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英雄谱｜杨贵：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2022年10月26日至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延安、河南安阳两地考察，，这是他在党的二十大后的首次国内考察。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扬延安精神和红旗渠精神”，这两种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

关于红旗渠的故事，要从“激情燃烧的岁月”讲起。20世纪50年代，一个叫杨贵的二十六岁青年来到河南安阳林县，担任了县委书记。从此，林县成为杨贵的第二故乡，他的命运和林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林县，也因为有了杨贵和红旗渠，千百年来的梦想慢慢变为现实。他们万众一心，团结起来，“重新安排河山”，让滚滚浊漳河的水流过来，流入城市，融进田野，汇入共和国的历史长河。杨贵和红旗渠背后的故事当年是、现在依然是非常精彩的“中国故事”。

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人们如此评价杨贵：“古有都江堰，今有红旗渠；古有李冰，今有杨贵。”

杨贵

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杨贵，1928年出生，河南卫辉市（原汲县）罗圈村人，来林县担任一把手时，刚刚二十六岁。别看他年轻，其实是个“老革命”了。

杨贵出身于贫民之家。少年时期，他就在家乡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抗日和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活动。1943年，杨贵十五岁，已经入党了。他先后当过村党支部书记、县农民抗日救国会副主席，也当过区长、县委办公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杨贵先后成为汤阴县委宣传部长、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

就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短时间里跑遍了整个林县。他要把林县的所有情况都了解清楚。他对县委的领导同志说，打仗，要知己知彼；搞建设，也要知己知彼。和平年代的知己知彼，就是要知道群众的需求，摸准大自然的规律。

此时的林县，全县九十多万亩耕地，水浇地只有一万多亩，绝大多数耕地只能望天收，一遇大旱便大面积绝收。林县人有几句顺口溜：山上不打粮，锅里没有饭。水比油还贵，地旱人也旱。

林县人吃尽了缺水的苦头，也很早就开始修建水利工程。《林县志》记载，林县有爱国渠、爱民渠、抗日渠、建设渠、英雄渠……杨贵走访了爱民渠。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修建的一条渠。手捧清澈的渠水，他陷入深深的思索。他来到合涧镇小寨村，一字一句地读着这里的“荒年碑”碑文：

……回忆凶年，不觉心惨，同受灾苦，山西河南，唯我林邑可怜……人口无食，十室之邑存二三……食人肉而疗饥，死道路而尸皆无肉，揭榆皮以充腹，入庄村而树尽无皮，由冬而春，由春而夏，人之死者大约十分有七矣……

他来到庵子沟村，看到村支部书记带领全村群众种了几千棵树苗的山坡被大雨冲得光秃秃一片，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他和县委成员商量。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宁可苦干，不能苦熬。引水不容易，但冒点风险也要干，还要干好，只有引来了水才不怕有人说三道四……

杨贵（站立者）和县委领导一起为引水进行调查研究

今天，人们在讲述林县的故事时，常常会提到“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说法。

那是1957年12月，中共林县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上，杨贵代表县委、县政府，作了《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五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报告。它既对林县县委以往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又再次吹响了林县人民战天斗地的号角。它动员林县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更大的热情投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林县人态度最为坚决、声音最为嘹亮的宣言。

用杨贵那篇报告里的话说就是，“让水渠引水、筑库蓄水、劈山凿洞、埋设地下管道、引山泉、打旱井等水利工程遍地开花……”林县大手笔地规划出这样的蓝图，和杨贵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判断，以及他亲身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1957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北京召开山区生产座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第一次召开山区生产座谈会。会议认为，向占我国大陆面积百分之八十的山区进军，全面发展山区生产，是我国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方向之一。

二十九岁的杨贵，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全国性会议。轮到他向大会汇报本地的建设情况了，他从林县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谈起，谈到了林县交通不便、闭塞落后的历史，谈到这里水土流失如何严重，林县人特有的地方病如何给人们的健康带来损害。自然，他更多地谈到林县人如何缺水，如何惜水如命，如何因为一担水而导致一个年轻的生命消失……

