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央确定成立天津地委、天津专区，地委和专区机关设在杨柳青镇。
由于地处九河下游，天津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洪涝灾害，当年的一场暴雨，使得当地洪水成灾，工业、农业都遭受了巨大损失，百姓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刘青山、张子善根据上级决定，走马上任为天津地委书记、天津地委副书记。
此时，刘青山34岁，张子善36岁，虽是年纪轻轻，但两人却都是“老革命”了。
刘青山
刘青山是河北安国人，15岁参加革命，17岁入党，曾参加1932年的“高蠡暴动”，是中国工农红军冀中支队的早期干部，虽然曾被国民党逮捕，但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却始终坚贞不屈，后于1937年被选送抗大学习。
建国之前，刘青山先后出任中共大城县委书记、中共任河县委书记、中共冀中八地委城工部长、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等职。
张子善是河北深县人，19岁入党，也曾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受尽了3年折磨却始终不失党性、不忘组织，1937年越狱之后，他一边教书一边寻找组织，并重新接上组织关系。
张子善
建国之前，张子善先后出任中共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中共冀中十地委宣传部长等职，在平津战役期间还组织了几十万民工支前、送给养、运伤员。
可以说，这两个“老革命”是有功劳的，他们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做出过应有的贡献。
让他们两个赴任天津，代表着组织上对他们寄予厚望，代表着组织相信他们能够关心百姓生活，能够带领当地群众战胜天灾，能够组织生产自救。
然而，在敌人面前不愧于“英雄”称号的两个人，却很快败给了糖衣炮弹。
建国未满一年，刘青山、张子善的心性已有了明显变化，他们在利益面前迅速蜕化、变质，逐渐地走上了背离组织、背离人民的不归路。
或许是觉得身份已经有所转变，刘青山与张子善完全放松了自我约束，早在1945年就有过一起工作经历的二人，很快狼狈为奸，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挥霍浪费国家财产。
向来快人快语、办事干练的刘青山甚至爆出了粗话：“老子拼死拼活，拼命打江山，享受一点算得了什么！”
当时还没有温室栽培，北方的冬天很少会有韭菜，所谓“物以稀为贵”，刘青山就是想吃这么一口。
但刘青山的嘴又极刁，想吃韭菜，又担心韭菜不好消化，因此就给厨师出了难题：“要吃韭菜馅的饺子，要有韭菜味但不能有韭菜叶。”
于是，厨师只好在包饺子的时候，在每个饺子里都放上几根茎粗叶宽的韭菜，根茎留在饺子的皮褶之外，这么将饺子下锅，待煮熟之后再趁热捏住韭菜根茎，将饺子中的韭菜抽出，如此别致的吃法深受刘青山喜爱。
1950年，根据天津专区的洪灾情况，组织上指示专区开展“以工代赈”，并拨划了相应的粮食与款项，两人就私自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扣下、卖出，苛赚民工粮食220万斤，苛剥6亿元（旧币，下同，1万元旧币合1元新币）。
50年代的天津海河
1951年春，国家再次拨粮1800余万斤，用以修治专区境内的潮白、海河、永定、龙凤、大清等5条河流工程，刘青山与张子善甚至还定下了“赚30亿”的目标。
为此，二人将民工所食用的高粱米每斤售价提高100元，324.8万余斤赚得现金3.248多亿元；将食用油每斤售价提高1000元，8930斤赚得现金890余万元；将咸菜每斤售价提高1000元，60余万斤赚得现金6.8亿元......
再加上收取所谓的“用具折旧费”、虚报运费、偷税漏税等方式，二人虽没有达到“赚30亿”的目标，但也苛赚民工资产、盗取国家资财高达16亿元。
由于他们卖掉好粮，就只能以变质发霉的粮米供应民工，还导致了静海、宝坻等县致残、病亡数十人。
50年代的天津街头
1950年秋，国家拨款29亿元修建武清县杨村飞机场，刘青山又擅自将这笔用于国防建设的巨款进行挪用，擅自用于开办天津市电线厂。
飞机场竣工结账时，其实际开支为21.6亿元，而剩下的许多资金，除去各种“机关生产用款”之后，仍有4000多万元下落不明。
1951年夏，张子善向组织报告“买铜没钱”并申请拨款，先后又违法挪用了水利建设专款共计30亿元。
除此之外，张子善又打起了当年划拨给天津专区干部家属救济粮款的主意，这笔款项为1.75亿元，可购救济粮17.5万斤，张子善挪用了其中的1.4亿元。
......
