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笛：五四运动，“比胜利更伟大的是中国的觉醒”

今天是五四，读历史学家王笛《中国记事（1912—1928）》，令人深思，特别是本书第四部“巨人醒来，1919”，讲述西方媒体眼中的五四运动——欢呼“中国开始觉醒”。经授权刊出书摘，让我们一起看看，一百多年前西方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五四运动的。

文｜王笛

“中国开始觉醒”

比胜利更伟大的是中国的觉醒。——美国专栏作家乔治·索科尔斯基

美国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相当大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对“中国开始觉醒”的欢欣鼓舞。它们从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强烈反应，看到了中国不再是浑浑噩噩的逆来顺受的民族。中国人意识到了权利要由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等待，学生站到了时代的最前列。

要砸碎枷锁

西方媒体普遍把五四运动，视为“中国开始觉醒”的一个部分。《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和《纽约太阳报》 （the new york sun）的专栏作家乔治·索科尔斯基（george e. sokolsky）发表《中国抵抗日本》（china’s defiance of japan）的文章，指出在这两个月内，由于“中国开始觉醒”，因此“公众舆论”变得强大起来，腐败的官吏“被迫向学生低头”，日本不得不放弃其征服中国的最“激进的计划”。

索科尔斯基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促使了中国的觉醒。过去的中国是“沉睡中的中国”，但是在日本步步紧逼下，中国人逐渐醒来。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只引起了“轻微的骚动”，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依旧是在沉睡。但是巴黎和会对中国诉求的否决，终于让中国人觉醒了，掀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来反抗北京政府和日本。

但很不幸的是，官员们以为这只是学生的一时兴起，不肯向民众的意愿妥协，但学生运动很快便扩展开来，电报像洪水般地发往巴黎，告诉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中国人已经觉醒，绝不会承认把山东交给日本的《凡尔赛和约》，工人、乞丐、小偷、妓女、卖唱女都参与了罢工罢市，接着邮政、警察和消防等各部门人员也威胁要紧跟其后。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政府不得不让步，而且“已经颜面尽失了”。“三个卖国贼”被革职。罢课罢工胜利了，中国拒签和约。

巴黎和会会场

资料来源：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源自王笛《中国记事（1912—1928）》（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

“比胜利更伟大的是中国的觉醒”，这时的中国人民“能够明确有力地表达民主”。学生们组织起来去“教育这个国家的民众和穷苦的孩子”。在上海，为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开办了16所免费学校，全国每一个城市都有类似的活动，“学生到农民中去，到农村，开展了民族统一的运动”。

商人们组织起来表达了“对民主的要求”。资本家开设公司创建民族工业，以前与日本人合作的项目“现在转而寻求美国的投资”。在这个阶段，“表达民族主义情绪的现代戏剧占主要地位”，在每个店铺门口都飘扬着中国的五色旗。索科尔斯基欣喜地看到，“日本最怕的是中国觉醒，四万万中国的道德觉醒已经发生。”

美国媒体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鼓舞，它们问道，“有什么秘密让这些年轻人拥有力大无比的力量？”它们所得到的答案是，由于“正义”的力量，要恢复原来德国所控制的山东的权利。她是个“神圣的省份”，因为这里诞生了孔子和孟子，“得到山东就如同得到了中国的掌上明珠”。德国在1897到1898年对山东的侵略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一，现在德国的衣钵穿在了日本身上，这是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枷锁，“还我青岛” 已成为数以百万计民众的战斗口号。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强调了这个运动显示了中国人的觉醒。7月4日在给国务卿罗伯特·蓝辛的电报中，芮恩施报告说：“政治大局唤醒了人们，商人和学生领导了这个国家的公民组织的成长。学生并不单纯意味着在校学生，而是包含了所有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们。”

芮恩施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巴黎和会带给中国的只是失望，但是也“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于学生的积极推动，全国各个阶层都受到了影响，但是学生力图避免国际上对运动会产生排外的猜想，比如当牵涉外国企业的时候，为了不让事态复杂化，便到上海工厂去说服工人，要他们不罢工，反而受到工人的指责，“你们认为我们对国家没有感情，对卖国者不愤恨吗？”

