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明天就要坐火车返城了?" 村支书王建辉忽然问我,"荣升大学生,你得留张照片给咱们后李村啊。"
那声音里分明带着几分不舍,让我心头一热。
1982年的春天,黑土地上的积雪刚刚融化,我准备结束在东北小兴安岭的知青生活。
六年前,我带着城里人特有的傲气和茫然来到这片黑土地。
每个知青都有自己的故事,而我的故事,与村支书的女儿王小柔有着说不清的纠缠。
那是1976年初夏,文革后期,我刚刚高中毕业。
当时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怀揣着"农村是广阔天地"的热情,和其他十几名知青一同坐上了北上的列车。
车厢里挤满了年轻人,有人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有人默默流泪,而我只是不停地望着窗外。
从城市的楼房到辽阔的农田,再到连绵起伏的山林,火车最终停在了后李村附近的小站。
站台上没有售票处,只有一个破旧的候车室,墙上贴着几张已经发黄的标语。
下车那天,天空飘着细雨,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村支书王建辉和几位村民撑着油纸伞来接我们。
王建辉个子不高,但肩膀宽厚,脸上的皱纹像是田间的沟壑,穿着一身褪色的蓝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巴的胶鞋。
"今年的雨水多,地里的活儿不好干。"他一边引路一边说,嗓门洪亮,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
我们踩着泥泞的小路,向村子走去,远处的屋顶在雨雾中若隐若现。
"你就是刘明志吧?"王建辉突然回头问我,"听说你是高中毕业生,认识的字多。"
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认识一些,不算多。"
"挺好,咱们村正缺文化人。"王建辉拍拍我的肩膀,"你先住在我家吧,等分配好了再搬。"
王建辉家是村里少有的砖瓦房,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
堂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墙上挂着一幅毛主席像和几张全家福。
他的妻子李大嫂是个和善的女人,手上的老茧厚得像二锅头的瓶盖,但总是笑眯眯的。
"娃啊,一路上受累了,先喝碗粥暖暖肚子。"她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高粱米粥,上面飘着几片咸菜。
而王家的女儿王小柔,是个瘦瘦的姑娘,大约十七八岁,梳着两条粗粗的辫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裤,总是安静地做着手里的活计,很少说话。
头几天,我被分配到村里的拖拉机站当学徒。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师傅学习修理拖拉机、播种机之类的农机具。
师傅姓张,大家都叫他老张头,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实人,手上的机油总也洗不干净。
"城里来的娃娃,手指头嫩得像豆芽菜。"老张头笑着说,却很耐心地教我。
王建辉偶尔会来看我,问我适应得怎么样。
我告诉他一切都好,只是有些想家。
他笑着说:"年轻人嘛,要学会独立。"
他点燃一支没有过滤嘴的红塔山,深吸一口,"再说了,后李村也是你的家。"
慢慢地,我发现王小柔总是出现在我工作的地方。
她会默默地送来一碗热汤或是一块自制的玉米饼,然后迅速离开,连一句闲话都没有。
起初我以为这只是村里人对知青的照顾,直到有一天,同来插队的知青老马悄悄对我说:"明志,你可真有福气,村里人都在传,支书想让你做他女婿呢。"
"胡说什么呢!"我嗔怪地推了他一把,脸却不由自主地发烫。
"我可没胡说,"老马一脸神秘,"你是城里来的高中生,又是拖拉机站的技术员,在咱后李村可是个人物了。"
我愣住了,不知该如何反应。
我才刚满十八岁,离开家乡不到一个月,每天晚上抱着从城里带来的高中课本复习,对未来还没有明确的规划,更不用说婚姻了。
但我不敢直接拒绝,怕得罪村支书,影响自己的插队生活。
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在村口的小河边看书。
天空被晚霞染成了橘红色,远处传来牛羊归圈的声音,村里的大喇叭正在播放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
王小柔提着一篮子刚洗好的衣服经过,看见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走了过来。
"你...你总是看书。"她轻声说,眼睛看着地面,声音比蚊子哼哼还要小。
"嗯,习惯了。"我合上书,有些尴尬地回答。
书是《红楼梦》,是我从城里带来的为数不多的课外读物之一。
"我...我也想认识更多的字。"她鼓起勇气说,"你能教我吗?"
