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
解除“监护”以后，虽然已经审查结束，却未分配我的工作，只得在家休息和闲呆着。这时我的老母亲还在武汉老家里，这几年动乱中也不知她怎么样了，只听说她和在老家的亲属，也都因为我的问题，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我决定利用这一空闲机会回武汉去探望他们。这年十一月，我同徐和还有大女儿曼曼自费回到了武汉。虽然当时我什么职务也没有，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同志还是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武昌东湖边的“翠柳村”给我们安排了个住处。一安顿下来，我就去武昌戈甲营那个巷子里的老家，看到了久别的高年老母和其他亲属们。这次相见，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原来我在北京被“打倒”以后，武汉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马上在我家里里外外刷上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修权”等大标语，糊满了公布我“罪状”的大字报，高音喇叭整天冲着我家大门吼叫。尽管我从来没有在戈甲营这个家里生活过，造反派们却照样在那里抄了家。我的老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从来不问外头事，只知道忙家务，竟也因为有着我这么个儿子受到训斥。别的亲属也因受我株连影响到他们的处境，有的被迫离开部队或调动工作，有的被下放外地，有的档案中夹了说明与我的“黑关系”的材料，真是“一人犯事，九族受害”。林、江青之流口口声声“反复辟”，其实他们当时搞的那一套，才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大复辟。
这次回武汉，我顺便考证了一下我的家庭成份，因为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曾经也是我被审查的内容之一。我家里明明都是普通劳动人民，属于“城市贫民”成分，“文化大革命”中竟被造反派们说成是什么“反动资本家”，甚至说我家“五代以前有过血债”。据说北京的专案组以及什么“专揪伍修权兵团”之类的造反组织曾经到武汉来外调我的材料，真的追查了我家五代以前的历史。当他们要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证实我家确实是“反动资本家”时，那位同学说道“这真是活见鬼了，你们说他家是资本家，你们可以去看看他们家的房子，有哪个资本家是住那种破房子的？”原来武昌曾经有过一个叫“伍亿丰”的大杂货商资本家，只是我们除了同姓一个“伍”字之外，没有任何瓜葛。想不到连这点捕风捉影的事，也被“造反派”利用来当作诬陷人的“炮弹”。
一九七五年元旦，我们全家好不容易地集合起来，过了八年以来第一个团圆年。我和一家大小挤在临时分给我们住的不大的房子里。我欣喜地看到，几个大孩子已经在动乱年代分别成了家，并且有了下一代。我们这一家没有被政治风暴摧垮掉，反而兴旺起来了。在历史进程中，我党我军曾经遭受过几次重大的挫折，但是每一次都 在危 难中重 新站立并 且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中间，有多少好同志牺牲了生命。这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又是一次大内战，又有成千上万名好同志，在这次“内战”中失去了生命。我本来是历次战争的幸存者，又成了这场特殊“战争”的幸存者，抚今思昔，不由感慨万千。
元旦后不久，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意外地又成为这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大会。我是被编在天津市的代表团里，住在京西宾馆，同江华同志在一个房间，周恩来总理也在天津代表团。在这次人大的选举中，我又意外地成为本届全国人大常委，这表明了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也是我在“牛棚”中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开始受到冲击，被迫停止了工作，到这时整整八年，恰好与我在外交部工作的八年和在中联部工作的八年相等，成为我建国以来度过的第三个八年。所以我曾自嘲地说：“我现在也是”三八式“干部了！”
不论怎么说，当时全国的十年动乱虽然尚未结束，我个人却同许多同志一样，终于告别了恶梦似的长达八年的“牛棚”生活。
摘自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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