虽然美国主流媒体认为中国还处于混乱之中，但是它们也为五四之后的中国人已经觉醒而欢欣鼓舞，认为中国人的“自我救赎”有了希望。1920年3月1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以《中国人民的觉醒》为题（awakening of the people of china）的文章，这实际上是已经卸任的芮恩施的一次演讲。

在讲演中，芮恩施指出中国的舆论在对外国势力侵犯的问题上，“表现出一致的坚决抵抗态度”，认为“中国的民族运动已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明确的、精心组织的民众运动。”芮恩施称，是中国的学生最早组织了反对巴黎和会的决议，商人也加入其中，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参与国家事务”。不过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其实甲午战争因为阻止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学生便参加了政治运动；辛亥革命商人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甚至组织了商团。前两次都没有五四运动这么大的规模和广泛的参与。

芮恩施认为，五四运动不是排外，而是通过罢课、罢市和抵制日货对日本进行抗议。这场运动爆发和组织过程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以至于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并且“对公平有强烈的渴望，不能容忍不公正的待遇。”

现在看来，芮恩施对中国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芮恩施所宣称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之一”，显然他对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有过高的估计。从前后文来看，他在讨论五四运动及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存在这些运动兴起和发展的空间，说明当时政治系统存在相当的民主因素，但所谓“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就完全是言过其实了。

芮恩施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充满信心，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从巴黎和会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结合在一起”。

各大报对中国的声援

对于中国因为山东问题所掀起的风潮，五四运动之后，美国媒体仍然持续地报道，持续不断地批评日本和声援中国。1919年8月3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发表的艾伯特·福克斯（albert w. fox）的文章《中国抵制日本》（china resists japan），指出中国人爱国的浪潮“已超出了当局的控制”。根据种种的迹象来看，中国学生继续参与保护国家主权的运动，抵抗外国侵略，争取自由。在华的日本学生也举行了示威，“中日学生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反日团体在中国到处出现，商人拒绝出售商品给日本人。妇女们组织了“中国妇女爱国社”，学校的年轻女性纷纷参加这场反日运动。

根据福克斯的文章，日本官方意识到抵制日货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对此反应强烈。日本驻华公使就抵制日货对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指责在上海和汉口间的日本轮船无法卸货，日本商人损失惨重。中国外务部表达了遗憾，但日方并不满意，可能“会要求中国给予赔偿”。不过，文章认为，在京的中国官员哪怕想和日本妥协，实际上在民情汹汹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屈服于日本的威胁”。在华南地区，抵抗日本威胁的呼声非常高，南方政府也不会接受任何北京当局的屈服政策。

《纽约时报》关于日本强占胶州湾的报道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1919

源自王笛《中国记事（1912—1928）》（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

文章指出，中国应当保持南北一致，采取一个共同的爱国的政策，表示无论是中国军队还是学生，“都不会被日本军事力量的威慑所折服”，表达了他们为国捐躯的决心。事态的发展加剧了形势的恶化，佣人和劳工甚至抬轿子的苦力，南京以及其他地方的店铺，都拒绝为日本人服务。

抵制日货运动大大激怒了日本官员，这使得东京方面威胁说，对煽动者要采取“严厉措施”。实际上地方政府对抵制日货运动，还是采取了压制的措施，一家汉口的杂志被迫停刊，只是因为其提及了要抵制“敌货”，这只不过反映了“普遍的大众情绪”。通常鼓动者“已经很克制”，避免带有特别攻击日本的语言。

按照《邮报》这篇文章的说法，为什么日本对山东问题特别关注，超过当时的任何其他事务？这是他们利用对青岛的占领，将大门打开让吗啡贸易进入中国。日本凭借在中国市场走私吗啡和其他药物，已经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利益，这对日本的钱袋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任何针对吗啡，鸦片或其他类似药物的抵制活动，都大大威胁着日本的经济利益。

据研究，日本在中国台湾制造鸦片烟膏，然后输入到青岛，1918年为21万日元。同时从印度输入生鸦片，先运到神户港，然后再转运青岛，仅1918年1——9月，通过这一途径运入青岛的鸦片不下2000箱。日本商人则在山东各地所开设的药房、商店、洋行、旅舍、妓院等地方，售卖毒品，药房“无一处不贩卖吗啡”。

