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前，如果不是意外邂逅一组“排日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不会想到，之后的近20年，他会一点点勾勒出19世纪徽州一户农家三代人长达60年的生活，并为这样的“小人物”写史。
日前出版的《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一书，讲述了发生于19世纪徽州一个普通乡民生活世界的故事。通过乡民程允亨一家几代人日常行事的文字记录，作者拼合了徽州一个乡民的生活世界，并尝试通过他们的眼光与体验，观察19世纪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
“感谢程允亨及其家人留下的文字，让我们对19世纪中国乡民生活了解得更为立体和丰满，为我们研究19世纪提供了可能。”刘永华说。
乡民是历史研究的主角
上观新闻：“排日账”是一种怎样的文字材料？
刘永华：排日账是流行于江西婺源境内的一种民间历史文献。“排日”是逐日记录的意思，而“账”是指家庭的日常收入和开销，与账簿类同。不同于普通账簿的是，排日账通常逐日记录了记账者及其家人的日常行事，接近日记体文献。
2006年秋天，我在黄山屯溪老街一家出售旧文书的店铺搜集到一批晚清排日账，总共13册，由一家三代所记。这批排日账记事始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止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其中一些年份的记录缺失。这些材料记录了这家三代的家长里短，我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批资料的基础上的。
上观新闻：13册排日账促使您以“小人物”的世界为视角写一本书。
刘永华：我们在说这本书讲的是小人物的生活世界时，其实有必要注意它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一是这样的小人物作为普通人的身份，二是他们作为独立个体的身份，两者的关注点不尽相同。我比较关注的是，将个体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从微观的尺度去研究历史。
以往的社会史研究，多立足于区域、全国或跨国视角，较为偏重群体的讨论和分析，相对忽视个体的历史体验和微观视角。事实上，对于史学研究来说，个体层次的观察视角有可能提供宏观、中观层次难以获得的认知。这个视角的灵感有几个方面的来源。
20世纪70年代，西方微观史研究兴起之后，个体小人物得到一些关注，相关著作影响到我的研究。写小人物的历史，与我自己的学术信念也有很大关系。在大学和研究生时期，我接受了社会经济史的专业训练，社会经济史主要是研究普通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研究他们如何谋生、一日三餐吃什么，以及如何跟政府打交道等。
我意外遇见的这些排日账，总共有30多万字。在翻阅过程中，我直观感觉到，或许可以利用这批材料写一本书。我希望借助这批材料，重建19世纪普通乡民的生活世界，同时讨论经济发展的周期、乡村社会的结构等问题。
上观新闻：阅读这本书，您是否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打开方式”？
刘永华：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不是小说，没有很强的故事性。阅读这本书，也需要一定的门槛。当然我在写作时，还是尽可能考虑、照顾大众读者的接受能力。
这本书出版后，读者给了我不同的反馈，我意识到这本书也许有不同的打开方式。如果是专业读者，对历史知识感兴趣，我建议通读。如果是大众读者，对中国19世纪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感兴趣，可以选择有兴趣的章节来阅读。还有读者和我说，这本书可以作为工具书来使用，用于查阅某些方面的信息，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本书的打开方式，主要取决于读者的需求和选择。如果能够让读者有所收获，作为作者是很开心的。
仿佛在玩“拼图游戏”
上观新闻：在您看来，程家排日账有何研究价值？
刘永华：从史料的价值来看，排日账是一种珍贵的历史资料。过去留下的史料大多是由士大夫等有身份的社会中上层人物记录的，直接出自普通民众之手、比较系统的记录，除了常见的契约文书外，是不多见的。特别是我们处理的程家排日账这种体量比较可观的材料更是非常难得。此外，这批排日账出自同一户人家，时间跨度达到60多年（有记录的年份近40年），这放大了材料的价值。
当然，任何史料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发现，这些排日账基本上没有记录女性的活动，我无法通过这些材料去了解程家女性的具体生活。
排日账的另一个缺憾，是仅记录一户家庭的日常行事，并没有记录他们的所思所想。我在整理阅读这些材料时，就像在观察他们的行动，通过行动去推导其内在的世界。
上观新闻：排日账里的人名、地名和内容很繁杂，您是如何解读这些琐碎的记录的？
刘永华：是的。程家排日账中有大量的地名、人名、行事等信息，它们构成了程家的生活空间和社会空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辨别和梳理。
我主要采用量化的方法提取信息。程家每天的记录可能就是一两行字，内容零碎，只有借助量化才能将其日常生活不断重复的内容拎出来。
比如说，程家排日账上有500多个地名，我需要通过地图和访谈弄清楚这些地点的位置，了解它们距离程家所居住的上湾村有多远，然后去估算程家造访这些地点的次数，最后再把它们放到时间的线索中去解读。