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渴望,像是夜空中的星星,让人无法拒绝。
从那天起,我开始在晚饭后教王小柔识字。
起初是在村口的石桥边,后来天冷了,就在他们家的油灯下。
她学习很认真,虽然进度缓慢,但从不放弃。
我发现她特别喜欢写"远"、"行"、"去"这样的字,仿佛这些字中蕴含着她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渐渐地,我们之间的隔阂消失了,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她告诉我她的梦想——想离开这个村子,去县城工作,见识更大的世界。
"可我爹不会同意的,"她叹气道,眼中闪过一丝倔强,"他觉得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嫁个好人家就行了。"
有一次,她偷偷从村里的广播站借来一本《人民文学》杂志,里面有茹志鹃的小说。
她读不懂那些文字,但她喜欢我给她讲故事。
"城里的姑娘是不是都像小说里写的那样,能上学,能工作?"她问。
我点点头:"是啊,我姐姐就在一家纺织厂当工人。"
她的眼睛亮了起来:"那真好。"
我能感觉到王建辉对我的关注越来越多。
他经常邀请我去他家吃饭,给我分配较轻松的工作,甚至在村里的会议上表扬我。
"刘明志同志,虽然是城里来的知青,但能吃苦耐劳,技术也学得快,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村民们都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让我倍感压力。
老张头抽着烟斗,也打趣我:"娃啊,支书这是看上你了,想让你当他女婿呢。"
冬天来临,东北的寒风呼啸着穿过村庄。
屋檐下挂起了冰凌,炊烟在灰蒙蒙的天空中飘散。
晚上,村民们挤在火炕上,烤着红薯,听着村里仅有的几台收音机里传出的戏曲。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王建辉喝了些粮食酒,叫我到他家去。
他坐在火炕上,脸色通红,旁边放着半瓶散发着浓烈酒香的二锅头。
李大嫂在一旁缝补衣服,时不时地看我一眼,眼神复杂。
"明志啊,你来村里快半年了,觉得咱们后李村怎么样?"王建辉问,语气异常严肃。
"很好,乡亲们都很照顾我。"我小心翼翼地回答,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留在这里?"他直视着我的眼睛,"我看你和小柔处得不错,她也喜欢你。"
他拍了拍炕沿,力道之大让炕席上的灰尘都飞了起来。
"你要是愿意,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直白地说出来,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炕上的炉火噼啪作响,窗外的雪花敲打着窗纸,我的心跳声似乎都能被人听见。
正当我犹豫时,王小柔端着热水进来了,听到父亲的话,她的脸"唰"地一下红了,水盆差点掉在地上。
"爹!你胡说什么呢!"她羞愤地喊道,转身跑出了房间,辫子甩得像麦子抽穗。
王建辉哈哈大笑,摆摆手:"你看,女孩子就是这样,害羞。"
他给我倒了一杯酒,酒水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光。
"来,喝一个。你们年轻人慢慢处,我不着急。"
那晚回到自己的小屋,我辗转难眠。
小屋四面透风,我缩在被窝里,听着屋外的风声,想着家乡的父母、想着遥不可及的大学梦。
我承认王小柔是个好姑娘,聪明、勤劳、善良,但我对她只有友情,没有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愫。
更重要的是,我心里一直有个梦想——考大学,将来做一名教师。
我不想就这样定居在农村,虽然这里的人们朴实热情。
我盯着屋顶的蜘蛛网发呆,想起城里的家,那间虽小但有书桌和书架的房间。
想到再也回不去那种生活,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
第二天早晨,雪停了,阳光照在村口的小溪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决定去找王小柔谈谈,解释清楚自己的想法。
我在村口的小溪边找到了她,她正在凿冰取水,手上戴着打了补丁的线手套。
看到我来,她低下了头,脸上还带着晨曦的红晕。
"小柔,昨天你爹说的话..."我斟酌着词句,不知如何开口。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她打断我,声音很平静,"你不用有负担,我爹就是这样,喜欢为我安排一切。"
