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7日，一个看起来极为平凡普通的残疾人，走完78年坎坷路后突然辞世。消息传开，不可思议的一幕突然发生，全国七大军区相继发来唁电，胡耀邦也在百忙中写来慰问电。
在邻居的印象中，刚去世的老人，其实就是个跛脚的残疾人。面对如此高规模的葬礼，人们不禁发问：他看来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哪他到底有何神奇，居然能够收到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唁电？
跛脚老人名叫孔宪权，看起来的确平凡普通，在十年“文革”中没少挨批挨斗，还差点丢了命，但凡了解一点内情的人都知道，他其实是个有着独特身世的人。他的一生曲折坎坷，曾经饱受生活的磨难，因为一些个人无法掌控的命运，曾被迫在贵州的深山老林隐姓埋名15年。在落难期间，为养家糊口，不得不拖着残缺的身躯，四处打工赚钱。但是，只要机会来临，他就会像那重见天日的金子，立即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
孔宪权，1911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县一个贫寒家庭。当革命先驱浴血奋战，成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他受到感染和鼓舞，义无反顾参加了红军。由于机灵好动，先在彭德怀的手下担任通信员，后提升排长。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受到各级指挥员的喜好和表彰。1932年8月孔宪权刚满21岁，经开国大将黄克诚介绍，他有幸加入共产党，全程参与了中央苏区所有反“围剿”的战斗，逐步成长为团级干部。
在战斗中，他全身多处负伤，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被时任红三军团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称之为“打不死的程咬金”。1930年12月30日，孔宪权参加了发生在江西永丰县境内的龙冈之战，不仅打败国民党精锐第十八师，而且活捉了该师师长张辉瓒，取得第一次反“围剿”大胜利。
这样一位作战勇敢的人，本应在红军中有大好前途，怎么突然间变成一个“跛脚泥瓦匠”，长期游走在贵州的大山深处，需要靠打工赚钱才能生存的凡夫俗子？
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失败，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战略转移，走上漫长而悲壮的长征路。当时，孔宪权担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的侦察参谋，是师长洪超和政委黄克诚行军打仗的重要帮手。中央红军突然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就是由他们最先打响的，那场战斗被称之为“百石战斗”，已载入史册。遗憾的是就是在这场战斗中，师长洪超牺牲，成为最早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红军师长。
孔宪权所在的红三军团第四师，一直是开路先锋，他们浴血奋战，顽强拚搏，先后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付出了重大代价。在伟人的一再建言下，经过“通道转兵”，中央红军最终放弃了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开始转向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
在贵州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和决策层，掌握了兵权。有了毛泽东的用兵如神，中央红军开始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重新掌握战略主动权。为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重新寻找有利的战机，毛泽东以非凡的智慧组织实施了令天下人叹为观止的“四渡赤水”，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5年2月，为了调动和摆脱敌人，毛泽东毅然作出决择，命令红军主力从云南扎西一带挥师东指，重新回师贵州，开始二度赤水。著名的娄山关战役打响。此时，孔宪权担任红军十二团作战参谋，负责突袭敌后指挥所。他是师侦察参谋，属于团级干部，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团参谋？原来，湘江战役中红军伤亡惨重，部队被迫缩编，原有的师级建制暂时取消。
1935年2月26日，孔宪权率突击队从娄山关南侧突击，计划端掉设在黑神庙内的敌军指挥所。但是，当突击队冲至距敌指挥所仅百米左右的位置时，敌人的增援部队突然抵达。一场空前惨烈的血战不可避免。
敌人仰仗优势兵力，对红军突击队发起一轮又一轮攻击。但孔宪权不惧生死，身先士卒，带领红军战士大量杀伤敌人。激烈战斗中，敌人发现孔宪权就是现场指挥官，立即调动机枪扫射。随着一连串密集的弹雨飞来，孔宪权陡然倒地。他的左胯骨连中六枪，但他不愿就此收手，一个翻滚就滚到了公路边的水沟，继续凭借障碍物用手枪射击。他强忍钻心的伤痛，一连击毙数名敌军，最终等到战友的火力支援。
