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荣：皖南事变前后江北工作的回顾

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九辑(1982年)，胡德荣口述、童志强整理，原标题《皖南事变前后江北工作的回顾》

正文

〔原编者按：胡德荣同志是我省一九二八年入党的老同志。解放前长期担任无为党组织负责人。现已双目失明。近年来,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克服种种困难，口述、整理革命回忆录。这里刊登的是其中的一段。〕

一九四〇年春天，国民党顽固派开始策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当时担任中共无为县委书记，属舒无地委领导。

一九四〇年六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无为制造磨擦加剧，上级决定县委率无为游击队随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撤退到淮南津浦路西根据地定远县休整。立秋前，由无为传来情报得悉，日寇于六月十日占领无为县城，驻无为的国民党部队和县政府都逃到庐江、无为交界的黄姑闸，只剩下小股区队武装在活动。我立即向江北游击纵队和舒无地委打报告，要求回无为重新打开局面，得到了批准。大概是在八月上旬，我们回到无为的东、西七郎圩后，先主动派人向国民党三区区政府联络，提出消除磨擦，共同抗日。顽三区区长翟如舟不但不同意，还扣留了我们派去的同志，处处找我们的麻烦。我们采取先礼后兵，即将无为游击队探进到陡沟、汤沟一带，在马城坝南面的邹家村子一举缴获了国民党三区区队的武装，连翟如舟也被活捉了。随后我们又在白茆洲召开群众大会和地方绅士、旧政权人士座谈会，宣传我党的统战政策，公布安民告示。接着清理区、乡财政，成立了自己的区政府，第一任区长是张帆，区委书记章策。我们搞掉了顽三区武装后，其余各区小股顽敌都吓跑了，于是我们又先后成立了四区（区委书记齐平、区长陈沛）、二区（区委书记由陈力生兼、区长任惠群）、五区（区委书记沙德轩、区长周心抚）等各区区委和区政权，初步打开了全县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无、含、和联合办事处，办事处主任侯奕斋。

这时，敌、顽、我三方的态势是：日寇占据了无为县城（一区）和几个大集镇，并在黄雒河、神塘河设了两个据点控制水路；从黄姑闸以西到三官山一带和卫家坝以北是国民党的地盘；黄姑闸以东广大乡村都是我们的势力范围，区、乡党组织和各级政权基本上都恢复起来。

在皖南事变未发生之前，上级曾一再指示我们，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将要从铜陵、繁昌一带北渡长江，经过无为再去淮南根据地。当时，军部曾作了一些军事上的部署；我们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首先是林维先率部从皖南到江北，加强江北我军实力。九月初，新四军三支队参谋长兼挺进团团长林维先率领挺进团三大队（由皖南三支队五团二营组成）挺进到江北无为。林维先在白茆洲找到我和侯奕斋，告诉我们说，军部布置给挺进团的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无为，控制三官山地区战略要地，向西警戒，与国民党桂系部队对峙，以掩护军部和皖南部队过江北上。

挺进团过江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先后打下了新龙庵、石涧铺、严家桥等伪军据点，很快控制了无为、巢南广大地区。

接着是孙仲德率江北游击纵队南下。九月中旬，江北游击纵队一个大队在司令员孙仲德率领下从淮南根据地南下，部队驻在巢县和无为交界处的任家大山里。我当即赶去见面，还筹集了几千元带去慰问。孙仲德对我说，部队南下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增强我军在江北沿江一带的实力，同林维先的挺进团配公，以掩护皖南军部渡江，然后护送军部去准南。

江北游击纵队和挺进团会合不久，林维先就率挺进团三大队离开无为，到庐江、桐东一带和早已挺进到那里的一、二大队会合，执行控制三官山地区的预定任务。

孙仲德部队南下不久，中共舒无地委由书记周新武（解放后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率领，也从淮南到达无为，加强对江北工作的领导。地委机关和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部都设在巢南任家大山。那里是山区，比较安全一些。

江北游击纵队原来就在我们这一带地区活动，对无为情况相当熟悉。经我们与孙仲德司令员研究，他决定派副团长顾仕多率一个连随我到无为东乡，以控制沿江一线。一方面帮助县委开展工作，扩大政治影响；另一方面搞税收，解决部队给养。

九月底，我带着顾仕多率领的那个连，从巢南去无为东乡，同行的还有营长赵鹏程带的一个排，他是奉命去和县沿江开展工作的。我们途中经过马城坝以东名叫邹家碾的村子，已近中午时分。顾仕多要停下来吃饭，赵鹏程不同意，带着他的小部队先走了。正巧哨兵报告有汪伪涂孝清的几十名伪军从王家祠堂朝邹家碾方向过来了。因王家祠堂与邹家碾之间仅有一条小路，两边都是水田，我主张在距敌一百米远时就开火，使敌人无路可走，只有向泥泞的稻田里逃窜，然后我们再逐个收拾他们。顾仕多却决定把敌人放进村子里再打。当双方一交火,他就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所带一个连又大多是没有实战经验的新兵，见副团长顾仕多牺牲，就失去了主心骨，冲不上去，结果由连长率领仓促撤退。伪军也因没有思想准备，突然发现村子里有新四军正规部队，慌慌忙忙打了一阵枪就向后逃跑了。当日晚，我用船将顾副团长的遗体运回来埋葬了。他是从大别山下来的红军干部，原是高敬亭的部下，英勇善战，抗战爆发后曾率领新四军四支队九团到过无为，在巢湖一带很有影响，没想到竟牺牲在这次偶然的遭遇战中，我们都很痛惜。