同时，程家排日账提到的人名有五六百个，我要弄清楚程家与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才可能重建程家的社会关系网。还有程家不同日常行事的解读。比如程家的农作，以及种植茶叶、卖鱼干、卖葛根和黄精等小商品经营，等等。我做的一项工作，是将排日账中记录的几十年中每天的行事进行分类和统计，然后估算出这些不同类型活动的占比，在19世纪中后期有何变动。
对于一些无法量化的更零碎的信息，我必须把散乱的点滴信息汇总起来，这仿佛是在玩拼图游戏。比如说，程家种什么庄稼，种哪些蔬菜，穿什么材质的衣服，家中有哪些家具等等，这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通过拼合零碎的信息重建起来的。最后，程家生活世界的整个图景才慢慢完整起来。
上观新闻：您会对排日账的某些内容产生疑问吗？
刘永华：目前，民间文献的市场非常大，由于价格不错，造假的动机是存在的。不过我拿到这些排日账时，根据直观判断不大可能作伪。这组文献的售价是600元，如果造假，恐怕要花费不小的人力，并不划算。再说这么多的细节，也不是想编就能编出来的。
程家排日账里提到的一些人物，我在当地其他的文献材料中找到了，这也提供了旁证。比如里面说到的一个医生，在婺源当地的一本自传体小说里有讲到。还有沱川一本求雨账簿里提到的三四个人名，在程家排日账中都有出现。
当然，我更多的是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去确证。程家人不仅从事农耕和茶叶种植、买卖，还经常做一些其他的小买卖，所以在排日账中留下了他们在不同地点从事这些活动的大量记载，一些是在市镇，一些在村落。所以我将排日账作为旅行指南，跟随其中的地点信息进行实地考察，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机会审查排日账本身的真伪。
对我来说，解读排日账比较大的一个障碍，是排日账中的一些表述。由于文化程度的限制，程家人对一些复杂事情的描述不是很顺畅，有时前言不搭后语，让人费解。中间还掺杂了方言。只是这些内容通过研究和印证，大体可以猜测出来，但要做到百分百还原还是有困难的。
打破对乡民的刻板印象
上观新闻：通过排日账，您观察了程允亨一家数十年的生活和变故，他们身上有许多中国乡民的共性吧？
刘永华：程家三代人性格还真不一样。程允亨的父亲程发开是相对精明的人，之所以说他精明，是因为他挺会做生意，对市场上出现的一些苗头看得比较准，千方百计地增加程家的收入。此外，发开还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属于典型的“徽骆驼”。
程允亨和父亲一样很勤劳。即便是雨天，也不影响他外出劳动，他还经常远距离挑担赚钱。不过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为人豪爽，爱喝酒，还曾因为贪杯出过事。
程允亨的儿子程同仓的形象要模糊一些，我从记录中能够看出，这是一个比较顽劣的孩子。程允亨数次记载他不爱学习、贪玩不学好等。
程家对女性的记录非常少，不过有时寥寥数语能够披露让人心酸的遭遇，我看到一些记录会比较难受。程允亨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17岁出嫁到沱川的一个村子，但嫁过去半年左右就去世了，原因不详。
程允亨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在他的晚年。在他去世前八九年，母亲过世，隔年儿子结婚，全家为了办红白事欠下一屁股债，最后债主到他家讨债。程家出售了田产，抵押了菜园，又变卖了不少东西，债务仍未偿清。像程家这样因为办理红白事债台高筑的情况，在乡村是比较常见的。
上观新闻：通过程家的记录，我们发现徽州乡民的生活空间并不闭塞，他们还识字。这似乎打破了我们对19世纪中国乡民的刻板印象。
刘永华：的确如此。我们会认为山区空间是闭塞的，与外界联系不多，但实际上，通过程家多年的记录来看，真正的情况可能是相反的。
山区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程家除了耕作，还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赚钱，再用赚到的钱来购买粮食，这就需要和市场打交道。比如，种茶叶、卖茶叶是一种程家主要的生计，还要做一些副业，比如小商品贩卖、采集和出售山货、挑担。在这个过程中，程家人要经常跑到村庄以外的世界，甚至跑到50公里以外的地方。
还有，我们通常认为农民不识字，但对程家排日账进行研究后我们发现，这样的认识需要修正。不仅程家三代人识字，而且识字的人在徽州乡村的占比应该是比较高的（主要是男性，女性的识字率比较低）。此外，文字在他们的生活中很常见。
其实，中国普通民众识字的事情不能单从20世纪讲起。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在19世纪以前，文字已从中上层社会逐渐向普通民众渗透，下沉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少民众已经学会了认字。在这一方面，徽州应该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在徽州，无意科考的农家孩子，可以在私塾就读期间，学习一种识字课本——杂字，这种课本挑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汉字，分类编成四言或六言的韵语，篇幅不大，容易记诵。学会这些字后，可以应付记账、写信、看通俗小说和唱本等读写任务。
克制的行文进行写作
上观新闻：2007年，您赴徽州乡村进行田野调查，去程允亨一家曾经生活过的空间。您在书中谈到，初次进入上湾村的时候，遇见的第一个人就是程家后人——程同仓的孙子。这真是太巧了。
刘永华：我对那天记忆深刻。2007年4月6日，刚过清明，所望之处遍野的油菜花，我一进村就看见一位老人家，我问他，村庄里是什幺姓氏，他说程姓人家多。当他说到自己祖父叫程同仓时，我非常激动。后面，我跟随老人去了他家，聊了些家常，他对祖父的印象很模糊了，对曾祖父程允亨完全没有记忆。
