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介绍旅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
施存统，又名施复亮，浙江金华人。中共早期活动家，最早的党员之一，参与了上海、东京早期共产党的组建。一生兼容多种思想：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思想的多样性使其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亦使其脱离中共而成为倡导、实施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反映了民主革命时期知识分子追求救国道路的曲折历程。
1899年冬，施存统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叶村，一个由小康坠入贫困的家庭。他9岁时入私塾读书，15岁转入金华长山小学读书，学习勤奋刻苦。施存统从小畏惧父亲，在他不满18岁的一个冬天下午，因为不小心打碎了泡菜坛子，不敢回家而离家出走，第二天跑到60里外的金华舅舅家，并要求留下。1917年在舅舅的资助下，施存统考取了位于杭州著名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杭州读书期间，施存统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成长为思想激进的反孔斗士。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风潮已经在西子湖畔激起回响，一师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教师中就有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夏丏尊等新派人物，时称浙江新文化运动“四大金刚”。校长经亨颐办学开明，主张思想自由。在一师，施存统受到各种新思想的荡涤，开始阅读进步书刊，特别是《新青年》杂志。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施存统的母亲因过度操劳又缺乏营养，患了眼疾，施存统借钱寄回家，让母亲看病，但父亲舍不得花这钱，最后导致母亲双目失明。施存统在校接到母亲病危通知，回家得知父亲不给母亲治病，理由是给快死的人看病是浪费，甚至还打了一顿在病床上的母亲，致使母亲含恨去世。施存统想，他爱他的母亲，可是他父亲虐待他的母亲，他要对自己的母亲尽孝，就要反对自己的父亲，可是他对他的父亲同样要尽孝，所以又不能反对他的父亲。于是施存统把自己思考的这些内容写成了一篇题目为《非孝》的文章投给《浙江新潮》，在1919年11月发表。他在文章中猛烈抨击封建伦理纲常，通篇洋溢着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施存统由此而蜚声文坛，引起进步思想界的瞩目。但文章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浙江督军卢永祥称《浙江新潮》“贻害秩序，破坏风俗”，要求政府查禁。此后事件发展至新旧两派的对立，进而扩大为历经两个月的“浙江一师风潮”。到1920年，浙江当局下令解散一师，省公署于3月29日派出500余名军警包围一师校园，企图以武力解散学校，将学生押回原籍。杭州各校学生闻讯后，纷纷赶来声援，双方对峙到当晚10点，反动当局被迫撤退军警，收回解散一师的成命。一师的斗争，得到全国各地各界和海外侨胞的声援，梁启超、蔡元培等也来电对浙江军政当局迫害学生的行为予以谴责。最后省长齐耀珊只得辞职离开杭州，夏敬观也离开省教育厅厅长职位。《浙江新潮》也被查封，一师校长被免职，陈望道、夏丏尊等新派教授被勒令离开学校，施存统和几位参与办刊的同学则被逐出杭州。
1920年4月，施存统和俞秀松到了上海，在上海停留时，找到浙江一师的老师沈玄庐，经沈玄庐介绍进了《星期评论》社工作。在这里，施存统由俞秀松介绍，认识了戴季陶，又由戴季陶介绍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戴季陶和陈独秀都很欣赏这个写了《非孝》的勇敢的年轻人。1920年4月，维经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的委派第一次来到中国。维经斯基抵达上海后，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成员有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杨明斋、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共8人，还由戴季陶负责起草了党纲，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参与了党纲的讨论和修改。1920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5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大家公推陈独秀为负责人，共同起草了十几条党纲。那时，施存统和陈公培正准备出国留学，就各自抄了一份，准备带到国外去。1920年6月30日，在戴季陶的资助下，施存统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在日本东京，施存统经常与上海的陈独秀、李达保持通信联系，商讨建党的有关问题。陈独秀、李达还介绍施存统与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建立旅日中共早期组织，陈独秀指定施存统为负责人。旅日中共早期组织刚刚成立时，发展缓慢，中共一大前，成员只有施存统与周佛海二人。当接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李达、李汉俊寄来的信函，要求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时，他们两人就互相推选对方担任代表，因为当时正值暑期，周佛海准备回国，于是就决定由周佛海代表旅日中共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这一时期的施存统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日本共产主义研究者河上肇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河上肇的一句话说：要想飞到天上去，只有发明了飞机才有可能，否则是空想。这让施存统明白了要想达到理想社会，必须先有物质基础，否则就是空想。施存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共产党》月刊是当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由李达担任主编。