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4倍人口差距下，诸葛亮为什么还要不断北伐？

在《三国演义》的叙事中，诸葛亮北伐被赋予了“兴复汉室”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回到历史语境，这一军事行动首先是蜀汉政权内部权力结构演变的产物。

权力博弈：从辅政到专权的政治逻辑

章武三年（223年）刘备临终前，以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构建了“荆襄集团+东州集团”的二元辅政体系。

这一安排看似平衡，实则暗藏玄机——刘备刻意选择人缘不佳的李严（东州集团代表）与诸葛亮（荆襄集团核心）形成制衡，同时将元从军队交由元从旧部（如赵云、魏延等人）掌控，试图以“三方势力”互相牵制确保刘禅的稳固地位。

然而，权力平衡的脆弱性在刘备死后迅速显现。李严虽名义上“统内外军事”，却长期屯驻在永安和江州，不仅无法染指中枢，就连中外兵权也没法掌握；反而是诸葛亮通过领益州牧后，“开府治事”的方式，建立丞相-益州牧幕府，又在统兵征伐南中后，逐渐将军政大权逐步纳入自己的掌控。

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以“北伐”为由移驻汉中，将丞相府转化为战时指挥部，形成“政出汉中”的格局。这种“霸府政治”模式与曹操在许都的运作如出一辙：通过军事征伐之名，将中枢权力从首都转移至幕府，既规避了宫廷势力的掣肘，又以“兴复汉室”的大旗凝聚了政治合法性。

当然，诸葛亮对尚书台的保留也显示了其权力运作的节制性。

曹魏时期，荀彧以尚书令身份维持东汉官僚体系，与曹操霸府形成“二元结构”；诸葛亮同样以蒋琬、费祎等旧臣掌控尚书台，确保内政与军务的协同。这种“霸府—朝廷”的共生模式，既保障了事权的集中，又避免了对刘禅皇权的直接挑战。

相较而言，李严的失败不仅在于能力不足，更在于其代表的东州集团缺乏根基——东州兵虽为刘焉入蜀时的武力支柱，但在刘备政权中始终处于“第二梯队”，无法与荆襄集团及元从集团形成有效对抗。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以“运粮不继”为由废李严为平民，标志着二元辅政体系的彻底崩塌，也坐实了其“擅权而不篡位”的政治定位，而他所擅之权，自然是实现兴复汉室，还都洛阳政治理想的实权。

数据背后的生存压力：蜀汉的结构性困境

除了权力斗争，蜀汉的客观国力差距也是北伐的深层驱动因素。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的记载，蜀汉灭亡的公元263年，“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以94万人口供养4万官吏，其供养比已经远超两汉平均水平（西汉后期官民比约为1：453；东汉后期官民比约1:700），这还不算10.2万的士兵，因为西汉和东汉的脱产军人数量比较有限，并不能做出同口径的比较，而且，汉末三国时，往往选百姓入兵籍，日常耕种，战时披甲，日常供养并不靠军饷，但是，平时执勤的士兵和战时的军人，是需要国家财政供应口粮的，在此背景下，蜀汉连年动辄十万、八万规模的兵马出征，百姓的税赋负担可想而知的繁重。当然，这种畸形的资源分配，本质上是蜀汉政权“军事优先”战略的结果。

从地理格局看，蜀汉占据的益州虽有“天府之国”之称，但其核心统治区域仅限于成都平原与汉中盆地，其余广袤地区（如南中、巴中）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实际控制能力薄弱。刘备入蜀时，益州领郡十四个，刘备改属国都尉、益州北部都尉，新设六个郡，使得益州辖郡达二十个，但多数郡县都地广人稀，如汶山郡“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永昌郡“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也。”

这种“核心区狭小、边缘区松散”的结构，导致蜀汉的赋税与兵源高度依赖成都平原与汉中，而两地总面积不足10万平方公里，承载能力接近极限。

对比同时期的曹魏：据《通典·食货典》，曹魏灭蜀前的地盘“领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户、口的数量均为蜀汉的4-5倍。

更关键的是，曹魏控制中原、河北及关陇、淮河南北，其中，曹魏的京畿之地，包括了冀州、豫州、三河、三辅地区，一直是东汉以来的人口和经济中心，战乱后虽然残破，恢复后的战争潜力却将远超蜀汉。

所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坦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正是对这种国力悬殊的清醒认知。在他看来，若困守益州，蜀汉将因资源枯竭而慢性死亡；唯有主动北伐，通过军事威慑延缓曹魏的整合速度，甚至争取占领关陇，才有可能实现“以攻代守”的战略平衡。

政治合法性的构建：从“兴复汉室”到“代天讨贼”

诸葛亮北伐的另一重逻辑，在于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塑造。作为三国之中，唯一以汉室宗亲为号召的政权，“兴复汉室”是其存在的根本法理依据。

曹丕篡汉（220年）后，曹魏通过“禅让”构建了天命转移的合法性，从汉献帝的手中接过了汉王朝的正统天命，此时，蜀汉面临着尴尬的处境，若不主动“讨贼”，便坐实了“拒命”的偏安政权身份，丧失了与曹魏对等的政治地位，以及对天命的声索依据。

要知道，在汉代儒家思想中，“天命”并非永恒，而是“有德者居之”，诸葛亮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后出师表》）为口号，将曹魏定义为“篡逆”，将自己包装为汉代天命的孤独守护者，本质上是对儒家“汤武革命”理论的活用——通过持续的军事行动，证明蜀汉才是汉室法统的继承者。

这种合法性构建，不仅针对曹魏，更指向内部统治，因为蜀汉政权由三股外来势力（元从集团、荆襄集团、东州集团）主导，对益州本土士族采取压制态度，若缺乏外部目标，内部矛盾将迅速激化。

那么，北伐作为“国之大义”，就能够暂时凝聚人心，将内部资源分配矛盾转化为对外战争的动员力，也可以要求蜀人可以暂时牺牲。

此外，诸葛亮的个人声望也依赖于北伐的成功。在刘备生前，诸葛亮主要负责后勤与内政，所谓“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他的军事贡献远不及法正、庞统。在刘备死后，诸葛亮需要建立军事成就巩固权威，尤其是在元从旧部（如魏延）与东州集团（如李严）的质疑下，北伐就成为凝聚军事力量支持的必要手段。

这种个人威望与政权合法性的绑定，使得北伐不仅是战略选择，更是政治生存的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