桩桩件件，无不是令人触目惊心！
根据当时的统计，刘青山、张子善二人通过克扣民工供应粮、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以及盗用飞机场建设款项、水灾区造船救济贷款等，共计171.628亿元。
按照当时的物价，如此巨款可购小米1亿斤，可购棉布5000万尺，可购香油6000万斤，可购猪肉4000万斤。
而这些钱，全都被他们投入了所谓的“机关生产”非法经营活动，使得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二人赚了个盆满钵满，自然是要大肆挥霍的，刘青山甚至堕落到吸毒成瘾，并于1950年下半年以公款从香港购进2辆汽车，一辆送人，一辆自用（调离时拒不上交，还带到了石家庄）。
不满半年时间，刘青山与张子善就挥霍了近3.8亿元，其中刘青山1.83亿元，张子善1.94亿元。
要知道，这可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初，没有遍地的店铺，没有快递上门的电商，他们能在短时间内挥霍出如此巨额的财富，真可以说是“能人之所不能”了。
此外，二人又以赠给、交换、照顾等名义，对许多下级干部进行拉拢，一边腐蚀着革命队伍，一边打压着正派干部，想要借此达到“只手遮天”的目的。
据当时的统计，张子善送给10个地委委员的现款、物品等共计2399万元，送给6个县长、县委书记共有700万元。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至理名言。
既要打赢侵略者，也要战胜糖衣炮弹，如此才能坚定地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深谙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史，毛主席自然深刻明白这样的道理。
新中国百废待兴，毛主席等领导人都十分清楚，必须要保持着艰苦朴素的节俭作风，必须要好好地缩衣节食、发展经济。
1950年秋，毛主席组织召开会议，在研究朝鲜战争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的时候，就提出了“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方针。
这一次会议，确定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具体措施：节约兵力，整训部队，精简机关，缩编人员，紧缩开支，清理资财，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
不久之后，毛主席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厉行节约、开展爱国增产运动。
1951年秋，通过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毛主席觉得应该立即在全国范围开展群众运动，发动群众揭发、批判腐败现象，以便纯洁组织、凝聚民心、团结一致克服经济困难。
深思熟虑之后，毛主席首次正式提出了开展“三反运动”，他在中央起草的文件上批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不断反映上来的情况，让毛主席感到痛心不已，他时常都会看着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沉默不语，眉间总会皱成一个大大的“川”字。
北京，各市属机关与企业部门，发现贪污分子650人，贪污额高达15亿元，其中就有党员105名、老干部79人。
天津，仅仅是一个公安分局，就收受过3514户商家的贿赂，因受贿而将674名罪犯释放或取消管制，其中就有19名敌特分子。
西北局，所查出来的贪腐案件，就使得国家蒙受了80余亿元的财产损失。
西南局，仅是1950年1月到1951年7月，就有贪污渎职案件1400余起，盗窃国家财产110亿元以上，以及粮食740余万斤，总计款超过了200亿元。
南昌，仅是一个粮食局长就贪污了20万斤大米，他老婆的鞋底甚至还藏着黄金12两。
华东地区，仅是1951年就处理了贪污案件8000余起，涉及干部615人，贪污288亿元，其中有党员116名、老干部126人。
甘肃，仅是几个专区与兰州市的不完全统计，就有贪污人员1177人，贪污14.4亿元，省级机关也有500余人贪污，款数10亿余元。
......
