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中国探险家无意间在挪威翻阅一本《北极指南》时，发现了一份被遗忘66年的条约——《斯瓦尔巴条约》。
这份1925年签署的国际协议，竟赋予了中国在北极斯瓦尔巴群岛自由出入和科研开发的合法权利。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份条约从签署到发现的这几十年里，几乎无人提及，甚至连签约时的北洋政府都未曾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为什么这样一份条约会被遗忘？又为何在几十年后成为中国北极科考的重要基石？
故事得从四百多年前的大航海时代讲起。
在16世纪的大航海热潮中，欧洲人对东方的金银财富充满幻想，《马可波罗游记》更是点燃了无数探险家的激情。
当时的陆上丝绸之路被奥斯曼帝国封锁，寻找海路成为欧洲人的唯一选择。
1596年，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支在北冰洋的冰雪中发现了一片岛屿，这是人类的一个重要发现，也开启了人类在北极圈探索的大门。
尽管巴伦支的发现是个历史性事件，但当时他并未宣示主权，而是将此作为探险笔记记录下来。
正是这个未宣主权的行为，为日后数百年的争端埋下伏笔。
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列强争相涌入北极，尤其是英国和荷兰的捕鲸船在斯瓦尔巴群岛附近争夺鲸鱼资源。
捕鲸产业的繁荣也伴随着冲突和流血，这片冰封的海域俨然成为了列强的“资源战场”。
到了20世纪初，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一批地质学家在群岛上发现了丰富的煤矿和其他矿产资源。
这个发现瞬间点燃了新一轮争夺战，各国纷纷派出开采船，甚至开始以武力划定开采区域。但一战的爆发让所有国家的注意力从资源争夺转向了战争。
战后，列强元气大伤，再也无力通过战争解决争端，于是选择坐下来谈判。
1920年，在巴黎和会上，英国、美国、法国、挪威等18个国家签署了《斯瓦尔巴条约》。
条约明确了斯瓦尔巴群岛的主权归挪威所有，但规定所有签约国的公民均可自由出入群岛，从事非军事目的的科研和商业活动。
这一条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承认挪威主权的同时，也为全球签约国提供了在这片资源富饶土地上的开发权。
有意思的是，中国成为签约国纯属偶然。
当时正值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段祺瑞主导的政权内忧外患不断。
1925年，法国向中国发出邀请，要求加入条约。
当时的北洋政府对“条约”二字心存戒备，毕竟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清朝政府签订的每一份条约几乎都伴随着割地赔款和丧权辱国。
但《斯瓦尔巴条约》不涉及赔款，更没有主权转让，仅是一个“资源共享”的协议。
于是，北洋政府草草派人签署，既未宣传，也未重视，这份条约自此在档案柜里沉睡了66年。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科研能力迅速提升，但在北极科研领域却处处受制。
与南极不同，北极圈内的陆地几乎被周边国家占据，西方国家的“圈地模式”让其他国家难以插手。
中国要想进入北极圈建立科考站，必须获得挪威等北极国家的许可，而这显然是西方国家乐于利用的阻挠手段。
直到1991年，这一僵局因偶然被打破。
当时，中国探险家高登义在挪威参与一项北极科考时，意外在一本《北极指南》中发现了《斯瓦尔巴条约》的内容，震惊地发现中国竟然是缔约国之一。
这意味着，中国完全有权利依据条约内容，在斯瓦尔巴群岛自由开展科研活动，而无需挪威等国的许可。
这一发现立即传回国内，科考界反应热烈。
经过一系列准备与谈判，2004年，中国在斯瓦尔巴群岛的新奥尔松地区建立了北极科考站——黄河站。
从此，中国在北极科研领域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黄河站的建成并非只是象征意义上的突破，它真正开启了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科研征程。
得益于斯瓦尔巴群岛的开放政策，黄河站成为中国科学家长期驻留北极的基地。从冰川动态监测到极地生态研究，从大气成分分析到气候变化追踪，中国科学家在这里获得了大量宝贵数据。
黄河站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全球气候预测提供了重要参考，也直接服务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气候调控与农业生产规划。
更重要的是，黄河站让中国在北极科研圈有了话语权。
长期以来，北极科研领域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非北极国家往往需要通过合作项目分得研究机会。
黄河站的建立，使中国科学家能够独立开展研究，同时也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平台。
回看这份条约的整个历史，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合法的北极科考权，更是一份见证历史变迁的文件。
从北洋政府对其草率应付，到新中国利用条约实现科研突破，这份“被遗忘的条约”最终成为中国迈向北极的重要基石。
今天的黄河站早已成为中国北极科研的窗口。
无论是极地生态、海洋变化，还是未来北极航道的开发，黄河站的存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66年前，中国在一片“随手签”的无奈中加入了《斯瓦尔巴条约》。
今天，中国凭借这份条约挺进北极，以实际行动证明了科技与国家实力的结合如何能将历史遗留的机遇转化为真正的优势。
北极的大门，永远向探索者敞开，而黄河站的故事也远未结束。
参考资料：
中国科学家可以自由出入——因为有了《斯瓦尔巴条约》 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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