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以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是风雨飘摇，各地革命理念已成风潮，其覆灭本身已是定局，不过当辛亥革命真正爆发后，清王朝上下几乎没有做出有效的抵抗，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12天后湖南、陕西才响应，然而就在半个月后，整个南方全部独立，加上北方的陕西、山西两省，共有14省宣告光复，清王朝在短短一个多月中几乎失去了大半疆土。
就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中，独立各省中这些地方督抚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不能简单的说他们是望风而降，但是在这种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中，他们也的确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抗，在绝大多数宣告独立的省份中，起义只进行了一天不到的时间，甚至只有几个小时，可以说这是地方督抚的集体性溃败。
首先是湖广总督博尔济吉特·瑞澂，武昌起义前夜瑞澂逮捕了刘复基等32名革命党人，刘复基和彭楚藩、杨洪胜英勇就义，正当其欲再次向清廷奏请邀功时，工程八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拿下楚望台军械所，从而掌握大量军械弹药，紧接着革命军开始攻打总督衙门和第八镇司令部，在司令部被攻占后，瑞澂听从夫人廖克玉的建议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军成功占领武昌。而瑞澂的溃退也使其成为时人讥讽、责骂的对象，“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在《清史稿》中，瑞澂与将铁路收归国有的盛宣怀共享了“首恶”名号，不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瑞澂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
在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湖南，湖南巡抚余诚格几乎重演了瑞澂的行为。起义发生时，余诚格仅仅上任一个多月，为严密监视新军和革命党人，任用湖南豪绅黄忠浩为全省巡防统领，10月22日上午8时起义爆发，不断有人报告新军攻城，余诚格反复的说：“没有的事，再打听吧。”最后新军打到抚署，卫队当即投降，余诚格慌忙之中出来喊话：“弟兄们，我们都是汉人。”一面挂起“大汉”白旗，作为缓兵之计，一面剪去长辫，穿戴闲衣小帽，从后院逃跑，乘湘班轮船逃到上海，到下午2时，全城都落入革命军手中，整个光复过程不超过半天。
陕西响应与湖南在同一天，都是10月22日，只比湖南晚了几个小时，起义军率军占领军装库，陕西官员惊慌失措，作鸟兽散，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对策，躲藏在平民家中，被革命军发现后以手枪自戕，连发两弹，伤及左胁，自杀未遂，后被移交军政府，治疗后受到优待，最终婉拒革命党任事邀请，出走陕西，并自动离职。
江西的革命则从九江开始，九江光复后，南昌大为震动，全城惊恐，于是南昌新军也开始谋划起义，10月30日起义发动，烧毁巡抚衙门，江西巡抚冯汝骙未能做出有效抵抗，冯汝骙只带亲信卫队，打通洋务局墙垣，避匿隔壁旺子巷民房，南昌全城光复后各界大会公举冯汝骙为都督，冯汝骙固辞不就，拒绝与革命党合作，在任上颇有声望，士兵和百姓多存感激，便不再强人所难，于11月3日护送冯汝骙离开南昌，抵达九江后服鸦片自杀，成为汉人官僚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