这一些，怎不叫毛主席倍感心痛？怎不叫毛主席极其愤慨？
毛主席想起了李自成、刘宗敏，这两人借助农民起义灭掉了明朝，但甫一进入北京城，他们就被迅速腐化，以至于功败垂成，不久之后又被清军打败。
在开会的时候，毛主席厉声道：“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
看得出来，毛主席是真的动怒了。
1951年11月29日，一份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报告，被送到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此时，刘青山已调任石家庄，是石家庄市委的副书记，天津地委书记由张子善接任。
看着触目惊心的一长串贪腐数额，毛主席心中积压已久的怒火，被彻底地点燃！
对于这起案件，毛主席决定亲自过问，他提笔在报告上写道：“刘、张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正确，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肃注意贪腐行为，注意发现、揭露与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之后，毛主席又与刘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人就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问题，进行了多次谈话。
毛主席认为，对于那些所谓“手脚不干净”的，可以区别轻重大小，实事求是地分别处理；但对于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
毛主席掷地有声地说道：“对于这样的叛徒和毒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只有坚决毫不手软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队伍坚强巩固起来，才有可能不再受到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
由于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法律尚未完善，法院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判决刘青山与张子善，故而华北局便针对此案进行了广泛讨论。
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上报了一份材料，表明了他们对于刘、张二犯的量刑意见：地委当时在家的8位委员，一致同意处以二人死刑。地区参与讨论的552名干部，对于刘青山的量刑意见是，同意死刑535人，同意死缓8人，同意无期3人，同意有期6人；对于张子善的量刑意见是，同意死刑536人，同意死缓7人，同意无期3人，同意有期6人。
在看到这份材料之后，毛主席又邀请了部分党外人士座谈，充分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最终决定同意华北局的建议，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有许多人都还在给刘青山、张子善求情，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党内的老干部，还有许多他们的老战友。
由于刘青山被捕的时候，他才刚刚从国外回来，并且是代表着中国，去参加了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谊会的。
为此，很多人觉得如果就这么处决他，或许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因此也有人提议，希望媒体能够改一下刘青山的名字，譬如改成“刘清山”之类的。
但此时的毛主席却已下定决心，坚决不念那些老同志的求情：“是要他们两个，还是要中国？只有处决了他们二人，才能拯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你们应该要懂得这个道理。”
同时，毛主席也坚决不允许媒体擅自更改刘青山的名字，他说道：“青就是青，三点水不能加，不要这个水分。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都广泛宣布，被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那个参加了国际会议的刘青山。”
如此魄力，也正如他所说的，清除了这些毒虫，对于党的威信不是降低，而是提高。
也正是这么果决的信心，才为我们保住了这个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回来的新中国。
“三反”期间，查出贪腐1000万以上的干部就有超过10万人，贪污总金额超过6万亿元，其中共有42人被判处死刑，994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7人被判处无期徒刑，9人被判处死缓。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古城保定成为了举国瞩目的焦点。
上午10时左右，人们开始从四面八方涌向了保定市体育场，这里即将举行刘青山、张子善的公审大会。
能容纳2万多人的体育场，很快就坐满了身着蓝、灰色冬装的人们，他们有来自党政军机关的干部，有企业、群众代表，有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以及其他专区受邀而来的代表，有因遭受刘、张二人剥削而遭难的天津灾民代表、民工代表等。
正午12时，刘青山、张子善被四名警察押解到了会场，由于当时没有统一的狱服，刘青山与张子善的身上，仍是被捕时的穿戴打扮。
刘青山的头上是一顶名贵的水獭帽，身上是一件藏蓝色的呢子大衣，脚上是皮鞋；张子善的身上是一件蓝色呢子制服，脚上也是锃亮的皮鞋。
而与衣冠楚楚格格不入的，是他们手上的手铐与挂在胸前的亡命布条：“大贪污犯刘青山”与“大贪污犯张子善”。
时任河北省纪委副主席的薛迅首先发言，控诉着二犯的罪行，而台下亦是群情激愤，众人愤怒地呼喊道：“坚决要求处决大贪污犯！”“彻底肃清阶级腐化！”“打退贪污腐败的进攻！”
下午近14时，公审大会结束，押解着刘青山、张子善的刑车驶出了体育场，车上的刘青山垂头丧气，已是浑身僵直，而张子善早已瘫软如泥。
由于考虑到二人曾经对于革命作过的贡献，当时的省委决定：子弹不打头部而打后心，枪决之后敛尸安葬的棺木费可由公费购置，二犯的子女也由国家抚养成人。
随着刑场内的枪响，两名大贪巨腐缓缓栽入了身前的土坑。
而这样的枪声，也如同一记当头棒喝，令人振聋发聩，至今仍是余音未绝，它时刻都在告诫着后人：不可以权势而牟利，不可背弃国家与人民！
贪官与蛀虫，终究是要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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