他讲得富有感染力。动情处，他哽咽了。与会代表无不深深为之动容。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大声说：杨贵同志，你放开讲，不要受时间限制。

杨贵又讲了林县人是怎么治理山地水土流失、怎么修渠的。很多内容，都是他亲力亲为，他胸有成竹，了然于心，讲得游刃有余……

会议简报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总理看到了，专门派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到会议上去访问杨贵，让杨贵进一步介绍情况。

这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了解林县情况，也是杨贵第一次和周总理产生联系。周总理最终没能到林县去亲自看一眼红旗渠，但是，此后二十余年，他始终在关注着林县，关注着一个叫杨贵的年轻干部。

林县人不仅响亮地提出了口号，而且迅速地开始行动，先后修建了英雄渠、要子街水库、弓上水库、南谷洞水库。这些水利设施是林县人修建红旗渠的演练，红旗渠建成之后，它们有的单独起作用，有的和红旗渠连在一起，调水、补水，成为后者的配套工程。直到今天，它们还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

今天的红旗渠

问水

实际上，1958年的杨贵，内心是比较踏实的。林县的几个大工程，此时修得都差不多了。不出意外的话，整个林县浇地吃水的问题应该都能解决。

但是天不遂人愿，1959年春天，林县遭遇了旱魔的严峻考验。河里没水，水库见底，水塘干涸，已建成的渠道没水可引，已修成的水库没水可蓄，浇地没水，连吃水都成了问题。没有水源，再多的渠道、水库也派不上用场。想靠老天降雨来存水？那是靠不住的。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杨贵心里诞生了：到外县找水。

三个调查组成立了：

第一组，县委书记杨贵、县委书记处书记周绍先率领；

第二组，县长李贵率领；

第三组，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率领。

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毗邻的山西省平顺、陵川和壶关县进行调查。这三个县分布在林县的西部和北部，比林县海拔高，境内都有水源。

他们是步行去的。6月里，依旧没有大的降雨，但是山上的草木还是顽强地透露出大片的绿色，绿色之后是赭红色的太行山，陡峻、峭拔，正如山里穿行的这些人，向着天空展示出永恒的生命力。

不同的路线，同样的目标。他们走小道，攀绝壁，风餐露宿，渴了，喝几口山泉；饿了，啃一点干粮。有时候住在山洞里，有时候就露天躺下——此情此景，正是八个月之后红旗渠工地上民工们的生活，找水的三个小组提前感受了——他们一抬头，天上的星星亮得耀眼。

杨贵他们的小组沿着浊漳河走。让他们惊喜的是，水量挺大。大家不时听见峡谷里哗哗的水声，走近一看，浪头一个接着一个。他们得知，发源于山西境内的浊漳河，上游有三条支流，中间又多有地下水、山泉补水，一年四季水源充足，即便在枯水季节，流量也在十个（一个流量指一秒钟内通过断面的水量为一立方米）左右，雨季水量就更大了。我们可以想象出来杨贵、周绍先一行人是怎样的激动。

林县人和红旗渠的命运，就在此刻决定了。此后几十年来，林县的历史都和这一刻联系着。

回到林县，杨贵他们把调查所得的浊漳河的水文资料、数据一一介绍后，郑重提出：可以考虑从浊漳河引水过来。

杨贵的提议并未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而获“鼓掌通过”。毕竟，林县连续几年修渠修水库，县里财政吃紧，民工们出了很多工，干得很累，要是再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巨无霸”工程，谁知道是什么样的后果？

几个尖锐的问题提了出来：

没钱办不成事。

国家能给几个钱？

林县有多大的荷叶，能包这么大的粽子？

问题提得当然有道理。1959年的中国，正处于艰难中。前两年不顾社会实际的“大跃进”“大办钢铁”运动，给国人带来了生产与生活的双重困难。河南的困难比全国很多地方都严重，省里、地区里很难有余力帮助林县。