抵制日货运动的中心最初是在上海，后来运动最激烈的是在广州，那里同业公会发达，控制了贸易。起初只是零售业拒绝日货，参加的消费者也不多，但是发展迅速，很短的时间内致使了几十家日本店铺破产。接着是抵制使用日币，上海和北京的许多店铺都贴着拒收日币的告白。银行也开始拒绝日币兑换，批发商开始拒绝在日本商社订货，甚至拒绝履行抵制活动发生之前的订单。在几周之内，日货销售下跌50%到75%。舆论认为，中国的爱国者已经不仅成功地让日本人遭受了贸易的巨大损失，并扩展了与其他国的贸易，以取代日本。

对于中国来说，抵制活动是“对日本报复的一种方式”，不过只能作为“暂时的抗议方式”，只有将抵制日货的活动转变为激励民族工业的崛起，以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才能使国人真正受益。

从一开始，学生组织者反抗当局的暴力，宣传他们的正义事业。他们从北平出发，整个暑期都宣传他们对日本的反感和抵制，本国工业的逐渐增长，华商则因此获利。据报道，北京和天津的日本人已经通过相关部门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对联合抵制中遭受的贸易损失表示不满，认为必要时需要军事的介入。

日本官方也只能回答说，没办法迫使中国商人违背他们的意志买卖日本商品。日本考虑到情况的严重性，为了满足日本商人的要求，日本驻华公使向中国外务部提出抗议。虽然北京政府对中日关系表达了良好愿望，但这并不能阻止普遍的抵制活动。

五四运动后，美国媒体认为中日之间存在战争的危险。福克斯的文章便认为中日之间“战争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日益增加”。中国在山东省主权的丧失，中国许多地区引发抗议活动。“新的冲突并有可能在巴黎和约墨迹未干之际发生”，如果那样的话，那将“强烈震荡着这个世界”。局势比较严峻的地方包括：山东、东北以及其他地方，“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已经发生流血事件”。日本军队和军舰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吴佩孚请求北京政府同意军事介入以“抵御外侮”。反日情绪在整个中国高涨，中国人的联合抵制活动给日本人造成了金钱损失，开始向政府施压，由此五艘日本炮艇和驱逐舰在福州和厦门试图恐吓本地人，“以破坏抵制日货运动”。与此同时，借口保护日本总领事馆，日军也准备在厦门和福州登陆。

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19年12月4日的报道，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抵制日货也遭到政府的压制，使抵制日货受挫，有的人因为参与爱国运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济南，中国人“购买日货得到官方的保护”，以免于“示威活动的骚扰”。而有些中国商人推广国货，“却由于戒严令而无法进行”，而“损失惨重”。不过，日本制造商在山东也遇到极大障碍，中国人拒绝出售给他们原材料。日本的国际竞争对手则因此获得了机会，特别是给美国人的机会。因为“美国政府至今拒绝承认山东条款，由此获得了精明的中国商人的青睐”。

这篇文章批评国际社会，凡尔赛会议才不久，“其他国家开始忘记中国的痛苦”。不过文章相信，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们在山东问题的解决上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因为这一决定影响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改变了这个国家在外交关系上的态度，一场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已经兴起。从凡尔赛合约的公布，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是大规模的政治和学生运动在大城市减少，但是“反日情绪的扩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从媒体的报道看，五四以后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是非常明显的，对美国在巴黎会议中国问题上的食言批评得十分厉害。同时，对日本为什么力图控制山东也有深刻的分析。可以概括出下面的若干要点：

首先，这些报道反映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国内局势，即学生运动的继续发展，商人的相应，以及抵制日货的运动的扩展；其次，日本对中国反日风潮的反应，以及政府试图压制国内的日益发展的反日运动；再其次，反映了美国对山东问题的基本态度，虽然巴黎和会上美国没有实现它对中国的承诺，但是会后试图寻求弥补。最后，美国舆论占在中国一边，一定程度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改变巴黎和会对美国形象的损害，就必须对中国要有相应的补偿。

北京大学演讲团学生被捕，1919年6月4日。摄影：甘博（sidney d. gamble）

资料来源：sidney d. gamble collections, library of duke university

源自王笛《中国记事（1912—1928）》（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

“怎样可以帮助中国”？

1919年12月号的《大陆月刊与西部杂志》（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发表斯坦福大学教授、日本问题专家帕森·崔特（payson j. treat）题为《我们怎样可以帮助中国》（how we can help china）的文章。崔特指出山东问题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说明美国人非常在意他们在中国的利益”，随时准备对这个亚洲大国施以援手。除了“一致谴责日本取代德国攫取其在山东的利益外”，还应该让多数美国人认识到，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处理，“对中国没有一点帮助，甚至一定会危害世界的安定”。