红军取胜后战斗结束，身负重伤的孔宪权被紧急送往遵义城内的天主教堂。那里是红军的临时医院，到处挤满各地送来的重伤员。年仅18岁的胡耀邦当时是红三军团第十三团的总支书记，正带着宣传队准备进入遵义城维持秩序，被敌人飞机投射的炸弹突然炸伤，也在这里接受治疗。他见证了孔宪权的勇敢与坚强。
由于找不到麻醉剂，孔宪权又必须接受用刀治疗，医生只好用“鸦片水”代替，为他取出几枚被打碎的骨头，他硬是咬牙坚持下来。到了晚上，由于神志不清，他的大脑似乎依然停留在战火硝烟的场面中，嘴里总是不停地喊着“冲呀”“杀呀”。胡耀邦后来曾回忆说：孔宪权就是打不死的程咬金，他叫了一晚上，搞得大家都没有睡好。这个故事后来在红军老战士中引为笑谈，知道的人非常多。
红军长征属于流动作战，没有后方支撑，重伤员很不好处理。既不能随意抛弃，又不能随军带走，有时真是两难。为此红军总部作出规定：团以上干部用担架抬着走，营以下人员就地安置；团以上确实无法随队的，留大洋300元、卫生员和通讯员各一名，就地打群众掩护。
孔宪权之前是师参谋，属团职人员；但现在是团参谋，属营级人物，而且伤情严重。但因为他以胆大勇敢出名，屡山关战斗结束后的那段时间，战斗也不是很激烈，所以红三军团暂时给了他特殊待遇，用担架抬着他走了一段时间，希望他能够尽快好起来。
部队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遵义城以西地区的黔西县岚头街。这个地方现在应该属于贵州省金沙县岚头镇。街道内有一处大宅子，是开明地主宋少前的家，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宋家虽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但与那些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有本质区别，施乐好善，在当地口碑很好。他家宅阔院深，又开有中药铺，对红军很友善，拿出许多粮食和药物救助红军。当时有许多红军的伤员就安置在他家。过了一段时间，红军准备远征，而孔宪权的胯骨早已被打碎，伤口始终难以愈合，伤情一直不见好转。部队出发之际，军团不得不作出决定，按照团级干部的休养待遇，留下300块银元及医护、警卫各一名，将他留在宋少前家里休养。当时如果是普通伤员，一般发10至15块银元。
后来，据孔宪权自己回忆，首长与他话别时，不仅派人给宋少前家拍了几张照片，还给宋少前留下这样的话：“你一定要负责这个人的安全，把他保护好，我们会感谢你的。如有差错唯你是问。我们已拍有照片，到时候会回来检查的。”
岚头镇位置图
其实，宋少前虽然是大财主，但心眼不错，对红军也一直有好感，更重要的是他还懂医术。在宋家的关心照顾下，孔宪权的身体逐步好转，但是当他能够下地行走时，却发现左脚比右脚短了近10厘米。身体虽然愈合，但身体已经残疾，走起路来总是一脚高一脚低，自然而然地被人们称之为“跛子”。
“跛子”毕竟是红军的团级干部，伤好后当然希望去追赶自己的部队，可红军早已走远，他既无消息来源，又身体不方便，能够到哪里去寻找呢？再说宋少前也不赞成，一方面以身体残废为理由，劝他不能够再去行军打仗；另一方面也总是强调首长离开之时的嘱咐。思前想后，孔宪权答应了宋少前的要求，还是决定在这里安心养病，说不定哪一天红军就回来了。
1936年底，西安事变暴发，孔宪权在报纸上看到了所属部队的消息，他想要离开这里去延安，但宋少前仍然不同意，反过来求他：“你不能走呀，假如几年后红军回来了，看到你不在这里，我怎么办？我拿什么来证明自己曾经保护了你？看在我救了你命的面子上，你就为我也着想一下吧。”孔宪权既想回归自己的部队，又不能伤了救命恩人的心，左右权衡，还是留了下来。但是，他不能坐吃闲饭呀。虽然自己脚残疾了，但是还有手呀，歪歪扭扭的也还是能够走呀。
孔宪权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最后决定还是要离开宋少前的家，就在这一带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为此，他打发走了组织上给他留下的医护和警卫。在这一点上，宋少前始终拗不过他，只能随他的便，但总是给予必要的帮助。
于是人们就开始看到一个跛脚货郎，经常挑着货郎担，行走在乡村集镇。后来，这个跛脚货郎竟然学会了泥瓦匠的手艺，又开始颠着脚跟四处打工赚钱，久而久之他被当人称之为“跛子瓦匠”。又过了一些时，他开始把家放在遵义县枫香镇境内。这里离他的救命恩人宋少前所在的金沙县岚头镇并不太远，两人之间当然经常有走动和来往。
要是没有奇迹出现，孔宪权很有可能就在遵义的穷乡僻壤，当一辈子“跛脚泥瓦匠”。可是，世界上有时真的会有奇迹出现。
1951年的一天，遵义县枫香镇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一辆美式吉普车。当时汽车极其少见，属于稀罕物。像这样的车在整个遵义地区也只有这一辆，人们都在看稀奇，想知道这车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不懂事的孩子们还追着汽车朝前跑，跑着跑着，汽车开到“跛皮泥瓦匠”家门前，嘎地一声停下来。乡亲们眼睁睁看着几个大人物走进“跛子”的家，然后又恭恭敬敬地请他出来，最后又一起坐上汽车，径直开到了区政府。
枫香镇位置图
接着就传出令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消息，“跛子”被突然任命为区政府的副区长，将参加这里的行政事务管理和社会主义建设。消息来得太突然，大家一下子蒙了，都在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跛脚的泥瓦匠，到底有什么来头，居然由普通老百姓，一夜间就成了共产党的大干部？”
