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四日)，在长沙板仓刚刚过完春节的毛泽东，带着爱妻杨开慧和两个孩子岸英、岸青，从湘潭乘船回到故乡韶山，同行的还有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
毛泽东已经离开故乡很久，这次携妻携子归来，说不上是衣锦还乡，也很有成就感了。
身为国共两党的要人，又是工作在繁华的上海，况且长年走南闯北，交往的皆是风云人物，“毛泽东”3个大字时时见诸报端，成为天下知名之士，在韶山土里土气的乡亲们眼中，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满面憔悴，周身疲惫，就是看到家乡熟悉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也实在提不起多少精神。
他这次回到韶山是养病来了。
毛泽东的身体一向非常健康，况且正值而立之年，有什么病需要回到故乡休养？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怀疑：毛泽东真的病了吗？
直到若干年后还有人问这个问题。70多年之后，有个名叫迪克·威尔逊的英国学者写了一部《毛泽东》传记，在该书第6章一开始就说：“没有理由怀疑毛是因生病才回到他出生的村子，但他回家除了单纯的休养外，还有更多的含义。”
威尔逊是研究毛泽东的知名学者，他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这里，不妨看看毛泽东养病的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之后，根据会议决定，他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任文书科代理主任。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初期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不久即因“容共”问题发生左右分歧。右派分子强行闯入上海执行部，公开殴打“跨党党员”邵力子。
事件发生后，主持执行部工作的叶楚伧采取骑墙态度，引起毛泽东极大不满，遂与恽代英、邓中夏、沈泽民等联合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的破坏国共合作的做法，由此毛泽东与叶楚伧的斗争公开化。
叶也深知毛泽东等人不好惹，自动弃职去了广州，毛泽东也愤而辞去执行部职务，而集中精力于中共中央局组织部事务工作。
执行部一时群龙无首，工作更难以开展。后来叶楚伧虽然被迫回到上海，但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水火不容，矛盾日深，上海执行部实际上已被国民党右派把持，所谓国共合作已经有名无实了。
此后不久，执行部的经费即不能照发，日常生活拮据困苦。更让毛泽东感到苦恼的是，陈独秀对于毛泽东的工作也不够满意，两人在国共合作统战策略上产生了较大分歧。
可以想相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要完成国共两党交给的任务，又要坚持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还要应付来自党内的责难，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由于长时期工作劳累，精神苦恼，加之生活困难，营养不良，毛泽东开始长时间失眠，身体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于是，毛泽东决定离开上海，回故乡韶山“养病”。
韶山，风景秀丽，山清水秀。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冲，坐落于一狭长山谷之中，一条小溪弯曲而下，一直来到毛姓聚居的上屋场，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此处空气清新，风景宜人，是处宜于将息养疴的绝佳之地。
韶山的乡亲们听说毛泽东回来，纷纷前来探望。一些人还拿来了老母鸡、鲜鱼和鸡蛋、水果等滋补品。原先空荡荡的毛泽东故居骤然热闹起来，人来人往，笑语不断，充满了其乐融融的温馨气氛，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很快好转起来。
此时正值农闲季节，人们常常三五成群打麻将、玩骨牌，毛泽东很有兴致参加这种娱乐活动，进一步拉近了与乡亲们的距离。
这段生活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直到若干年后，他还回忆起这种农村调查的经历：“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先输，输一两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
在韶山乡亲中，有几个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像穷郎中毛新枚、小学教员李耿侯和庞叔侃。
