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被判死刑，行刑前他去上厕所，看守却意味深长道：早去早回

1948年，我党重要的地下党员范纪曼因为叛徒出卖，在被国民党特殊抓进了大牢。

但被抓进了大牢之后，范纪曼没有交待任何的重要信息，在敌人的折磨之下，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在1949年的四月，敌人终于失去了耐心，决定要处决范纪曼。

而处决的名单被范纪曼看到了。

在被押送到刑场的过程中，范纪曼心中非常焦急，于是他决定最后一搏，他对押送他们的特务表示，自己想要去上厕所，他以为特务会不答应他，可他没有想到的是，特务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让他快去快回。

范纪曼没有想那么多，立即跑到了监狱的围墙附近，然后找了一些工具，垫高了脚，翻过了围墙，越狱成功。

他在逃狱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还带部队大规模搜寻他，但最终都没有找到。

回想起当年逃狱成功，那个押送他的国民党特务意味深长，到底是因为什么，范纪曼也记不清楚了。

范纪曼的革命之路，始于四川梁山县，1906年3月29日，他出生于此，少年时代在万县中学就读，接受了初步的教育。

1925年，他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昌分校，与罗瑞卿成为同窗，这所学校虽然只是黄埔军校的分支机构，但因为在武昌，也同样汇聚了那个时代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所以范纪曼在这里感受到了最直接的革命热情熏陶，同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正式踏上革命征途。

叶挺

北伐战争爆发后，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中担任排长，参与了汀泗桥战斗，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却身负重伤。

但这次负伤并未让他退却，反而坚定了他追随革命的决心。

伤愈后，党组织调他返回四川，在万县地区开展建党工作，他先后担任梁山县、合川县县委书记，1928年升任中共北川地区军委书记，负责组织地方武装与革命活动。

1929年，他被派往重庆，在西南美专和重庆高中从事学生运动，鼓动青年觉醒，这期间，他结识了彭雅萝，两人结下深厚情谊。

同年秋，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派他前往上海，彭雅萝随行，考入上海音专，而范纪曼则开始了更为隐秘的使命。

1930年，范纪曼的组织关系被编入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新新里支部，担任交通联络员。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角色，他负责传递信息，连接地下党员，同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却因叛徒出卖，他被敌人逮捕。

在狱中待了三三个月，他坚贞不屈，未暴露身份，最终经亲友营救，于8月交保释放。

但此时李立三推行错误路线，将党团组织撤销，与工会合并为行动委员会，推行飞行集会和武装暴动，导致组织体系混乱，范纪曼因此未能接上组织关系，从此成为一名“党外斗士”。

失去组织支持后，他与彭雅萝决定前往北平，试图寻找党组织，他们考入北平大学，他先后就读艺术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彭雅萝专修音乐，在北平，他终于与共产主义者建立工作联系，提出恢复组织关系的要求。

但当时上海党组织多次遭受破坏，党中央已撤往江西苏区，联系中断，他的请求未能实现，即便如此，他并未停下脚步，而是以个人的方式继续为革命效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动全国，范纪曼在北平的身份发生了新的转变。

他被北平68所大中学校学生会选为抗日学联主席之一，并兼任南下示威请愿团纠察队总指挥，他带领5000多名学生赴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国民党政府立即派出警察部队镇压这些学生们，而在与军警的激烈冲突中，范纪曼身受重伤，血染衣衫。

但随后，北京学生们的这场行动引起广泛关注，宋庆龄介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前往采访，报道了他的事迹。

史沫特莱赠他一支派克笔以示敬意，宋庆龄则发表宣言，支持学生运动，推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他的名字因此传遍一时。

在北平，他还利用为国民党机关翻译文件的机会，获取外交机密，送交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冀不扬，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冀不扬叛变，他再次被捕，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

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地下工作的隐秘性埋下伏笔。

1933年，范纪曼重返上海，在刘逸樵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刘逸樵以《大晚报》特派记者为公开身份，暗中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搜集情报，与共产国际驻沪机关有直接联系。

范纪曼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翻译日本在东北的军政经济资料，以及义勇军与东北抗联的斗争情报，工作成果显著，刘逸樵调往上海后，他受潘汉年、李克农指导，与彭雅萝在静安寺路戈登路租下公寓，开办“木简书屋”。