上观新闻：您前后几次去徽州，还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刘永华：2011年，我还去了程家姻亲所在地大连村，程允亨经常跑到大连村走亲戚、看戏、讨债。从上湾村到大连村，10公里的距离不算近，要翻过三座山，因为都是山路，非常难走。
这条山路也是允亨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当天来回，离开大连村时已是下午4点多，我们在村里的小卖部买了几支手电筒，走后半程的路时天都黑了，我们打着手电筒、拄着路边拾起的树枝当拐杖，回去以后腿酸了好几天。
幸运的是，那次在大连村也收集到不少有价值的材料，而且我们的向导是上湾人。他做过伐木工人，在大山里有丰富的生活经历，给我们讲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对我日后解读排日账帮助很大，让我更好地理解了程家在山里的生活。
我还走访了好几个重要的市镇，其中对程家生活至关重要的清华镇，离上湾村大约15公里。考察清华镇期间，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了一位生活在老街的老人，他不仅帮助我系统地复原了整条老街过去的商铺情况，还解释了排日账中涉及的数百个地名的现今位置。如果没有他的“加持”，我们很多工作都无法推进。
我在沱川本地的一个村庄，还遇见了一个做纸扎的余姓工匠，给我讲述了当地的许多风土民俗，对我解读程家排日账的帮助也很大。
上观新闻：近20年对程家这户普通乡民的研究和写作，您对程允亨一家是否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刘永华：从学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对研究对象都应持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尽可能学会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程家和我自己的生活环境有一定关系。我出生在福建西南部山区，虽然徽州距离我的家乡较远，但两地之间的环境和生活仍有相似之处。我在想，也许是由于这种背景，我才会有志于从事千千万万普通乡民生活的研究，去关注程家这个普通农户的生活。
当然，作为研究者，我还是尽可能用相对客观、克制的行文进行写作。所以，在书中，读者并不容易看到感性的描述。
读史为了积贮内心的资粮
上观新闻：您的这本著作为19世纪的中国社会拼上了一块重要的乡民拼图。这或许是历史研究独特的魅力。
刘永华：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其实历史之于普通人更大的意义在于提高认知能力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历史无法完全割裂，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也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认识历史对我们理解现实有所帮助。另一方面，我们生活在当下，只缘身在此山中，要深入认识当下有一定的限制，需要借助历史提供的纵深感，把我们从当下抽离出来，以便更好地观察和理解当下。
去年，一位知名的历史学者在一本书中说，历史是扩充心量的学问。读史可以不断地扩充我们的认知范围和能力，为我们积贮内心的思考资源。如今的信息社会，每个人都难免会受到大数据的操控，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大数据想让我们看到的，每个人和所处的外在世界之间是存在割裂的，通过读史，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和克服“信息茧房”的问题。
上观新闻：未来，您是否还会继续关注徽州地区的历史研究？
刘永华：是的。徽州的历史文献资料比较丰富，这是中国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书中对程家人的读写情况进行了讨论，以后我会继续对徽州普通民众读写问题进行历史研究，了解文字是如何渗透到普通民众当中去的。另外，我还会研究徽州的基层组织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国家制度如何影响普通民众，思考传统中国社会的生成原理很有帮助。
上观新闻：将来，我们是否可以看到更多微观史方面的研究著作？
刘永华：其实，微观史在中国和西方的接受度有所不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微观史兴起后，一些西方的微观史著作，如《蒙塔尤》《奶酪与蛆虫》，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学经典。
我认为，微观史在中国的发展有赖于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这跟我们能否多出具有原创性的著作有关，这样才能确立微观史的学术地位。其次，也和能否多出可读性强、高质量的微观史著作有关，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他们对这种著作的接受度会更强一些。
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品位的改变，对于国内微观史的发展更是至关重要。当我们不再热衷于只看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书籍以及一些宫斗小说，也有更强的兴趣和意愿去了解历史上普通民众的生活，微观史才会有更大的市场。
（文内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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