还有“穷大胆”钟志申，这是毛泽东在私塾时的同学，脾气暴躁，性情刚烈，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
前几年公然抗缴烟灶税，冲进团防局大闹，遭到明令通缉，他只好东藏西躲，不久前才回到家里。毛泽东有意识地多接触这几个人，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新的情况。
同时，也同他们交换一些对于当前形势、斗争策略和革命前途等等问题的看法，使毛泽东的思想受到许多重要启示，使他越来越感到中国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
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毛泽东已经做了认真研究的准备。这次他从上海回到长沙，就同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交换了情况，对于农民运动作了详细的谈话和讨论。
在此前后，还有一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如毛福轩、谭熙春、柳季刚、毛新梅等人陆续回到或调来韶山，开展农村调查，发动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定基础。
毛泽东开始召集贫苦乡亲座谈会。大家知道润之不是外人，便你一言我一句，纷纷把心窝子的话掏给他。
有讲自己困难的、有说全家遭遇的、有诉说被人欺负的，其中说得最多的就是劳累和穷苦。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毛泽东来说，乡亲们说的这些他当然是有深刻体会的。
尤其是穷苦这一点，他是记忆犹新的。在韶山，十户就有九家穷，田无升合，地无半垄，长年在贫困线上挣扎，而且还要受土豪劣绅和反动民团的欺压。
可是，毛泽东也高兴地看到，乡亲们虽穷，但穷得很有志气，像他的同学钟志申就敢于和团防局长成胥生公开作对，面对团丁们的真刀真枪也毫不惧怕，这种敢于造反的精神，正是发动农民运动的源头和动力。
除去召开座谈会以外，毛泽东还充分利用农村中的结婚、丧葬、寿宴以及生子贺喜等群众聚集的机会，广泛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大家的思想觉悟。
他常邀合毛福轩、贺尔康到松树滩、丸子坪、唐家托等地走亲串友，访贫问苦，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比喻给农民讲解受苦并非命中注定，而是“洋财东”(帝国主义)和“土财东”(地主阶级)互相勾结、剥削压迫所致，不能认命，要敢于斗争，要斗争就必须团结起来，人心齐，泰山移，这样才能推翻这两个“财东”，使所有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艰苦深入的思想发动和持久广泛的宣传教育，涌现出了一批农民活动积极分子，一些贫苦知识分子也主动向毛泽东靠拢，成立农民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年春天毛泽东即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据1926年《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记载：毛泽东于1925年“二三月间即起组织秘密农民协会，不久即发展到二十余个”。
在发动农民运动的同时，毛泽东还注重在乡村基层建立和发展中共基层组织。
发现和培养了毛新枚、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等积极分子入党。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上屋场毛泽东卧室的阁楼上，秘密进行了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轩任支部书记。
毛泽东在韶山养病，并没有忽视与中共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的联系，他派钟志申在湘潭银田寺办起了“合作书店”，以“庞德甫”的名义保持与外界的交往，上级的秘密文件和一些书报等宣传资料，也通过这里送到毛泽东手里。
中共韶山党组织建立之后，毛泽东同支部成员一起，领导韶山人民发动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初步斗争。
比如，以秘密农民协会为中心，先后在各个乡成立了20多个反帝爱国的“雪耻会”，开展了“坚持新学，反对旧学”、与顽固绅士唐默斋争夺教育权的斗争等等。其中最为激烈、最有影响、最受广大贫苦农民拥护的是韶山历史上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1925年秋季，韶山遇到严重旱灾。田地龟裂，河渠断流，眼看要成熟的稻子都枯萎了，辛勤种植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贫苦农民忧心如焚，有的开始拜佛求雨，然而还是不见一缕雨丝。
此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韶山的财东和劣绅却暗自欢喜。他们决心抓住这种赚钱的良机，囤积居奇，哄抬米价，原先一升米60文，转眼间暴涨到160文，而且还在一天天上涨。更让人可气的是，这些财东为了要赚大钱，竟然偷偷组织稻谷外运。