杨贵并不急着下结论。他在等待。

他等着更多的意见提出来。

他还要等着水利技术人员再勘察一遍。

他还要让自己的激情冷静一下。

他还要等着向地委、省委汇报，争取上级的支持。

10月10日夜，林县县委会议室里的灯光彻夜没有熄灭。杨贵主持召开县委全体（扩大）会议，对引漳入林工程进行研究。

杨贵来到一幅林县地图前。这幅地图，他不知道看了多少个夜晚，他不知道在心中把引漳入林的线路画了多少遍。他挥着手，手掌滑过那几个重要的地点：辛安、耽车、侯壁断、坟头岭……他对大家说：“要彻底改变林县干旱缺水的面貌，我看有三条：一是把天上的水蓄起来，二是把地下的水挖出来，三是把外边的水引进来。这三条咱做了两条，但还不够，第三条从外地引水还没有开始，要在这一条上下功夫。现在我们需要打出去，去山西境内把漳河水引过来。”

杨贵（手指前方者）在林州工作时的照片

县委书记的话，震撼着每一个与会人员的心。沉默、窃窃私语、众声喧哗……会场里的气氛渐渐热烈起来。

待会场里安静下来，杨贵接着说：“等、靠、要的思想万万要不得。搞引漳入林，为的是改变林县的面貌，使群众不再受缺水之苦；引漳入林，符合林县人民的基本要求，一定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一定会把漳河水引到林县来……”

县长李贵表态了。

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表态了。

县委书记处书记周绍先表态了。

最终结果，县委班子十四名成员中，绝大多数都同意。他们十几位“县官”，大都吃过没水的苦头，希望能早日把漳河水引过来；他们也大多是从艰难的生活中走来，习惯了在艰难中求胜，从绝境中突围。

杨贵（站立者）和县委领导一起为引水进行调查研究

即便如此，年轻的杨贵还是不慌着做决定。他安排大家会后再到公社里、村子里跑跑，多和群众见面，给大家讲讲修渠的事，让他们弄清楚引漳入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征求他们的意见，争取把动员工作做扎实，另外，让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再把线路测量一下，保证技术上不出问题。

1959年11月6日，林县县委向地委、省委呈报了《关于引漳入林工程施工的请示报告》。

12月23日，地区水利建设指挥部做出了回复：

关于你县计划兴修引漳入林工程，经研究同意你县兴建，并根据你县财力、物力、人力分期进行，如力量不足，确有困难，不好克服，应量力而行。希将你们的打算，速告我们为荷。

批复的效率还是挺高的，速度很快。可认真读一读批复，就会发现，地区批准得其实有点勉强。地委已经亮明了态度：工程要动工，得看林县的实力，林县要自力更生，地区不可能给予实质性的帮助。

不管怎样，批复了就是好消息，它意味着离开工又近了一步。杨贵本来也没想得到来自上级多大的帮助，那个年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可不光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它根本就是行动的指南。

借水

此时，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没解决：平顺县能同意他们引水吗？

数九寒天，山风凛冽，林县派出的“联络员”王才书等人穿过莽莽苍苍的太行山，奔波于林县和平顺之间，商量“借水”的问题。但是，林县人的努力没有成功。山西方面不同意“借水”。

不难理解。水的问题向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类历史上，因为争水，村庄与村庄、部族与部族，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都产生过数不清的纠葛，争吵是最轻微的，有的时候是械斗，有的时候甚至是战争。林县向平顺借水，道理是相通的：只要不发生洪涝灾害，对于水，哪里都不嫌多，唯恐其少。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杨贵动起了脑筋：我们自己协商不行，试试走“高层路线”怎么样。

1960年1月16日，林县人民委员会给地委、省委打了一份请示报告，请求地委、省委帮助林县与山西方面商量解决水源问题。给省委的请示报告送出后，杨贵心里还是不踏实。他又给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写了一封信，请他关注林县的事。