这间仿鲁迅“三闲书屋”的旧书店，以买卖旧书为掩护，实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书屋不仅是掩护身份的工具，更是地下工作的核心枢纽，他与地下党员刘鹤孔保持联系，后者在法租界白尔部路负责一座秘密电台，而范纪曼的反应能力非常强，在某夜，敌人突袭在即，他接到通知后驾驶摩托车赶往现场，将电台装入纸箱与麻袋抢救出来，刘鹤孔也及时撤离。

他随后在静安寺大华商场租下9号铺面，以文具店为掩护，在屋内挖地洞安置电台，继续发报，这一系列行动，不仅保住了与党中央的通讯渠道，同样也保护了许多重要的同志。

而范纪曼的贡献，远不止于上海一地。

1938年8月2日，他通过特殊渠道获悉日军计划对苏联发动突袭：

重炮兵两个旅团从日本下关开往朝鲜清津港，转至图门江南岸三山镇，掩护三个师团进攻张鼓峰，目标直指海参崴。

他迅速将情报送出，仅一天后，《大美晚报》报道张鼓峰日苏战争爆发，苏联空军摧毁日军重炮阵地。

抗日战争打响之后，当时的上海，是各方势力交汇的中心，他利用书店与鲁迅等人交往，收集情报时保持低调。他的工作，既需要胆识，也仰赖智慧，因为冀不扬曾经的叛变，让范纪曼的心思越来越成熟，他的地下工作也做得越来越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日本投降之后，上海局势忽然变得非常混乱，在当时，范纪曼受组织的命令，营救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抗日联军副总指挥杨树田和地下党员李一鸣。

他与老同学李时雨（中共秘密党员，时任周佛海“淞沪行动总指挥部”军法处长）策划，利用周佛海滞留南京的空档，伪装闯狱。

他身着少将军官服，乘坐李时雨的军车直入监狱，对伪监狱长沈冠三声称自己是“重庆来的范高参”，要求释放部下，狱方查知李一鸣已被日军带走，仅剩杨树田，他用俄语低声叮嘱杨树田配合，杨行军礼以示默契，成功蒙混过关。

而在营救的过程之中，监狱长沈冠三以索要收条作为试探，范纪曼对于这些汉奸就是非常清晰的了解，如果真的给了金条，反而才会出事，所以范纪曼以强硬态度回绝，李时雨代签后，两人带杨树田离开，杨树田随后被送至拉都路安乐村安全安置，后来成为哈尔滨副市长。

1946年春，刘逸樵从延安返回上海，指示范纪曼利用黄埔同学关系打入国民党军事机关。

1947年，他化名“范行”，在顾祝同驻沪办事处处长长子羽的推荐下，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他配备小车与办公室，住所设在霞飞路光明公寓，表面搜集国际情报，实则为我党传递机密。

他护送张子羽逃离上海，避开军统追捕，将其送至复兴岛乘渔船出海，保住霞飞路愉园房产，1948年秋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打响，他频繁往返南京与上海，提供情报：

如美国军事顾问团计划在秦皇岛建兵站。

蒋介石调廖耀湘兵团增强四平防御。

黄百韬兵团覆灭后邱清泉增援淮海。

陈长捷决堤天津的密令。

这些信息，为解放军作战部署提供了重要参考，1949年的上海解放前夕，他翻印80份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献词，亲自送至静安寺哈同大厦联络点，鼓舞上海士气。

他还获悉蒋介石溪口绝密会议内容“国府”迁台、黄金运台，成为中共最早掌握的关键情报。

1948年，也是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后，范纪曼才刚刚完成了所有的情报传递工作，就因沈寒涛叛变，他第三次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之后，范纪曼坚不吐实。

1949年4月，范纪曼在阴差阳错下找到机会，于是在凌晨4点越狱，翻越看守所竹篱墙，在越狱的过程中他还跌伤面部，后逃至民盟友人冯和法处，藏身至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之后，他协助破获国防部二厅焦建和特务案，并且在1950年捕获陈恭澍派来的女特务杨静，立下了功劳。

而在建国之后，范纪曼因为过去的一些历史问题比较模糊，从而被进行了错误的批评，1984年12月30日，中组部为其平反，恢复党籍，党龄从1926年算起，工作时间从1925年入团起计。

他终于在晚年重归党

的怀抱，1990年12月6日因病逝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