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邓颖超每当回忆起母亲杨振德时都会说：“我妈妈是一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的一生是曲折坎坷流离的一生。她具有独特的性格，反对一切封建习俗，追求进步，向往大同世界，有助人为乐的精神。自强自立，勤奋阅读，深研医术。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01
“犯官家属”逆境求生
杨振德是一位刚烈的奇女子，生于1876年8月，祖籍湖南长沙。其祖父是富商，但其几个儿子都不会经商。祖父去世后，杨家坐吃山空。
杨振德的父亲喜爱读书，对于唯一的孩子杨振德，他十分疼爱，从小教她识字、读书，指导她学习中医，说既可防身也可助人。杨家败光后，杨父带着妻女到广西南宁谋生。
杨振德14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她遵守父训，钻研中医3年，渐渐能为人治病。她为人端庄文雅，医术好，在当地小有名气，不少达官贵人慕名前来看病。无论是富贵人家还是普通百姓，她都平等对待，尤其对贫苦人家，分文不取。
但是，那个时代是不能容许女子独立创业、独自生活的。25岁时，杨振德经媒妁之言，续弦嫁给已有3个儿子的广西镇台（即总兵）邓忠庭。邓忠庭自幼习武，是武举人。杨振德过门后，生了一个男孩，不幸夭折。
1904年2月4日，杨振德生下一个女孩，取名玉爱，就是邓颖超。邓忠庭一看是女孩，非常不满意。玉爱刚满月，邓忠庭就决定将女儿送人。这时，一向文静的杨振德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菜刀，厉声说：“你要是把女儿送人，先把我杀了！”邓忠庭吓得倒退了几步，再不敢提此事。后来，邓忠庭提出给女儿缠足，杨振德坚决反对。
邓忠庭性情暴烈，工作不顺利，想调动工作。那时调动工作是很困难的，他就对上司撒谎说，要回河南修墓。上司同意了。但他并没去河南，而是到云南去找妹夫。妹夫是一个小官，为他谋到一个官职。不久，消息败露，说他犯了欺君之罪，发配新疆流放3年，3年后仍可官复原职。
杨振德因女儿小，不能随行，她便变卖家产，为丈夫凑齐路费。朝廷又说邓忠庭贪污。杨振德每天早晚整理邓忠庭的账目，一笔一笔都整理得很清楚，向朝廷澄清邓忠庭没有贪污。
送走邓忠庭走后，杨振德因是“犯官家属”不能在广西挂牌行医，她带着邓颖超远走广州，后又到了上海。这时，邓颖超的三哥来信，要他们到天津去。邓颖超小小年纪随母亲从边远的广西到了开放的沿海城市。走了大半个中国，漂泊、困苦的生活使邓颖超长了见识，比一般孩子更懂事。
1910年底，邓颖超到了天津才知道，三哥生活贫穷、潦倒，不可能为母亲杨振德找到事做。这时，邓忠庭的老乡帮助杨振德在育婴堂找到一份校医的工作，一个月有10元钱，管食住。本来够母女俩用，但杨振德为接济丈夫前妻的儿子，便让7岁的邓颖超同孤儿一起，在育婴堂开办的编织厂里织毛巾，一天可以挣到7个铜板。同时，邓颖超跟母亲学文化。
后来，有人介绍杨振德到戒毒所工作，每月可以挣30元。这样，邓颖超就不用再织毛巾，专心跟母亲学习文化。这时，邓忠庭流放3年期满，正准备回来时突然病故。从此，杨振德母女俩彻底失去了依靠。
02
经人介绍走上革命道路
1913年初，同盟会员张星华介绍杨振德到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办的平民学校工作。学校只提供食宿，教师没有工资。这年邓颖超9岁，在此学校读书。中国社会党是受国际社会主义思潮推动而成立的，这个学校的宗旨是：从教育入手改造社会。在这里，杨振德走出个人、家庭的困苦，关心时局，开始寻求国家、民族的出路。
好景不长，仅过半年，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平民学校的负责人陈翼龙被袁世凯逮捕。杨振德勇敢地和同事们一起营救陈翼龙，未果。陈翼龙被杀害后，杨振德不顾个人安危，参加了革命党同事们为陈翼龙收尸安葬的壮举。从此她知道，改革、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内心更加坚强。
平民学校被取缔后，杨振德不得不带着邓颖超又回到天津。杨振德一心一意培养女儿读书，要她做一个自强、自立、自重、追求进步的新女性。
为了维持生计，她有时兼职4份工作，有时失业在家靠织毛巾勉强糊口。1913年秋，邓颖超虚报两岁，考上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小学。1915年，邓颖超考上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预科，次年进入本科学习。
