长枪，喊叫了半天，叫出来，后又进去两人问我妻姨妹，你是哪里的，我就是这里的，你就在这个家住吗？她说就是，这是你的孩子吗？她说是，问完后，两人互相使了一个眼色，扫兴而去，那时候听说伪蒙古军的夜间搜查与白天侦查情况截然不同，所以我爱人和孩子才免受其害。
第二天，我爱人化装后带孩子躲到新城一家亲戚，后来地下党组织派李森同志将我爱人和孩子及其抗日家属一起接出，渡过黄河，一直护送到部队所在地伊克昭盟。
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的烽火越烧越旺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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