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中国文化西来说颇为流行。有一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人，更是编造出中国最古老的王朝都是由白人建立的这种鬼话。矮化中华文明，把民族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演绎到了极致。
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只存在钻故纸堆的“训诂学”。类似“回字有几种写法”这样的学问，就属于训诂学。清朝末年随着洋务运动的加深，一些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和思路传到了中国。比如地层学，这些都是中国人从未接触过的学问。随着安阳药商发现入药的一些甲骨上，存有和汉字比较接近的文字，中国考古研究的序幕就此拉开。大批中国学生跟随西方学者学习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经验，最终都成了大家。比如梁思永先生。梁思永也就是梁启超先生的儿子，梁思成先生的兄弟。
随着安特生等一批西方考古学家的到来，实地考古探测与挖掘，就逐渐深入了起来。安特生在考古挖掘中发现，中国出土的许多器物，特别是一些陶器，无论花纹还是器型，都与他们过往在中亚、西亚看到的器物十分相近。根据当时的历史认知水平，断定这些文化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这也就是民国时期盛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一个重要依据。
殷墟考古
司母戊鼎
考古工作现场
随着中国本土考古学队伍的成长以及考古挖掘的不断涌现，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源头——中国远古时代的陶器来自西方这种言论，越来越没有了市场。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某些彩陶的传输路径不是自西向东，而是自东向西，年代递减。
这些年，又出来了一些疑古派。他们根据道听途说和缺乏专业精神的一知半解，判定中国最古老的文明来自古埃及、来自印度哈拉帕文化。甚至说古代华夏人就是犹太人、高加索人的东来。这种误解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在前面说过，考古学、地层学，包括碳十四年代测定等物理、化学方式的文化鉴定法、保护法，统统来自西方。西方人在考古实践中，获得的体质人类学数据，大都来自西方。这就出现一个问题，颅骨的高、宽、长等数据建模后，套用在中国古人的遗骨上就会出现问题。根据这种生搬硬套，某些人得出殷商时期中国山东存有大量的白人，甚至是一些黑人。而实际情况是，那些颅骨的差别，其实仅仅是黄色人种中古东亚型、古东北亚型、古南亚型之间的区别。随着分子人类学的逐渐普及，我们现在能够得到的准确结论是，殷商甚至更早的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古人与现代中原人的DNA关系最为紧密。
我们当然不排除某些部族，甚至是某个王族的DNA来自西方，甚至与印第安人的Y染色体属于同一分支。但这些数据与民族学毫无关系。曲阜孔姓的Y染色体测序后，发现9000年前与今天的蒙古人存在共祖。但我们知道，中华民族出现才5000年，谈论更古远的亲缘关系，人类还和黑猩猩共祖。这些早已经超出了定义种族的时间范围。
我们也不排除某些重要的生产技术和制造工艺来自中亚、西亚，甚至更为遥远的非洲。比如大小麦和牛马羊的种植与驯化，都来自西亚。但这并不说明当时在中原地区种植小麦、喂养牛马羊的古代部落，都是来自西方的白人。正如非洲人在使用华为手机，并不代表他们一定都是从中国过去的黄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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