顾仕多副团长牺牲不久，三支队五团二营副营长马长炎又率二营一个连过江来无为。当他听说涂孝清伪军的罪行，非常愤怒，决定要寻找机会讨还这笔血债。结果在何家坝南面的土公祠打了涂孝清一个埋伏，全歼伪军一个中队，当场把涂孝清击毙，替顾副团长报了仇。我们还把涂孝清的尸首拖到白茆洲召开了祝捷大会。自打了这一仗后，鬼子安插在一些小据点里的伪军也都不敢轻易出来骚扰了。

十月初的一天，孙仲德接到军部电报，赶到东乡来找我，说夜里有负责同志过江。到下半夜，我和孙仲德在白茆洲江边上接到一条小船，下来几个人。为首的个头不高，经孙仲德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曾希圣。曾这次从皖南军部到江北来，准备经无为到淮南中原局去见刘少奇书记。那知一连好几天都因情况变化，交通不便，而未能成行。不久就接到皖南军部电报，说军部和皖南部队将要北渡，指示江北游击纵队和无为地方党组织，筹集渡船、粮草，接应北渡。军部又派张元寿来具体落实渡江的准备工作。当即在无为东乡临江坝设立了渡江指挥部,由曾希圣任指挥长，张正坤、孙仲德任副指挥长；无为县委积极配合进行接应北渡的一切准备工作。我记得当时县委共筹集到二、三十条大船，还有几十条渔船。另外军部张元寿领导的设在五号和姚沟的二个兵站也筹集了一些船只。马长炎率领的五团二营一部，这段时间也积极往返于大江南北，搞到了不少船只。这些船在沿江一带隐蔽到十一月，不料走漏了消息，被鬼子察觉，在白茆洲一次就掳去了三条大船，拖到江南荻港烧掉了。其余船主有点波动，经县委一再做工作，并照价赔偿了损失，船主们的情绪才稳定下来。在渡江指挥部的领导下，我们筹集了大量的门板、稻草和粮食，并把挑夫都组织起来，万事俱备，只等军部过江。及至十二月三十日，军部突然发来一个电报，说皖南部队决定东进苏南，不由铜陵、繁昌北渡了。连已在江北的马长炎部二百来人，也接到命令，要他们迅速返回江南。这时我和孙仲德住在白茆洲，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遣散大部分船只，留下一小部分，以应不测。

这一段时间，江北顽军一反常态，非常活跃。以桂系部队为主，纠合省保安四团、保安八团，经常伸向我巢南一带进行破坏。鬼子虽然人数不多，但战斗力强，也不时从无为县城出来骚扰；日寇的汽划子在长江里来回游弋，形势确实有点紧张。孙仲德和我遣散了大部分船只后，估计虽然军部东去苏南，但说不定会有一些零星掉队的人员从铜、繁过江，于是留我和一些地方同志在沿江主持接应，他自己则急忙赶回巢南司令部去会同曾希圣组织反击桂系东犯。

“皖南事变”的消息，我们是接到从江南突围到江北的同志后才知道的，获悉皖南部队在泾县东流山遭到国民党重兵包围被打散了。从一九四一年元月中旬末起就开始有突围人员过江，以后就一直没有间断。当时无为县委同江南铜、繁地区党组织有联系，那边沿江也有一些交通站。元月十八日，我们从江南交通站得知，有一支近百人的队伍已到达繁昌江边油坊嘴。我们立即组织了一条大船过去，连夜将他们接到江北白茆洲。这是院南事变后，我们在江北接应突围过江的指战员较多的第一支队伍。记得有二支队政委黄火星、军部特务团长刘别生、特务团参谋长张云龙、二支队机要员杨刚等。过江后，他们到了茅草珑，刘别生、黄火星一见面就问：“无为县委书记胡德荣在哪里？”我当即作了自我介绍，他们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大家情绪都非常激动。天亮后，我把他们领到胡家大瓦屋准备休息，递步哨送来紧急情报说，鬼子来扫荡了。我立即带他们隐蔽到莲花套九棚一带的村子里，那里虽然距江堤公路不远，但因隐蔽得好，鬼子没有发现我们。当天天黑后，我赶紧把他们从东乡转移到巢南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部去了。