美国政府和民众已经意识到中国出了问题，但关于症结所在，却众说纷纭。在过去，他们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于保守和儒家思想的引导”，认为它们“阻碍了中国追随日本的脚步学习和掌握西方进步的秘密”。后来，他们转而指责清代统治者的无知和落后，阻止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和步入现代之路。甲午战争之后，又把问题又归因于欧洲列强对中国的干涉，尤其是沙俄、英法和德国。1905年之后，人们认为日本成为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崔特认为，中国人拥有巨大的精神和文化的财富，因此“每一个在华外国人对中国都歆羡和热爱”，很多好心人同情“这个衰败的国度”，谴责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一些人思考怎样帮助中国，但是对北京政府的能力抱怀疑的态度，因此提倡“以外国监管”来保障北京政府的效率，借此“纠正中国根本问题”，并坚信如果这个举措实施，整个国家将会随之发展。崔特声称，许多“中国人民真挚的朋友”提出了各种计划来帮助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准备为国效力。而那些认为美国的成功就是因为建立了优良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美国人，“很愿意帮助中国人”。

崔特说，美国人很快将拿出一个更快捷帮助中国的方案，去解决“日益严重的外国对中国的控制和干预”的问题。过去签订的条约给予了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治外法权和关税控制。在“门户开放”政策之下，所有参与协约的国家一体均沾。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时，俄国已拿下租借旅顺港的特权，并把满洲和蒙古纳入势力范围；英国有两块租借地，外加铁路和开矿特权；法国拥有一块租界和重要的铁路与开矿权；德国拥有胶州湾和山东的特权。自从1904年把沙俄从南满赶出以及一战中把德国从山东赶出后，日本就显示了“胜过自己欧洲老师更加卓越的‘掠夺’才能”。

过去美国只是冷眼旁观，尽管海约翰（john hay）宣布了得到列强广泛接受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也不得不接受1898年划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既定事实。当沙俄开始着手夺取整个东北时，美国“对此表示抗议”，在日本1915年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之后，美国“再次提出抗议”。但是没有一个联合起来的机器“反对列强，以保护中国”。文章认为这样的机器，“应该由国联来提供”。

崔特预测，在美国加入国联之后，国联将能够前所未有地帮助中国。当日本和俄国的侵略者们觊觎东北、蒙古、山东或福建的时候，国联要保证“中国以及国联其他成员国的领土完整”。按照国联的准则，凡影响国际关系之任何情势，足以扰乱国际和平或危及国际和平所依之良好谅解者，任何会员国都有权提请大会或常任理事国注意。

中国可以基于自身主权，对所有之前勒索中国的租界提出异议，“美国自然会支持中国，而且英国及其海外联邦也会加入我们，法国可能也会和西方倡导的民主站在一起”。美国应该给予中国的援助，“现在到了美国给中国提供巨大援助的时候了”。国联将会“维持中国的主权完整，及提供所有能消除中国当前政治及经济颓势的方法。” 不过崔特也指出，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永久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中国必须自我救赎，同时世界上任何有远见的人都应帮助中国。”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由于美国内部的意见分歧，国会对《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等问题的条款的不满，拒绝批准和约，美国因此最后并没有加入国联，因此所谓依靠国联为中国主持正义也成为了泡影。

另外，崔特这篇文章的观点，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提出要国际社会介入中国政府的管理；但另一方面，却又提出要防止外国对中国政治的干扰，这也反映了中国情况的复杂以及作者对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迷茫。

欢呼中国的觉醒

从美国媒体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整个舆论、美国社会是怎样看待五四运动的。美国在华媒体和美国知识分子，都扮演了积极支持运动的角色。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美国的主流社会是与中国站在一起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美国几十年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在民国成立以后，美国在威尔逊总统政策的指导之下，对中国和对日本的态度截然不同。

美国一直认为日本侵略成性，是远东和平和门户开放主义的最大障碍，美国的利益也因此受到损害。虽然说主流舆论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并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但是在巴黎和会之前，美国政府和美国主流媒体在对中国和日本的态度上是高度一致的。

