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温州数次的大发展都与中原战乱有关。或者因为政权割据，失去中原千里沃野的王朝被迫加强海上贸易，来增加实力，如东吴。或者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失去中原腹地后，被迫南移，如南宋。
因此，每当中原腹地的农民在遭受战乱时，温州总会迎来他的快速发展。在抗战期间，温州也迎来了短暂的繁荣。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7月北平沦陷，11月上海失守，12月南京、杭州相继陷落，浙江省政府被迫南迁至浙南山区。
随着沿海港口城市相继被日军攻陷，日军开始封锁中国沿海，禁止中国籍船只行驶。
抗战的初期，日本并没有对英美列强宣战，因此，日军封锁中国沿海时，并没有禁止悬挂外国国旗的轮船航行。
温州这座港口城市，在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之后，宜昌、芜湖、温州、北海被列为通商口岸，温州从此迎来了悬挂外国国旗的外国轮船。因此，这些进进出出温州港悬挂外国国旗的轮船在抗战初期并没有引起日军的注意。
当温州商人发现日军通常不会盘查悬挂外国国旗的商船，于是敢于冒险温州商人尝试用外籍轮船运输紧缺物资到温州。渐渐地，温州港的海运贸易开始活跃起来，到1939年，日军轰炸温州港之前，30多家外国轮船公司的70多艘外籍货轮来往温州港，开通了上海，宁波、泉州、广州、香港等多条航线。
不仅如此，温州的轮船公司也想尽办法利用外国洋行进行伪装，或者代为经营，或者改船名，雇佣外籍船长、悬挂外国国旗等方法改头换面，躲避日军盘查。
抗战爆发以后，内陆各省的交通被切断，尤其是广九铁路停驶之后，运往湖南、广西、湖北的物资改由温州、宁波等地运往浙赣线。交通部开辟了汉口至温州的水路联运专线，货物经过火车、汽车、轮船多次辗转才能运抵温州。
航运的畅通不仅带来了物资，更是引来了商贸的繁荣。温州迅速成为大后方联系沦陷区的重要口岸，被称为“小上海”。由于当时的沦陷区和国统区间物资价格差距较大，温州商人冒险前往沦陷区开拓业务，当时的温州人把与沦陷区的贸易往来称为“抢火门”，表示这门生意虽然烫手，也很容易脱手。获利丰厚的生意吸引大批温州商人前赴后继。
1938年7月，新四军也在温州市县前头成立驻温州采购办事处，不仅采购大量的军需物资，还接受爱国华侨捐赠的药品。
1939年后，温州港的繁荣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声称将封锁瓯江，外籍轮船纷纷撤离。抗战期间，温州经历了三次沦陷。
抗战结束前夕，盟军认为“温州乃华东沿海之军事战略要点”，在温州文成玉壶设立的中美合作第八所，为盟军登陆东南沿海做准备。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撤退台湾，依然盘踞温州沿海各个岛屿，温州人因此戏称在50年代是台作战的火线，60年代是对台作战的前线。温州港口的建设和发展也进入了停滞期。
虽然改革开放后，温州成为第一批十四个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但是国家对温州港口的建设强度远低于宁波，孤悬海外的台湾岛就像一道锁链制约温州港的发展。
在抗战初期，温州这段短暂的繁荣史，既是温州商人冒险精神的见证，也折射出近代中国沿海港口在战乱中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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