施存统在《共产党》《新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物上发表了《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主义》《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施存统联系自己过去在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的实践，发誓今后做一个从实际上下功夫的革命者。1921年1月和5月，他在《共产党》月刊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夺取政权》等文章，并在文章中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中共一大后旅日中共早期组织发展很快，成员发展到十多个人，小组成员多数是留学预备生，这其中包括彭湃。该小组的组长依然是施存统，小组开过两三次会议。1921年8月，共产国际为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当时日本与苏俄没有邦交，所以就不能派苏俄人去日本，共产国际派张太雷来到了东京，由施存统介绍与日本共产党取得了联系。12月施存统因与日本共产党交往被日本当局逮捕。1922年1月，施存统被日本驱逐出境，遣送回国。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施存统的同窗好友俞秀松任临时书记。3月29日，俞秀松奉命赴苏俄代表中国党、团组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有关会议，还负责接洽国内青年赴苏俄留学，随后青年团的工作陷于停顿。施存统回国后，受党中央的委派，开始着手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当时北京、天津、太原、上海、湖北、湖南、广东都有青年团的组织，并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上通过了团的纲领，选举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等为团中央委员，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书记。1922年底，团中央随着党中央由上海搬到北京，团中央住在北京东城南池子附近的小巷里。此时全国已经有将近3000名团员，作为团中央书记的施存统长驻中央工作，还担任团中央机关报《先驱》的主编，并亲自为《先驱》撰写评论文章。《先驱》从约稿、写稿、编辑，到校对、跑印刷厂，也都由施存统一个人完成。当时青年团的经费很少，一开始施存统是不拿薪金的，只领取一部分稿费，最后每月只领30元生活费。当时，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关系非常密切，党中央开会，施存统有时代表团中央出席；团中央开会时，陈独秀也常来参加。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0人左右，有湖北的林育南，北京的刘仁静、邓中夏，此外还有瞿秋白、恽代英等。因为施存统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在会上他力辞团中央的一切职务，后经大会讨论同意了施存统的请求，于是施存统离开了团中央。1923年秋，施存统来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在上海大学，施存统担任社会学系三门课程的教学工作。1924年10月，瞿秋白被反动当局通缉离校，社会学系主任一职就由施存统继任。在上海大学，施存统的课讲得十分成功，博得了大多数学生的青睐，也赢得了女学生钟复光的芳心，两人由相识到相恋，感情日益加深，施存统还专门雕刻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为了表达对钟复光的浓浓情意，施存统决定将自己的名字由施存统改为施复亮，为此还作打油诗一首：“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哪桩？”1926年春天，钟复光与施存统正式结为夫妻，育有一女二子，幼子就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施存统觉得前途无望，他既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也不满共产党的暴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写了《悲痛的自白》，刊登在1927年8月30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施存统脱党后潜心于三民主义思想的宣传与研究，以造就“革命的国民党”和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宗旨，为求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目标。他曾幻想通过改造国民党的做法，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一度参加过国民党的改组派，并与许德珩、陈公博相约：“不骂共产党，只能帮共产党”。但当时国民党的日益腐败和三民主义被任意曲解的混乱局面，不是他个人力量所能扭转的，在极度失望之余，他只好远离政治，退居书斋，开始了将近十年的著述生涯。1929年至1936年，施存统编著了《资本论大纲》《苏俄政治制度》等20余种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理论著作。九一八的炮声，让已经回到书斋里的施存统再一次开始关心政治，他在北平公开演讲，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不少学生纷纷去他任教的民国大学，听“左派教授施存统”演讲。因为思想激进，施存统曾经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欲逮捕的五大教授之一，因为学生提前报信，才得以逃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施存统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1954年，施存统辞去劳动部的职务，担任全国人大一、二、三届常务委员，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70年11月底，施存统逝世，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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