1919年，邓颖超投身“五四运动”，提议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5月25日在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大会上，邓颖超被推举为讲演队队长。这年邓颖超15岁。
在斗争中，她与周恩来相识，一起创办觉悟社。1923年，远赴欧洲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来信向邓颖超表白心迹。杨振德早就见过周恩来，欣赏他的才能、品德。周恩来与邓颖超确定恋人关系后，开明的杨振德默许了。
1924年1月，邓颖超加入共青团，1925年3月转为共产党员。7月，天津当局通缉邓颖超，邓颖超南下到革命的中心广州。
1925年10月，己与周恩来结婚的邓颖超从广州发来电报，让杨振德来广州。此时周恩来正在领导东征，不在广州。杨振德见女儿面色腊黄，十分心疼，一问才知是私自打胎所致，责备她太不懂事，悉心照顾她。很快，邓颖超身体恢复，11月20日赶到汕头，和周恩来会合，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长的身份公开活动。杨振德不愿意依赖女儿、女婿，到执信中学当了校监。
1926年底，周恩来从广州调到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组织部工作。邓颖超因怀孕、分娩，由杨振德陪同，4月住进德国办的教会妇产医院。孩子因难产而死。
1931年12月，周恩来告别邓颖超和岳母杨振德，奔赴中央苏区。1932年4月，邓颖超离开母亲，也远赴中央苏区。1934年5月，经组织安排，杨振德终于来到中央苏区瑞金，和女儿、女婿团聚。当时战争形势紧张，她为了不给女儿、女婿添麻烦，到红军医院工作。人人都知道她是个好医生，周恩来很尊敬她，在别人面前称她为邓老太太。
03
一直支持女儿、女婿的工作
1934年8月，邓颖超患肺病吐血，高烧不退，杨振德回到女儿的身边照料。1个月以后，中央决定长征，组织上决定邓颖超用担架抬着参加长征。杨振德因年迈，留下向白区转移。转移时，杨振德在南昌附近不幸被俘，被送到了九江反省院关押。
法官要她劝周恩来和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杨振德义正词严，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不久，反省院流行伤寒病，西医治疗无效，于是她成了反省院的义务中医，给犯人、看守及其家属们治病。利用行医的机会，她宣传革命，鼓励难友。
西安事变后，为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周恩来参加国共谈判，提出释放政治犯。国民党提出要有人出保，才能释放。杨振德不愿连累别人，说：“我无亲无故，没人出保，你们要放就放，不放就算了！”直到反省院关门，她才最后一个被放出来。
后来，党组织想方设法把杨振德接到武汉，让她与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女儿相见。由于邓颖超所住之处很拥挤，杨振德主动提出住在外面。邓颖超天天忙于工作，20多天才能挤时间来看一次妈妈，每次见面都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女儿常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她总是回答：“很好，很好。”其实她心里很苦，很想念女儿。
1939年5月，杨振德和周恩来父亲周劭纲到了重庆，先住在曾家岩，后到红岩。虽然同在重庆，但邓颖超和周恩来每逢到红岩开会，才能来看望杨振德和周劭纲。杨振德63岁高龄时，仍然为大家治病。
几十年的劳累，兵荒马乱中的颠沛流离，65岁的杨振德病倒了，高烧不退，又拉肚子。周恩来和邓颖超来看她，见她身体极度虚弱，邓颖超泪如雨下，她却十分平静地说：“小超、恩来，我要回‘老家’去了，你们不要难过。”
1940年11月18日，趁邓颖超下楼去找痰盂，杨振德对在场的同志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不重要的人，不要为我奔忙了！”女儿回来，她已安然瞑目。
邓颖超抚尸痛哭。周恩来赶来，默默地站在邓颖超的身边，他们没有说一句话，但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
杨振德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中国母亲的典范。
据《湘潮》李海文/文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