她的话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会面对一个含情脉脉的姑娘,却遇到了一个如此清醒的人。
"你不生气吗?"我有些惊讶。
她抬起头,眼睛里闪着坚定的光芒:"我有自己的打算。"
她拿起水桶,直起腰来,"我想先去县城学缝纫,挣一些钱,然后去省城看看。"
她望向远处的山脉,"我不想一辈子就待在后李村。"
听到她的话,我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也对这个坚强的姑娘肃然起敬。
"我明白了,"我说,"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和你爹解释的。"
"不用了,"她摇摇头,"你跟他解释,他会觉得是我不够好。"
她朝我笑了笑,"再说,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自己解决。"
然而,村里的流言蜚语越传越广。
有人说我高中毕业生看不上农村姑娘,有人说我已经在城里有了对象,甚至还有人说我"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贪恋着村里其他姑娘。
"城里来的小白面,心高气傲。"这样的话从茅房到打谷场,从磨坊到牛棚,传得沸沸扬扬。
这些话传到王建辉耳朵里,他对我的态度明显冷淡了许多。
他不再邀请我去他家吃饭,也开始给我安排一些繁重的体力活,如挑水、扫猪圈、修水渠。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变了,从最初的好奇变成了审视,甚至有些人开始背地里嘲笑我。
我不是没想过直接跟王建辉解释,但每次看到他严肃的面孔,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那段时间,我几乎与世隔绝,白天干活,晚上独自在屋里看书。
唯一的安慰是,老张头依然对我不错,教我修理机器,偶尔还给我讲些他年轻时的故事。
1977年初夏,一个令所有知青振奋的消息传到了村里——国家即将恢复高考。
这个消息如同一股春风吹进了我沉寂的心灵。
我和其他几个有文化的知青开始抓紧时间复习。
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就挤在一起,点着煤油灯,分享各自的笔记和知识。
我们用铅笔头在收集来的废纸上演算数学题,用小人书的空白处写英语单词,在谷场上用树枝在地上画几何图形。
王小柔也常常来听我们讨论问题,默默地坐在一旁,偶尔帮我们递上一杯热茶或是掸去书本上的灰尘。
有一次,其他人都走了,她小声对我说:"明志哥,我觉得你一定能考上。"
"谢谢,"我笑了笑,"你也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包着一张县城缝纫学校的招生简章,是她从邮递员那里要来的。
"我已经偷偷写了申请信,但我爹肯定不会同意的。"她眼中带着期待和不安。
我鼓励她:"你得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高考前一个月,我鼓起勇气去找王建辉,想请他帮我办理考试的相关手续。
他正在院子里劈柴,每一斧子下去都带着一股子狠劲,看见我,只是冷冷地点了点头。
"支书,我想报名参加高考。"我直接说道,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抖。
他的斧头猛地砍进木头,发出"咔嚓"一声响,吓得院子里的老母鸡咯咯直叫。
"你要走?"他问,声音里带着失望和一丝愤怒。
"我想继续读书,将来做一名教师。"我解释道,"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梦想?"他冷笑一声,扔下斧头,拿起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了擦汗,"你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就没一个安心扎根农村的!"
他的眼神像刀子一样锋利,"当初不是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吗?教育完了就走,是不是?"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的话不无道理,但我也有自己的追求和选择权。
那年头,谁不想有个好前程?农村的生活太苦了,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也都盼着能有机会离开。
"那小柔呢?"他突然问,"你就这么走了?"