真要把这些粮食运走，韶山的百姓可就惨了。与此同时，还有许多谣言传来，弄得人心惶惶，一夕数惊，整个韶山的形势岌岌可危！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同样十分焦急。他想，天灾不可逆转，人祸却能阻止，绝不能让父老乡亲再受大小财东的剥削，更不能让发展起来的大好形势付之东流。
这天晚上，毛福轩、钟志申等人来向毛泽东讨教，希望尽快找个应急之策。毛泽东说：“我正要找你们研究这个问题，咱们不能看着乡亲们受苦不管，一定要想个稳妥可靠的办法，帮助乡亲们渡过难关！”
“我看先拿成胥生这家伙开刀！”心直口快的钟志申说出了谋划已久的想法。
在他看来，韶山上七都团防局长成胥生，掌管着韶山一带粮仓大权，开仓闭仓全听他的。这家伙心狠手辣，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家有万贯资产，却舍不得给人一口米汤，前几天还打死两个讨饭的农民，这个坏蛋不除，韶山的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
毛泽东说：“斗争要一步一步地进行，我们不妨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当前先要稳定粮价，想方设法让成胥生平粜。如果他这样做了，其他人就不敢再抬高米价。虽然平粜大家还是买不起粮食，但大家可以拆拆借借，总还可以买到平价粮食。如果成胥生不干，我们就逼他平粜。还有，要尽快派人去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一定要保住韶山的粮食。大家看这个办法怎么样？”
毛福轩、钟志申等人一致赞同毛泽东的主意，选派共产党员钟志申和庞叔侃两人代表韶山冲贫苦农民去和成胥生谈判。
钟、庞二人见到这位团防局长，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成胥生冷冰冰地说：“你们两位小学教员，拿着上面的薪水，身负教书之责，理应考虑如何把小孩子们教好，管这些闲事干什么？”
“这怎么叫做闲事？”钟志申说，“眼下韶山一带大旱，百姓们没有粮吃，有的开始沿街乞讨，有的甚至卖儿卖女。可是，现在有人关闭粮仓，哄抬米价，我们就是拿了上面的薪水，也难买一斤平价粮食，事关全家性命，这怎么能算闲事？”
钟志申停了停又说：“你身为团防局长，身负稳定社会、安抚百姓之责，理应制止这种残民以逞之举，成局长不会见死不救吧？”
面对钟志申的反唇相讥，成胥生很是恼火，但又难以反驳，只好无奈地说：“韶山大旱，此乃天灾，百姓挨饿我也心疼，但实在是爱莫能助哇！”
“那么，请问局长，你把粮食偷运到湘潭、长沙高价出售，牟取暴利，以肥私囊，这该如何解释？”庞叔侃单刀直入，一下刺到成胥生的痛处。
“这是胡说，纯系无中生有！”成胥生拍案嚷道，“我身为团防局长，不做粮食买卖，这是对我的诬蔑，你们给我出去！出去！”说罢退出客厅，把两个谈判代表晾在那里。
钟志申、庞叔侃悻悻而返，见到毛泽东后气愤地说：“成胥生这个老狐狸根本就不承认有富余的粮食，也不承认向外偷运粮食，让他平粜是不可能了！”
“看来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喽！”毛泽东气愤地说，“那我们只好采取第二步方案，逼成胥生平粜！”按照事先商议的部署，一面派人去监视成胥生，一面让毛福轩等人去动员群众，准备逼成胥生平粜。
同时，派人去银田寺阻止谷米外运，一定要取得平崇阻禁斗争的胜利。
日子平静地过了几天，成胥生以为这些泥腿子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再说，老百姓都是一盘散沙，根本没有力量同他这位局座较量。
一天夜里，成胥生吩咐家丁把粮食装上车子，悄悄拉到银田寺里，准备装船运到湘潭高价出售。
哪知车队刚刚到了寺院，突然有几百名农民冲了出来，他们在毛福轩带领下，打着火把，举着镰刀、锄头、扁担和梭镖，把运粮车队围了个水泄不通，把成胥生一下给吓蒙了。
看到这种让人心惊胆战的阵势，成胥生明白众怒难犯，只好答应把所有粮食全部平粜出来。
堂堂团防局长被斗垮了，其他的财东和粮食奸商也只好同意粮食平粜。旱灾带来的粮食恐慌被化解了，韶山群众尝到了团结斗争的喜悦，大家纷纷加人农民协会和雪耻会，韶山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其迅猛程度和震撼力量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之外。后来他同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说了他的这种亲身感受：“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方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然而要除掉毛泽东，仅凭一个团防局长的力量是不够的，当然他也可以采取秘密手段，采取暗杀或者别的什么手段，但是这太危险，一旦被韶山百姓知晓，他会被众人砸成肉泥。因此，他必须借刀杀人，最好是动用上面的力量达到除掉毛泽东的目的。