无为沿江一带有上百里长，我们设了不少联络点。县委组织部长兼二区区委书记陈力生分工在二区沿江一线，我分工在三区白茆洲。从四一年元月下旬起，我们从无为沿江一带又陆陆续续、多次接应和安置了一大批从皖南突围过来的同志，总计有一千余人。

黄火星他们这支部队过来不久，新二支队有三、四百人在营长巫希权、副营长张玉辉率领下也到达无为。这是“院南事变”中集体突围出来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二月上旬，三支队军法处长张福标、三支队司令部通讯参谋沙林和三支队五连副指导员吴长武也率领二、三十人到达白茆洲。二月中旬，新二支队政治部主任钟得胜、新三团团长熊梦辉、政治处主任阙中一等也率一小部武装突围过江。其余三、五人，十来人突围过江的每天都有。三月，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和他的爱人马惠芳等在皖南沿江地下党的护送下，也突围到达无为。他不顾身上的枪伤未愈，立即在无为沿江主动协助曾希圣担起了组织和安置由皖南突围到江北人员的领导工作。并派杨明、巫希权、李务本等人回皖南，坚持皖南斗争。

当时正是春节前后，春寒料峭。突围出来的同志都没有棉被，衣衫褴褛；有不少战士在皖南突围战斗中为了行动方便，把棉衣里的棉花都扒掉了。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发动群众帮助解决他们的衣被。这些具体工作我都交给吴大培、胡治平等同志去安排，他们做了不少工作。记得突围出来的还有一批文化工作者，其中有画家、作家、文工团员等，我把他们分散安插到东乡倪家经湾比较富裕的“四大家”等处。当时无为的广大群众向着我们，各种抗日团体都很活跃；党的县、区、乡各级组织基本健全，县委又直接掌握着二个中队的游击队武装，所以地方绅士和中小地主一般不敢轻举妄动，有的还主动向我们靠拢。把突围出来的同志们安排到这些人家里，再晓以利害，不仅不会有危险，生活上也可以照顾得好一点。

四月份，我们在江边接应到由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新二支队参谋长谢忠良和三支队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等率领的一批好几十人的队伍。从他们那里，才知道了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军部副官刘厚总暗杀的详细经过。项英由于对党中央制定的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怀疑态度，迟迟不肯将军部北移，坐失良机，终于酿成皖南大祸。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应当永远记取。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不久，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从军部发来电报，指名要一批皖南军部突围出来的干部到苏北新军部去。曾希圣、孙仲德将护送这批干部的任务交给我们无为县委。那时县委掌握的交通线有三条陆路和一条水路。第一条陆路是从巢南蒋家河口经含山清溪的方山口向北，第二条是从黄雒河经黑鱼潭、塔子岗过淮南路；还有一条是从雍家镇、运漕镇和三叉河据点之间插过淮南路北上。这三条路最后都直通淮南新四军二师，再由淮南根据地向东去苏北。因为沿路敌、伪据点和三番头子都有我们的关系，所以与准南根据地的陆路联系一直比较畅通，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

水路则从无为裕溪河经芜湖对江的裕溪口，再由八卦洲过江到苏北，裕溪口和八卦洲也有我们的关系。经县委慎重研究，决定安排军队干部走陆路；那些文化工作人员因不惯长途行军，安排从水路转移。走陆路的都没出乱子，安全到达了苏北；走水路的却差点出了漏子。我们找到一条替人家搬家的大船，那些文人男的女的都穿了便衣安排在船上。谁料船过裕溪口突然被鬼子截住。我们的同志都很镇静，一口咬定是上海逃难的难民，鬼子也搞不清楚，最后统统将他们赶上岸，关起来交裕溪口维持会处理。好在裕溪口维持会长吴代炳是我们安插进去的人，我闻讯立即指示他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同志们救出来。结果他瞒天过海，背着鬼子将他们放掉，最后他们仍经八卦洲到了苏北。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嚣张，无为谣言四起，一会儿说国民党大部队要来打无为，一会儿说鬼子要大扫荡，一度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县委经过周密侦察，发现谣言是从三官殿以刘孝章为首的一批国民党省训生那里散布出来的；于是当机立断，将他们一网打尽，在茅草珑开了群众大会。孙仲德和我在大会上都讲了话，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反革命罪恶，宣传我党“反对分裂，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坚持抗战”的主张。会后枪毙了五个特务，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嘴脸，稳定了民心。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从皖南突围过江的新四军各部同孙仲德的江北游击纵队和林维先的挺进团合并，加上无为游击队和江北地方武装，在无为正式宣布组成新四军第七师。中央军委和苏北新四军军部任命张鼎丞担任七师师长（张当时在延安，一直未到职），曾希圣担任政治委员，傅秋涛担 任副师长。不久，又宣布成立了何伟任书记、李步新任副书记的中共皖中区党委，和吕惠生任主任，魏文伯、张恺帆任副主任的皖中抗日行政公署，从而健全了皖中地区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从此，无为成了皖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抗日的烽火在江北大地上又熊熊燃烧起来。

本文摘自：

《安徽文史资料》第九辑(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