提到小柔,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柔软。
"小柔她...她有自己的打算,"我斟酌着词句,"她想去县城学缝纫,有自己的理想。"
王建辉像是被人打了一拳,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沉默了很久,神情复杂,最后只说了一句:"手续我会帮你办,但别辜负了我女儿对你的一片心意。"
那天晚上,王小柔来找我,神色有些慌张。
她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袄,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是村里过年时才会戴的那种。
"我爹跟你说什么了?他是不是为难你了?"她问,眼睛里满是担忧。
我摇摇头:"没有,他答应帮我办手续了。"
她松了一口气,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这是我攒的钱,不多,你拿去买些参考书吧。"
我惊讶地看着她:"这...我不能要。"
"你收下吧,就当是我借你的。"她坚持道,"你考上大学了,以后当了老师,再还我。"
布包里有二十几块钱,对当时的农村姑娘来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积蓄。
看着她真诚的眼神,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朴实的农村姑娘,或许真的对我有着超越友情的感情。
而我,却一直没有察觉,或者说,不愿面对。
"我也跟我爹说了,我要去县城学缝纫。"她又说,声音里带着决心,"他气得摔了碗,但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我鼓起勇气说:"小柔,我真的很感谢你,但我不能收下这笔钱。"
我深吸一口气,"我...我不想让你有任何误会。我对你,只有兄妹之情。"
她的眼睛瞬间黯淡下来,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我知道的,明志哥。"她低声说,"其实我也知道自己配不上你这样的城里人,我就是想帮你一把。"
"不是这样的!"我急忙解释,"不是因为城里乡下的区别,而是...而是我们各自有不同的人生道路要走。"
窗外,北风呼啸,雪花拍打着窗户,屋内的煤油灯摇曳着,照出两个年轻人忐忑不安的心。
她勉强笑了笑:"那你一定要好好复习,争取考上大学。"
她把钱塞回怀里,"我会为你加油的。"
说完,她转身离去,背影有些单薄却异常倔强。
我望着她的背影,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农村姑娘能攒下这么多钱,得省下多少针线、糖果和小零碎啊。
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
王小柔的真诚打动了我,但我清楚,勉强在一起只会让双方都不幸福。
我和她就像是两条平行线,有着相似的梦想,却注定要走向不同的方向。
第二天清晨,我在村口碰到了王建辉。
他正在修理村里唯一的一台手扶拖拉机,满手机油,眉头紧锁。
看到我,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继续摆弄着零件。
我鼓起勇气走过去:"支书,关于高考的事,谢谢您。"
他头也不抬:"客气啥,你们知青早晚都是要走的。"
"关于小柔..."我犹豫着开口。
"小柔的事不用你操心,"他打断我,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她想去县城学缝纫,我同意了。"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他叹了口气,终于抬起头来:"我原想着让她嫁个好人家,安安稳稳过日子,但她跟她娘一样,犟得像头牛。"
他的眼神里有无奈,也有疼爱:"既然她想出去看看,那就去吧。"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点点头。
他突然笑了笑:"你考大学的事,我支持。"
他伸出油乎乎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是个好娃,有志气。"
1977年的冬天,我参加了恢复后的第一届高考。
考场设在县城的中学,教室里没有暖气,我和其他考生一边搓手一边答题。
考完最后一科,我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心中既忐忑又释然。
无论结果如何,我已经尽力了。
等待成绩的日子漫长而焦灼。
每天,我都会在村口的路上眺望,希望能看到邮递员的身影。
终于,在一个寒冷的下午,村里的通讯员骑着自行车送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省师范学院录取了!
那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奔向田间地头,向正在劳作的乡亲们分享这个喜讯。
老张头拍着我的肩膀,眼睛里满是欣慰:"就知道你小子能行!"
王建辉听到消息后,沉默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难以捉摸。
最后,他只说了一句:"好好学习,别辜负了国家的培养。"
临行前一晚,全村人给我办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会,摆了几桌饭菜,热热闹闹的。
村民们纷纷过来敬酒,祝贺我,就连那些曾经说我坏话的人也笑着说:"小刘啊,上了大学别忘了咱后李村啊!"