山西巡抚陆钟琦是第一批采取防备措施的地方督抚，西安光复消息传至太原后，他意识到新军不可靠，于是计划将其调出太原，并减少其子弹，结果这反而加快了山西新军起义的步骤，10月29日早晨起义爆发，起义新军士兵持枪冲入巡抚衙门，阎锡山质问陆钟琦是否参加起义，陆钟琦顽固拒绝，厉叱：“尔辈将反邪?”结果话未说完便被击毙，其妻儿一同遇难，阎锡山以优礼厚葬。
云贵总督李经羲和新军统制钟麟同在武昌首义后感到恐慌，紧急加固防御，昆明一时间风声鹤唳，10月29日晚，重九夜， 蔡锷、李根源等率部在省城昆明起义，只经过一夜战斗，起义军攻下总督署，弹中李经羲卧室，李经羲受伤，仆而复起，扳枪自裁，被某巡捕夺去，从督署后门出，逃匿到巡捕家。蔡锷、李根源与谘议局议员力劝李经羲出任都督，遭李严词拒绝，李经羲被严密监禁于谘议局，始终以礼相待，数日后，李经羲请求离滇赴沪养病，蔡锷、李根源等以旧属之故，将其礼送出境，将存同庆丰银四万余两带走。
贵州巡抚沈瑜庆在各地起义风起云涌之际采取相应对策：藉事收回陆军学生子弹，调常备军出防以分散其力量，调巡防队护卫省城贵阳。立宪派欲避免流血，要求沈瑜庆宣布共和，沈瑜庆未作出明确表示，仅允设自保会，11月3日当天夜晚，新军与陆军学生发动起义，很快攻占军械局，围攻巡抚衙门，沈瑜庆知事不可为，不得不承认宣布独立，议定推沈为都督，固辞不就，贵州独立之后，沈瑜庆离开贵州，到上海当寓公。
11月3日上海宣告独立后，起义进程也随之扩展到东南沿海，沈钧儒等力劝浙江巡抚增韫宣告独立，增韫不允，浙江新军决议于11月4日晚12点起义，午夜起义发动，到了黎明城内各处均已光复，敢死队直攻巡抚衙门，迅速将其炸毁，抚署卫队也随之反正，巡抚增韫及其眷属被监禁，只有旗营还在抵抗，然而到了下午也不得不竖起白旗，整个过程没有经过太多战斗，最后增韫被拥送出境，航海北上，行至秦皇岛登岸。
江苏巡抚程德全则是地方督抚在革命风潮中宣布独立的第一人，武昌起义后，程德全连续上奏清廷，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以争取人心，挽救危机，10月19日，新军四十五标统带刘之洁向程德全进言：“时局转移视鄂胜败及他省响应与否，倘长江各省响应日多，苏居期间难独异，宜沉机观变，以俟时耳。”程德全表示同意，随着11月4日上海光复，11月5日江苏宣布独立，各街头悬挂起“兴汉安民”的旗帜，程德全就任江苏都督，又掣合江浙联军，攻克南京，这是首个清朝地方官员宣布独立并担任都督的案例，成为一种新的动向，对清廷则无异于釜底抽薪，而时人颇赞其和平光复苏州，于民国有“奠定之功”。
武昌起义及邻省相继响应后，革命党人闻风而动，梧州率先独立，省城桂林局势紧张，广西谘议局甘德蕃等人找到广西巡抚沈秉堃，要求其宣布独立，当日省城四处高悬“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广西独立，广西独立万岁”旗帜，11月7日，广西宣布独立，以沈秉堃为都督，然而受副都督陆荣廷的排挤，沈秉堃以带兵援鄂为名离开桂林，到南京谒见黄兴，只做了两个星期的都督。
安徽巡抚朱家宝曾镇压1908年熊成基起义，武昌起义后他十分恐慌，认为新军已不可靠，于是向两江总督张人骏告急，立宪派曾援引程德全之例请求其宣布独立，但是朱家宝拒绝了，对革命党进行搜捕，并遣散新军，这也是光复各省中唯一一个成功镇压起义的案例，不过在袁世凯的暗示和立宪派的劝说下，朱家宝态度陡变，表示可以接受皖人意见，11月8日谘议局开会宣布安徽独立，推朱家宝为都督，然而之后革命党却不许他革命，次日，在皖之赣军黄焕章部围攻都督府迫饷，朱家宝逾墙而出，缒城逃走。
福建的地方谘议局看到东南各省相继光复也开始谋划独立，他们给闽浙总督松寿提出了四项条件：满人服从新政府；旗军交出军械弹药；此后不分满汉；满人俸禄照支。这些条件条件调和了革命党与满人的要求，松寿本已同意，但是将军朴寿激烈反抗，反令所部旗兵备战，最终11月8日革命爆发，双方激战了一个晚上，中午清军便告投降，福州全城光复，朴寿被杀，松寿见大势已去，微服出署，至盐道前高开榜画像店里吞金自尽，其灵柩与眷属被送回旗籍。
