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清代治蝗二三事

原创 周晓

中国历史上，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立，是古代农业社会的三大灾害之一。研究表明，蝗灾通常在旱灾之后发生，蝗虫吞食禾苗庄稼，对农业生产会产生巨大打击。早在春秋时期，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 有“初税亩，冬，蝝生”的记载，这里的“蝝”即当时对蝗虫幼虫的称呼。《礼记·月令》也有“虫蝗为灾”的记录。宋代以后，蝝改称为“蝻”，合称“蝗蝻”一直沿用至今。据统计，在中国历史至近代以前大规模蝗灾达到八百余次。

在长期与蝗虫灾害的斗争中，智慧的中国人总结出了诸多除蝗法。明人徐光启认为相对于水旱灾害，蝗虫的治理是可以靠人力预防和消除的。在他的《除蝗疏》中记录了历代除蝗方法，归纳起来可分为：治“神”，如“祭拜蝗神”、“以德服蝗”等；治人和治虫三类。

治人者如北宋淳熙年间，要求官民及时上报蝗虫情报，并扑绝虫卵，违者受杖责处分；实行就近就地以蝗易粟，鼓励民众捕捉蝗虫等。治虫，则通过研究蝗虫生长的周期性规律，总结出众多针对蝗虫虫卵、蝗蝻、成虫等不同生长阶段扑灭蝗虫的办法。在蝗灾过后，还要检查冬月有蝗虫产卵处。

❖ 山西新绛县壁画捕蝗图（明代壁画描绘唐代人民捕蝗的情景）

到了清代，统治者对蝗灾治理重视程度仍未减弱，防蝗治蝗成为地方官员的重要工作，一旦发现苗头，便要积极筹划，将蝗灾扼杀于萌芽。

由于清廷的重视，中央及地方官员也积极提出防治蝗患的办法。

乾隆四年（1739年），河南巡抚雅尔图提议，将该省灾赈仓库内原备折耗的余谷作为“预搜蝻子之费”，用以鼓励民众抓捕蝗蝻换取谷物。这种不耗正项，以小利防大害的思路很自然得到了皇帝的赞赏。

❖ 河南巡抚雅尔图为动支余谷预防蝗患事奏折

乾隆十八年（1753年）时，都察院左都御史梅谷成所奏的《敬陈消弭飞蝗之法》针对人迹罕至之处蝗虫飞起无法及时发现的情况，提出了解决建议。认为应由督抚在沿海州县派出专人，于春夏之交在滨海芦苇湿地等处不时巡查，一旦发现蝗蝻生发，及时出动兵役进行扑灭，同时要呈报上司“拨夫协办”。

清代关于治蝗的故事中，最为人所知的当属嘉庆帝的《见蝗叹》。嘉庆九年（1804年）六月的一天，皇帝斋戒进宫披览奏折，忽见御案上停着一只飞虫，便叫太监捕了来看，发现居然是一只飞蝗。嘉庆帝立即发动太监搜捕，在宫里捕到蝗虫十几只。深宫禁廷，远离郊野，这蝗虫是如何冲破重重宫门直至御前的呢？嘉庆帝认为飞蝗是传递 “上苍垂儆俾联早为饬办，用以保护田功至意”的信使。忧思重重的嘉庆帝御笔挥就《见蝗叹》一篇， 并将《见蝗叹》的墨刻发给各省督抚阅看，发出“……粉饰之习一开，则督抚等惟事敷陈吉语，而属员意存迎合，日久相蒙，必致一切国计民生之事概不以实上陈，……封疆大吏若事事务求粉饰，其流弊必至于欺罔”的上谕，就当时部分官员虚浮粉饰的作风提出了警醒。

❖ 直隶总督颜检为接奉喻旨并御制见蝗叹诗篇一章事奏折

皇帝言辞之恳切，对民生之重视令人动容，而此份上谕也成为反应嘉庆时期整顿风气、治理官场的重要举动。

❖ 嘉庆帝对官员虚浮粉饰的作风提出警醒的上谕

清代对于治蝗不力的官员，也是严加议处。雍正六年（1728年）谕令：“嗣后各省地方如有蝗蝻为害之处，必根究其起于何地，其不将蝻子及时扑灭之地方官，着革职拿问。若蝗虫所到之地而地方官玩忽从事不能尽力扑灭者，亦着革职拿问，并将该督抚严加议处。”可见，对于那些防治蝗虫不力的官员随时面临被革职拿问的惩罚。

❖ 国家博物馆藏捕蝗图册

被问责的不仅是发生蝗灾地方的官员，飞蝗发源地的地方官也要被追责并处分。乾隆四年（1739年），皇帝谕称“从来捕蝗之事原可以人力胜者，倘地方大员董率不力及州县文武官弁奉行懈驰，经朕访闻必严加议处不少宽贷”，随后又多次下旨重申了追根溯源严行查参地方官员的态度。

各类方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看较为可行。然蝗灾之人力可抑制者多在早期，一旦变成飞蝗，其发展往往迅猛异常不易收拾，因此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蝗灾始终是高悬于农耕文明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