老张头喝得有些醉了,拉着我的手,眼睛湿润:"娃啊,你有出息了,老张头为你高兴。"
王建辉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给我倒酒,眼神复杂。
欢送会结束后,我去王家告别。
李大嫂包了一些饺子给我当路上的干粮,眼圈红红的。
"娃啊,到了学校照顾好自己,记得常写信回来。"她叮嘱道,像是送别自己的儿子。
王建辉出去开会了,不在家。
王小柔送我到门口,递给我一个小包袱。
"这是我给你做的两双棉袜和一条围巾,学校里冬天冷,你穿上。"她说,声音很平静。
包袱用一块红布包着,上面绣着一朵腊梅,针脚细密整齐,显然是花了不少心思。
"谢谢,我会珍惜的。"我接过来,不知道说什么好。
"明志哥,"她突然直视我的眼睛,"我想对你说一件事。"
我点点头,等她继续。
"其实,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喜欢你。"她的话让我愣住了,"我只是把你当作一扇窗,透过你看到外面的世界。"
她抿了抿嘴唇,继续说道:"我爹以为我喜欢你,想让我嫁给你,但我知道,你不属于这里,就像我不想一辈子留在后李村一样。"
她的目光坚定而清澈:"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她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让我又惊又愧。
原来,一直以来,我都错误地以为她暗恋我,而实际上,她的心早已飞向远方,只是借着我这个"外来者"的身份,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对不起,小柔,我一直误会你了。"我真诚地道歉。
她摇摇头,笑了:"没关系,明志哥。"
她指了指胸前的别针,那是一枚老式的"向阳花"别针,闪着微弱的光芒。
"我已经收到县城缝纫学校的通知书了,明年春天我就去县城学缝纫。"
她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等你毕业了,做了老师,可别忘了回来看看我们后李村。"
这一次,我不再犹豫,向前迈了一步,主动拥抱了这个勇敢的姑娘:"小柔,谢谢你。我相信你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离别的清晨,整个后李村的人都来送我。
天刚蒙蒙亮,薄雾笼罩着村庄,远处的山峦若隐若现。
村民们拿着自家种的苹果、核桃和红薯,塞给我。
老张头送了我一个他自己削的木头小拖拉机模型:"留个念想。"
王建辉最后出现,背着手,脸色依旧严肃,但眼神已经柔和许多。
"好好学习,学成了回来看看。"他简短地说,然后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布包,"村里人凑的一点钱,不多,你拿着。"
我接过来,鼻子一酸,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
我郑重其事地向他鞠了一躬:"谢谢支书,谢谢乡亲们。我一定不会忘记后李村的。"
王小柔站在人群中,向我挥手告别,眼中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
那一刻,我知道,我们虽然要走向不同的方向,但心中的梦想之火将照亮彼此前行的道路。
1982年,经过四年的大学生活,我顺利毕业,被分配到省里的一所中学任教。
临行前,我决定回后李村看看,感谢这片曾经教会我许多的黑土地。
村子变化不大,但人们的生活似乎好了一些。
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玉米和红辣椒,院子里的鸡鸭比以前多了,几个孩子穿着干净的新衣服在追逐打闹。
王建辉依然是村支书,只是头发白了许多,腰也不像从前那样挺拔了。
看到我回来,他罕见地露出了笑容:"大学生回来了!"
他拍着我的肩膀,声音洪亮,引得村民们纷纷围过来。
李大嫂还是那么和善,见到我就像见到自己的儿子一样亲切。
"娃啊,这些年受苦了吧?看把你瘦的。"她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着我。
"小柔呢?"我问。
"她在县城缝纫社工作,去年评上了先进工作者,还有对象了,是县广播站的一个小伙子。"王建辉骄傲地说,"去年还考上了夜学,学的是会计呢!"
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那太好了,改天我去县城看看她。"
在村里的最后一晚,王建辉提议给我拍张照片留念。
他拿出村里唯一的一台老式海鸥相机,让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笑一个,让后李村的乡亲们记住咱们的大学生!"他说。
咔嚓一声,记录下了我与后李村的最后一刻。
第二天一早,全村人又来送我。
这一次,我的心里没有迷茫,只有感激和坚定。
"支书,我想对您说声谢谢。"我握着王建辉的手,真诚地说,"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帮助和包容。"
他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去吧,好好教书,培养更多的人才。"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记得,后李村永远是你的家。"
站在村口,回望这片承载了我青春记忆的土地,我知道,无论走多远,这里的人和事都会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
我也终于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无论是王小柔还是我,重要的不是留下还是离开,而是勇敢地追求内心真正渴望的生活。
春风拂过原野,吹绿了小兴安岭的山林。
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无数像我和王小柔这样的年轻人,正怀揣着梦想,走向各自的远方。
而我们的根,永远深深地扎在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上。
或许,这就是命运给我们最好的安排。
回首那段知青岁月,恍如隔世,却又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