经过多方打听，成胥生得知下七都团防局长汤峻岩，与赵恒惕手下某委员系姻亲，他如获至宝，立即编造了一封告密信，说毛泽东在韶山组织“过激党”，“聚众闹事，危害乡里”，“实为湖南一大祸患”，要求政府派兵捉拿，“以使乡梓清穆，百姓安宁”。
这封告密信正中赵恒惕的下怀，上次悬赏一万大洋没有把毛泽东抓住，这次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跑掉。赵恒惕赶忙密令湘潭县团防局会同成胥生，派快兵直扑韶山冲，“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
8月27日，这封密电送到湘潭县县长办公桌上，被县公署职员郭麓宾看到了，他禁不住吃了一惊，马上回到自己的住处写了一封信，交给在县公署当厨师的侄子郭士奎，嘱他连夜赶往韶山冲。
不巧，毛泽东正在谭家冲农民家中开会，家里人赶忙把信送到谭家冲。毛泽东接信后只见上面潦草地写道：润之兄：事急。省督军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密报，今日已电示县团防总局，派快兵前去捉你，望见字后火速转移。请多保重。知名不具即日。
毛泽东已经料到成胥生一伙不会善罢甘休，没有想到来得这样突然，遂轻蔑地笑笑：“原来是成八胡子干的好事，这次找上门了。”
同行的人知道了这事，劝毛泽东说：“事不宜迟，你赶快躲躲！”
“怕什么？他来他的，咱们还是继续开会。”毛泽东不慌不忙，坚持把会开完。
毛泽东回到家里，弟弟毛泽民和弟媳王淑兰正焦急地等他，拿出13块光洋催他上路。
毛泽东摆摆手说：“莫急，莫急。从湘潭到这里有90多里路，不通火车，也不通汽车。县里的这些道路又不熟悉，等他们找到成八胡子，最快也得上灯时分，现在天还没黑，我还要等毛福轩呢，有些工作还没交代，急不得哟！”
说完毛泽东走进厨房，盛了碗泡饭，有滋有味吃了起来。正在这时，毛福轩满头大汗跑了进来，他见毛泽东仍然不慌不忙，便着急地催他说：“赵恒惕的快兵就要来了，你怎么还不走呢？”
“你看见赵恒惕的兵了？”毛泽东放下了饭碗。
毛福轩摇了摇头：“我倒没有亲眼看见。可是如意亭的一个女人告诉我，她亲眼看见一些兵要找成胥生，我已经布置了人，正在监视他们，以免发生意外。”
毛泽东又端起碗来：“他抓他的，我走我的，再急也要把饭吃完。”
钟志申早就坐不住了，他吩咐庞叔侃说：“你赶快找辆好车，送嫂子和侄子先走，我再去探探风声。”说完转身就走。
“莫忙！莫忙！”杨开慧拦住钟志申说，“我和孩子不走，留下来和你们一块儿工作。”
钟志申疑惑地望望毛泽东：“润之，这怎么行？”
毛泽东说：“这事由开慧决定，这次得听她的。”
杨开慧转身拿过一个布包，交给毛泽东说：“这是换洗衣服和几块银元，路上多加小心！”
毛泽东说：“莫怕，上次赵恒惕没有抓到我，这次也一定让他扑空。”他掂了掂这个小小的布包，又小声对开慧说：“国民党快开‘二大’了，等这里的工作告一段落，你就去广州，我在那里等你！”说完，又亲了亲两个孩子。
天色已经黑下来了，在毛福轩、钟志申等人的一再催促下，毛泽东换上一件白布长衫，穿双青布鞋，向大家一一告别。
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毛泽东老家的邻居毛伏胜，自告奋勇承担了护送任务。他找来了好友周汉生，抬了一顶轿子作为掩护，路上如果遇到人问，就说家里有了病人，请了郎中前来诊病。
毛泽东和两位农民，抬上那顶小轿，沿着韶山冲那条小河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快到湖堤附近的磨楼子时，忽然跑来一个放哨的农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前面有一群灯笼火把，朝着这边走来，八成是抓人的快兵！”
毛泽东停下了脚步，看看四周，很熟悉这里的地形：一条小路通向冲口，左边是河，地势平坦，不好隐蔽。右边是山，树木茂密，易于隐蔽，但是山坡太陡，不容易登攀。
毛泽东想了想说：“把轿子藏进路旁的林子，然后咱们上山！”说罢，一撩长衫，抓住一棵小树，率先爬上山坡，毛伏胜和周汉生紧随其后，转眼就钻进了山上的林子。
毛泽东向上爬了一段停了下来，透过树木间的空隙看着越来越近的快兵，随行的两人好奇地数着灯笼火把的数目，吃惊地叫道：“真是悬哪，有24个人呢！”
毛泽东笑笑：“挺大方啊，为了我肯下这么大本钱，可惜又扑空了。”
这队快兵赶到了上屋场，紧紧把毛泽东的家围住，大呼小叫让毛泽东出来，却没有人回应。
这些匪徒般的家伙耐不住了，踹开房门冲了进去，然而搜遍家中的角角落落，一个人影也没发现。原来，杨开慧和孩子及王淑兰等人，早就被乡亲们接走了。
这些家伙费神劳力赶了90里路，却连毛泽东的影子也没看到。带队的头目暴跳如雷，责怪成胥生的情报有误，而成胥生则有苦难言，今天明明有人看见毛泽东在家，现在全都没了踪影，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这时毛泽东已经轻轻松松上了大路，安全离开了韶山冲，然后经宁乡县道村到了九江庙渡口。在这里，毛泽东与护送他的毛伏胜和周汉生依依惜别，登上一只小船，在湘江中扬帆疾驶。
赵恒惕做梦也没想到，这次密谋抓捕毛泽东的计划，又一次成了泡影。
毛泽东平安来到长沙，找到中共湘区负责同志李维汉等人，介绍了韶山农民运动的近况，并对区委下一步工作做了指示，又处理了一些手头琐事，便动身去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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