1月27日，史向生和河南省委秘书长戴苏里致函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和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请求山西省党政领导支持林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

2月1日，正月初五，远在太原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召集王谦、刘开基开会，研究林县“借水”的请求。会议决定同意河南方面的请求，指示平顺县配合林县做好相应工作。

2月6日，收到山西方面的回复时，杨贵正在郑州参加河南省五级干部会议。林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和杨贵通了电话，说他们在林县，已经把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等着杨贵回到林县就开工。杨贵说不用等他回来，他让李运宝马上做最后的准备。两人商定，选个吉日，正月十五，元宵节正式开工。

1960年2月11日从此成为林县历史的转折点，人们在讲述林县、讲述红旗渠故事的时候，总会把这一天看作起点。

引漳入林早就深入人心。它成为林县人的共识。林县人早就摩拳擦掌，整装待发，只等那一声动员令传来，便义无反顾地奔赴工地。

几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蜿蜒在正月的太行山。

他们的身材不够高大，气色不够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脚上大多是布鞋，黄军鞋已经是奢侈品，手里拿着的，是最普通的锤、钎、锨、撬棍。可是，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豪情。他们的身影，汇成一道精神的河流，盘绕在太行山上。

人工修渠

风雨中的旗帜

红旗渠工程刚刚动工，就有人表示反对。认为林县搞这么一个大工程不现实，是“隋炀帝凿运河”，指责县委“修渠硬充好汉”。

到第一期工程完工时，这些议论也没有消失。趁着“百日休整”之际，又有人开始老话重提了。不同的是，这一次，议论不仅仅停留在“指责”或者“流言蜚语”的层面，它们被汇报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那里。

1961年7月初，谭震林副总理在新乡的豫北宾馆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农村纠“左”工作。会上，谭震林严厉地批评起林县的工作：群众没有饭吃，林县还在强制群众修渠，还把引漳入林渠改名红旗渠，真是“死抱着红旗不改”，“左”的阴魂不散。这个县委书记是个死官僚，应该撤他的职！

副总理发话，分量当然非同一般。杨贵和红旗渠的命运，到了生死关头。

7月14日，地委办公室通知杨贵到新乡参加会议。

一走进豫北宾馆，杨贵就感觉到了那里紧张的空气。以往，无论在哪里参加会议，老朋友见面，都非常热情。可这次，杨贵发现，没人敢和他握手了，人们见了他都是躲着走。

第二天上午的会议，是在一阵压抑和沉默中开始的。中南局、河南省委、新乡地委都有领导参加。会议开始，几位县委书记相继谈到当地由于缺粮，农村出现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发言里反映的情况之严峻，让会场的气氛十分凝重。

杨贵发言了。

他说：领导批评我们修红旗渠，我冒昧问一句，到底有多少人去过林县，对林县的情况了解多少？林县缺水，不搞红旗渠，几十万人的用水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不解决林县缺水的问题，就不配当一个林县的干部。国家困难，我们也困难，幸好我们有一些储备粮，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补助困难群众和修渠民工。

他接着说：我认为，农村出现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解决。是哪一级的错误，就应该由哪一级纠正。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味责备下边。林县修渠，符合林县人的需求。

会场里一片沉寂。谭震林副总理一句话也没有说。良久，主持人宣布，暂时休会……

会后，谭副总理以最快的速度向林县派出了调查组，到林县了解情况，并很快有了调查结果。杨贵所讲，一切属实。

“胆大包天”的杨贵后来评价：谭副总理不愧是老革命家，胸怀坦荡，是一位善于了解下情、善于倾听群众意见的好领导。

内心深处，杨贵是有底气的。他和他的同事们，给工地定了规矩。

工地上，每一斤炸药、每一斤粮食、每一根钢钎都要入账。东西先在保管那里登记好，入库，一一对应，谁来领，谁签字。比如炸药，根据所要炸的石头的硬度，数量精确到两，谁领谁负责。比如粮食，严格按照定量，哪一天，有多少人吃饭，有没有伤病员，需要多少粮食，什么粮食，一笔笔账，都要记下来。