后来当地人才慢慢得知，原来这个“跛子”真的不是平凡人呀。他居然是隐居在此的老红军，为了保卫遵义会议的召开，曾在此浴血奋战。
那么偏居在遵义枫香镇，正四处打日度日的孔宪权，是如何被当地政府发现了红军身份，进而请他出山的呢？
事情也是凑巧。有一天孔宪权正像往常一样，外出做泥瓦工。休息之余发现了一张报纸，随手拿过来瞟了一眼。正是这轻轻地一瞟，让他有了惊人大发现。报纸上赫然印着他非常熟习和了解的两个人名：杨勇、苏振华。他心头一紧：这两个人不就是我做梦都想找到的战友吗？从此，他的命运在不经意之间开始发生变化。
杨勇与苏振华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吹响进军大西南的号角，不久就占领了贵阳，贵州获得解放。1950年春，贵州军区宣布成立，司令员由率部解放贵州的二野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担任，政委由第五兵团政委苏振华担任。这个喜人的消息很快就发表在报纸上。
对杨勇和苏振华，孔宪权太熟悉了，这可是当年红军中的老战友呀。攻打娄山关时，孔宪权是红三军团十二团的侦察参谋，而团长、政委就是杨勇和苏振华。
看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孔宪权抑止不住内心的激情，马上辞工回家，找出纸笔开始给杨勇和苏振华写信。信中称自己并没有牺牲，现在仍然活着，只是身体有所残疾，但仍然希望能够有机会为党工作，看能否给自己安排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
陡然收到孔宪权的来信，杨勇、苏振华也惊呆了，惊喜之余立即复信：“没有想到你孔宪权还活在人间。”同时又赶快把孔宪权还在人世的好消息，立即传给时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
黄克诚是当年红三军团四师政委，是杨通、苏振华的老领导，当然也是孔宪权的老领导。黄克诚即是孔宪权的入党介绍人，也一直是他的老领导。孔宪权被安置在贵州宋少前家养伤，就是经黄克诚之手安排的。
大将黄克诚
黄克诚知道孔宪权还活着，也非常高兴，立即将孔宪权的情况转送有关部门。消息传到中共遵义地委，他的身份经过调查后得到证实，不久恢复了党员身份，而且经研究决定任命孔宪权为第七区副区长。于是就有了相关领导亲自到孔宪权隐居的家中探望，并请其出山任职一事的发生。
孔宪权仅仅只当过一年左右的副区长，就因为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其工作性质又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1952年，贵州省决定筹组遵义会议纪念馆，要推动这项工作就得抽调人员组成专班。孔宪权是老红军团级干部，又参加过保卫遵义会议的战斗，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便被相关领导看中，奉命担任筹备委员会的秘书，从此就开始了参加遵义会议纪念馆建馆的筹备工作。
孔宪权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建国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当时既无现成的经验可借鉴，也无样板可模仿，一切都得靠自己。孔宪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开始工作，想尽一切办法收集文物，整理史料，并及时启动了对会址旧址进行保护性修缮的工作。
1955年2月，遵义会议纪念馆正式开馆，省文化局正式任命孔宪权以省图书馆副馆长的身份，兼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首任馆长。在任职期间，孔宪权为纪念馆征集革命文物、搜集历史文献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研究表明，现在纪念馆收藏的历史照片，大多数是在孔宪权任馆长期间拍摄的。
1958年11月，邓小平第二次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看到会议旧址保护得越来越好，文献史料越来越丰富，他高兴地对孔宪权说：“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经过孔宪权的建议和努力，毛泽东在1964年11月亲笔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这六个大字。这是解放后毛泽东为革命纪念馆题写的唯一题词。为促成此事，孔宪权功不可没。
曾担任美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哈里森，曾就红军长征这一主题，到中国境内的许多地方采访过。他从中央首长处听说孔宪权的奇特经历后，曾专门对他进行了访问，然后将其访问的成果，载入到撰写的名著《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之中，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了孔宪权的传奇经历。
1988年11月7日，孔宪权因病去世，享年78年。全国七大军区相继发来唁电，迄今为止，能够享受此等殊荣的人，并没有几个。与此同时，胡耀邦也发来唁电：“对长征老战友孔宪权同志的逝世深表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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