美国站在中国一边当然有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但是也必须承认，美国还有其道义和建立长远世界和平的设想。美国舆论看到这场运动是对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一种强烈的反应，明确地表示美国在这个运动中应该站在中国人一边，带有一种反对恃强凌弱的价值观和主持正义的味道。

可以这样说，从美国政府到知识精英到外交官到美国在华的人员，从上到下几乎是共同地对日本保持着警惕。而美国的这个政策，客观上对中国保持独立完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媒体与威尔逊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出现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的对日妥协，威尔逊遭到了舆论的猛烈的批评。过去在研究这个时期美国对华的态度中，强调是美日矛盾的结果。但是当我们考察美日矛盾的根源，就会发现是因为美国要制止日本在远东的霸权，特别是对中国的野心，以有利于门户开放政策在远东的推行。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要维持中国的主权完整的条件下实现各国利益均沾，因此与日本攫取中国领土的野心产生了非常尖锐的矛盾。

《凡尔赛和约》的签订

资料来源：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源自王笛《中国记事（1912—1928）》（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

但同时美国也担心激进的学生成为运动的主流和领导者，这实际上不利于中国民主的发展。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应该说只是昙花一现，随着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从对美国的幻想中觉醒过来，对西方和美国的失望日益加深，越来越看重苏俄的道路，开始热情地拥抱布尔什维克，甚至包括像孙中山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也发生了这样的转变。

最早系统研究五四运动的周策纵，在他的影响非常大的《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的第8章《世界主要国家对五四运动的态度》，用了三节讨论了这个问题，即“日本的反应”，“西方的两种态度的对照”和“苏俄的吸引力”。只是简单描述了芮恩施关于上海外国租界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态度。让我吃惊的是周先生竟然没有对美国就这一问题列专节讨论，按道理说他在研究美国与五四运动关系的问题上的研究有十分有利的条件，而且在资料方面也占有先天的优势。我猜想，他没有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可能是他没有注意到美国与运动发生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于五四运动和美国的关系，徐国琦采用了比较传统的观点，认为一战期间以及“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被出卖之前，中国由于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已加入世界新秩序的前景充满厚望，因此举国上下为此兴奋不已。现在这种希望的破灭，直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因此促使中国人寻求第三条道路，这是一条介于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道路”。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讨论五四运动爆发原因的时候，都是把西方列强看作是一个整体，美国被看作近代以来西方对华侵略的主要列强之一，倾向于笼统地评论巴黎和会议上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会发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上，与其他列强有非常大的差别。这种不同，是从1913年威尔逊任总统之后所一以贯之的，体现在1913年成为最早承认中华民国的主要西方国家，反对《二十一条》，敦促中国参加一战，以及在巴黎和会上与日、英、法等国关于中国问题上的矛盾。

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以及五四运动中的美国因素，提供了一个观察五四运动的新角度。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媒体强调中国的觉醒和崛起，特别是高度评价青年学生在运动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同时也在讨论他们对这场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发展的担心。

而且一些美国媒体还成为中国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等发声的平台，发表他们的文章，表达中国人民的态度，让西方世界听到中国人民的声音，反映了他们作为局外人的理解。而这些局外人的观察，提供了看待这个运动的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思考方式。既有对中国认识的局限、误区乃至偏见，也有冷静、理性、多元的观察，还透露了美国社会和人民对这个运动的态度。

由于美国媒体和精英以及在华人员都抱着明确支持中国的立场，这让日本非常恼火，于是关于运动是由美国幕后指挥的谣言便甚嚣尘上。这种谣言的出现，既是日本试图把其侵略行径所引起的中国人民愤怒的责任转移到美国人身上，同时美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一边可能使一些日本人产生错觉，怀疑后面是美国人在支使。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美国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和自由民主观念的扩张，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

巴黎和会上美国放弃了对中国许诺的支持，让中国大失所望，也让中国人不再信任他们曾经无限敬仰的美国。美国朝野也在反思，美国做错了什么，怎样进行弥补，怎样赢回中国人的信任，怎样推动中国内部的改革，怎样这个国家才能进入一个有序的、法治的、民主的国家？显然，美国媒体已经意识到了，由于巴黎和会所造成的恶果，中国人民对西方世界的失望，他们已经开始在选择一条美国所不希望看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