工地上还有明文规定：干部和民工一样，不能开小灶，不能搞特殊化，吃饭、住宿、干活儿、学习、商量施工方案等都在一起，干部也要抡大锤、凿石头，还有定量，当天完不成，第二天必须补上。不一样的是：干部的伙食补助要低于民工。如果粮食供应不上，补助会有所降低，但降低必须一起降低，仍然是干部的补助低于民工……

就拿杨贵来说，有一天在工地上，一位炊事员悄悄给杨贵煮了一碗小米干饭端给他，杨贵一下子火了：群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民工们那么累，还吃那么少，我怎么能开小灶！

结果，小米饭倒到大锅里，勺子一搅，成了几十个民工的腹中餐。

红旗渠工程修了将近十年，投资六千多万元，从来没发生一起贪污、腐败、挪用修渠物资、公款请客送礼的事情，没有一个干部失职渎职。

这是红旗渠的骄傲，是全体林县人的骄傲，也是那个年代中国人的骄傲。

1962年9月，杨贵到省里参加会议。9月21日晚上，刚刚来到河南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第二书记吴芝圃专门召见了他，听他汇报红旗渠建设的情况。杨贵一口气将红旗渠修建的前前后后向两位领导讲了一遍。末了，他坦率地说，新乡豫北宾馆会议之后，县委压力很大，林县人是在提心吊胆地建设红旗渠。

刘建勋说，他知道杨贵和林县的情况。林县的工作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还专门问到林县的情况，周恩来总理认为修红旗渠是件好事。

这是周恩来总理第二次专门了解林县的情况。第一次，是1957年杨贵在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的发言之后。

刘建勋对吴芝圃说：“芝圃同志，红旗渠那样大的工程不支持一点钱，说不过去。陶铸同志也说过要支持红旗渠。我看要从今年省里的行政经费节约下来的钱中，给杨贵他们解决一二百万元。他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太好了。”吴芝圃说：“可以，我们应该积极支持。”

当时的一二百万元，可不是小数字，这真是雪中送炭。

令杨贵更高兴的是，省委能拨钱给林县，说明红旗渠得到了中央、中南局和河南省委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周总理、陶铸书记都支持红旗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大胆地干，努力地干，争取早日把工程建成通水，这是林县人的不二选择。

杨贵在装车运土

不给子孙后代留麻烦

1962年8月15日，山西省平顺县和河南省林县的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坐到了一起。他们要商量红旗渠工程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个问题，就是红旗渠工程在平顺县的占地问题。

林县与平顺，一衣带水，从来关系就很好。历史上，中原地带多战乱，不少人为了逃命，往往会选择穿过莽莽苍苍的太行山西行。以八百里太行作为屏障，平民百姓的生命总是多了一层庇护。事实上，不少平顺人本来就是林县人。他们或者为了逃避荒年，或者为了寻找营生，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平顺安顿下来，依靠他们的勤劳，撑起家庭的一片天空。

林县县委一直非常注意两县之间的关系。平顺县干部群众支持林县引水修渠，林县人永远不会忘记。1960年3月，红旗渠刚刚动工不到一个月，杨贵就沿着渠线，一直走到渠首。一边走，一边和平顺县的干部、群众聊天。当时，就有当地的老百姓提意见：山上乱放炮，放的还是大炮，一崩一个山头，闹得跟地震一样，把房子都崩得裂了缝，把牲口都崩跑了。针对这种情况，在1960年3月10日召开的盘阳会议上，杨贵就有过非常具体的安排，他的安排具体到了“琐碎”的地步，比如说，对于说冒调话（指鲁莽、不合适的话）的严格批评；不管哪个地方，已将麦田走成小路的，要迅速掘一掘，保护麦苗；弄些树苗来，给当地搞个苗圃……

