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伯和“资本主义尾巴”

岩伯和“ 资本主义尾巴”

河西走廊

我们当知青的上时候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正是是计划经济的时代，居民购买任何东西，都需要票证的，什么布票、肉票、糖票、油票、酒票、豆腐票、豆芽菜票、打火石票、肥皂票、洗衣服票，其中粮票又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还有煤油票、购粮证本本等等等等。

当然那个时代也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最为激烈的年月。

本来当时人们的生活就已经非常紧张了，但是大家还自作孽的全面“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时候社会上的最时髦最流行的口号是“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个时候我们生产队更是“左“得出奇，一个人只能是分两分的自留地，一家只能养五只鸡或六只鸭子，但是只能是二选一，不能两者同时兼养。不过喂猪倒是不限，但是必须“购五留五”。也就是说喂四个上调必须两个，喂三个必须上调一个半，喂两个必须上吊一个，喂一个必须上吊半边，这是当时的政策。

鸡或鸭只能养一种，养一种还是要限量，哪怕是多养一只都要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尾巴是不能长的，长了必须割的。

那个时候除了“现行反革命“这个罪名严重的可能被杀头外，另外一个非常时髦的罪名也是最流行的，那就是所谓的“投机倒把”，如果这里的物质比较便宜，你收购了拿到异地卖那就是“投机倒把”，那是要被严肃打击的，因为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为了让一些不老实的人不能搞“投机倒把，各地还出台了许多政策，其实就是“釜底抽薪，当时乡镇是这样规定的：为了避免投机倒把，凡是农村赶场的地方必须同一天赶场，这里就松松活活避免了投机倒把转手倒卖的行为。这样一来，农民的生活非常窘迫，想吃上一顿肉除非是过年，否则是异想天开。

我们生产队的岩伯，他是一个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他的儿子在省教育厅厅工作，女儿已经出嫁。他是不管这些的：他只要碰上驻队干部，就用他的蒙子木做的龙头拐杖戳石板对驻队的工作队的那些干部说：“你们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尾巴是割掉了，人也割死了！老子没有吃的，来割你们的尾巴炖着吃！你们要割我的尾巴，小心我用拐杖揍你们。”

他还指着生产队、大队、公社干部这样说。“多养一只鸡或者一只鸭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都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了，那这个资本家也太好当了。”“牲口吃草，人也人吃草，人都变成牲口了！你们这样折腾，还要人活不活？！老子才不管这些呢，我该想喂多少鸡鸭就喂多少鸡鸭。”

那次他买了一百多只鸭子来喂，而且他有一个鸭棚，那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活动扳房，他可以扛着到处走。

开始那些工作队愣头青不知道他是哪个，就来抓他的鸭子，被他拿着拐杖撵得到处跑，工作队的队长慌不择路掉进冬水田，被他挨了两拐棍。

工作队队长气急败坏叫来公社民兵小分队的人来抓他，把他带到公社去了，想让公社书记训斥一下他一下，再关上几天。

这个时候书记刚好解溲去了。谁知他坐在书记的办公室就一屁股在书记的椅子上坐下来，他见到书记的烟就抽，看到书记泡的茶就喝，工作队队长想制止都来不及。

工作队的同志看到他的系列动作就暗暗的叫苦：“这个老头子胆子是在太大了，在我们书记办公室也那么随便，难道他有什么背景？他只是生产队的一个普通的老农民啊。”

他正准备批评老头不要放肆，书记进来了，他看到老头子，忙“刷“的一声向老头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说了声“报告班长”，就上前和老头子握手，嘘寒问暖。

工作队的那个人一下子懵了。“书记，他是哪个啊？，他是资本主义尾巴啊”工作队的干部发问道。“资本主义尾巴，你他妈的简直是胡闹，你才是资本主义尾巴呢！他是哪个，他是他是我的老班长老战友，，抗美援朝的英雄，上甘岭战役他把我从死人堆里刨出来，怎么？你他妈的不知道他是哪个？”书记的一顿批评和介绍，这个工作队的这个人才知道自己“闯祸”了。

当工作队的这个人唯唯若若的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以后，书记说：“发展生产力，没有错，他要养鸭子或鸡，就让他养，想养多少就养多少，反正鸡鸭不会吃人。我现在马上要开三干会议，你带他到饭店吃饭，然后给他灌上一壶酒一条’朝阳桥’烟，要马车客把老班长他带回去，工作队的干部连忙点头。

岩伯告别书记和工作队的人走到场上，巧合我和老平在赶场准备回家，他招呼我们一起去吃饭，酒足饭饱后我们一起坐马车回家。

从此工作队的干部再也不过割岩伯的资本主义尾巴了，我也买了二十只水鸭子让他放，鸭子我们两个一个一半，那一年我家过了一个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