两广总督张鸣岐在地方督抚中属于强硬派，此前曾多次镇压起义，黄花岗起义也是其所镇压，彼时广东绅商正筹议和平独立，张鸣岐首鼠两端，起初虚与委蛇，听说南粤各地响应起事后转而表示赞同之意。11月8日，广东全省各团体在谘议局召开大会，正式议决宣布共和独立，并拟推举张鸣岐为都督。当使者将公文印信送到督院时，张鸣岐力辞不受，当天便离省携款潜逃往香港，后来又从香港逃亡到日本，最后沦为汉奸。
因保路运动最先发难的四川由于与赵尔丰僵持不下反而落到了最后，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处置乖方，逮捕群众请愿代表，制造“成都血案”，清廷谕令端方取代赵尔丰，暂署四川总督，不过端方在赴川途中被部下杀害于资州， 实际上亦未到川督之任，由于革命形势已经无法阻挡，11月22日和25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任军政府都督，但是局势并不稳定，12月6日，军队突然哗变，尹昌衡平定叛乱，被推为都督，事后人们怀疑兵变是赵指使，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当场处决于皇城“明远楼”。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督抚，那就是两江总督张人骏，驻江宁（今南京），总管江苏（含上海）、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武昌起义后，张人骏亟谋防守之策，不但痛恨立宪，而且深恶新军，上海、苏州、杭州光复后，南京士绅要求和平独立，遭到张人骏的拒绝，张人骏依仗张勋的兵力，准备顽抗到底，12月2日江浙联军攻下南京，张人骏、铁良避匿下关日本兵轮，逃往上海，后避居青岛，再未出仕。
以上便是辛亥革命时期宣布独立的十四省地方督抚的反应，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几个特点，由于革命形势过于迅猛，在湖北、湖南、陕西、江西等最初起义的省份中，地方督抚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有效防备、抵抗措施，而从山西、云南开始，各地督抚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对新军的防备措施，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将新军调离省城，二是扣押新军的弹药装备，但是这种措施往往又会加速起义的脚步，而当起义爆发时地方督抚同样无能为力，在所有十四个独立省份中，只有安徽朱家宝成功镇压了起义，然后之后很快他就主动投诚。
另一方面，将这些地方督抚视为“望风而降”同样过于简单，直到11月4日，江苏巡抚程德全才成为第一个担任革命军都督的地方大员，之后的效仿者只有安徽朱家宝、广西沈秉堃两人，并且两人均未能掌控局势很快下台，真正直接参与到革命进程的地方督抚只有程德全一人。相反，拒绝担任革命军都督的则有陕西钱能训、江西冯汝骙、云南李经羲、贵州沈瑜庆、广东张鸣岐五人，而死于革命或在革命后自杀的则包括四川赵尔丰、山西陆钟琦、江西冯汝骙、福建松寿四人。
然而，就辛亥革命与地方督抚的关系而言，除了四川赵尔丰、两江张人骏以外，无论这些地方督抚是心向革命还是效忠清廷，他们对于起义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的抵抗，绝大多数的起义都在一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完成，即使是哪些一心效忠拒绝参与革命的地方大员，在彼时也大多选择藏匿起来，而不是积极对抗，而在江苏、广西、广东等地，甚至连一日的武装斗争都未进行便宣告独立。
因此在辛亥革命开始后的两个月内，形成了一幅极为荒谬的画面：一方面袁世凯的北洋军与首义的湖北革命军积极对抗，并先后夺取了汉口、汉阳，然而另一方面，在更广阔的南方区域，大半个中国宣布脱离清廷。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