杨贵觉得，渠道占了人家的地，终究得有个说法。没有个说法，无论是林县还是平顺，将来都不好给子孙交代。

他派人去平顺县，和对方商量。他的想法是，红旗渠在平顺县四十余里的渠线，包括渠首在内，所占的地，按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确定的标准，给平顺县以补偿。来来回回，多次商量，林县、平顺两县终于坐到一起，签订了一份《林县、平顺两县双方商讨确定红旗渠工程使用权的协议书》。

杨贵后来在回忆签订这份协议的动因时说：不给后人留麻烦。协议把林县和平顺县当时和将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说得很清楚。无论是林县的子孙还是平顺县的后代，有了这份协议，将来，无论做什么，都有了依据。

实际上，几十年后，因为用水，林县和平顺之间确实出现了问题。由于上游来水量变小，红旗渠渠水已经没有办法分到当年的流量，而平顺人要修电站，修了之后，更会影响到下游用水。此类纠纷，幸亏有当年的这份协议。否则，两县干部群众怎么协商，以什么依据来协商都成了问题。

千年梦圆

当时间来到1965年4月5日的时候，林县人迎来了总干渠通水典礼。它标志着，红旗渠最艰难的工程——第一期（即总干渠）工程完工了。漳河水，终于流淌到了林县。

千年之前，他们就在梦想着这一天。五年之前，他们为着心中的梦想，迈出了奔赴太行山的步伐。他们与太行山进行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拉锯战。他们洒下了血汗，甚至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以，县委书记杨贵在通水典礼上抑制不住地抒发自己的感情：

漳河水是来之不易的。当你用红旗渠水浇地的时候，当你用红旗渠水做饭的时候，当你用红旗渠水发电的时候，当你用红旗渠水加工的时候，当你用红旗渠水洗衣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千万不要忘记国家的支援，千万不要忘记兄弟县和兄弟单位的帮助，千万不要忘记红旗渠的每一滴水都是干部和民工们的血汗换来的。

当天下午2时30分，参加通水典礼的安阳地委书记崔光华剪彩之后，杨贵宣布开闸放水。红旗渠水像一群骏马，从分水闸里奔腾而出。此时的杨贵还不到四十岁。

1965年9月，红旗渠工程三条干渠全面开工。

这一年的红旗渠工程，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国家的形势在好转，林县的情况比前几年也好了很多，河南省领导又给了林县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支持，此为天时；三条干渠，全部在林县自己的土地上施工，物资运输、组织施工都很方便，林县境内的山，也没那么高了，施工现场也没那么危险了，此为地利；林县上下，几十万人一条心，修总干渠的几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他们只需要把这些经验移植过来，再因地制宜地用上就行了，此为人和。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欢声笑语，你追我赶。

可以想象得到这群太行汉子内心深处的喜悦。

三条干渠建设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杨贵的预计。到1966年4月的时候，三条干渠全部竣工，离动工时间还不到一年。

4月20日，林县人又一次迎来了更为盛大、隆重的节日庆典：三条干渠竣工通水典礼。十二万红旗渠人会集到林县的五个会场，二十一万林县人在家里收听广播。他们和来自省委、地委的领导，山西省的客人一起，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林县报》对“引漳入林工程”的报道

此时的杨贵，不仅是林县县委第一书记，还兼任安阳地委书记。他的发言铿锵有力、意味深长：“红旗渠的修建，是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自然进军的一次大决战。通过修渠，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群众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增强了‘人定胜天’的信心和决心，人们改天换地的胆量越来越大，干劲越来越高。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改造了人们的主观世界。”

12点20分，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文敏生举起了剪彩的剪刀，杨贵宣布开闸放水。会场内外，太行上下，掌声和欢呼声响彻了春天的林县。

千年梦想，今日得圆。

(原文《红旗渠旗手杨贵的“中国故事”》刊于《名人传记》2021年第7期 文/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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