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2月17日20:25:10 历史 1163

暴君与昏君的最大不同是，暴君并非都是无为之主，相反，倒可能成为有为之主，或是大英雄。暴君往往很有才能，不仅有雄才大略、治国英才，而且很有魄力，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没有特殊的才能，也难以荼毒生灵，搅动四海，暴乱天下。正因为如此，昏君和暴君都祸国殃民，而暴君的危害性可能更大。昏君只为一己之乐，暴君则是超越历史条件欲建盛大的功业。昏君的祸乱往往是局部性的，且肆虐时间较短，暴君则往往搞得天下大乱，乾坤倒悬，其祸害是全域性的。

历史上的大暴君夏桀、商纣、秦始皇都志向宏远，很有才能，想干大事，有功于国。如商纣王征东夷，开辟了东南大片疆土，秦始皇奠基了版图广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他们的作为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但他们都很残暴，对被统治的人民最起码的生命权、生存权不予尊重，其功业是建立在残酷奴役和残杀人民的基础之上，是对人民施暴，行暴政，最后闹了个亡国。

亡国就是暴政的直接政治后果，亡国之君怎么能称得上是圣君明主呢？“莫道有才能治国，须知亡国亦有才。”才与德对于权大无边的君主来说，缺一不可，无才不能建功，成不了大事，有才无德，不能克己止欲，滥用权力，也会走向反面。

隋炀帝才能超群，功业卓著，他不是庸君，也不是昏君；他纵欲亡国，残害百姓，有亏圣德，也不是明君，而是一个典型的暴君。

暴君隋炀帝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有才能想干大事立大功建大业的皇帝。他的才能在青少年时代即有表现，“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突厥），昆弟之中，独着声绩”。但他虽有才却以藩王次不当立，因而以其出众的智谋，超群的坚忍，阴谋夺嫡。隋炀帝并非承绪继统，而是以人谋得位，这是他的过人之处。然而隋炀帝争夺皇位的成功虽然表现出其卓越的才能，却也表现出他凶残的品德，他造谣中伤，构陷哥哥，残害弟弟，危急之时毫不手软，拉杀父皇，终于登上帝位，虽然是胜利者，但有愧于天道，所行乃猪狗禽兽之行，道德上说不过去。

但隋炀帝夺嫡之举与唐太宗夺位却也是半斤八两之差，不仅行为举止相类，性质也一样，在私德方面，暴君和圣王都有同样的秽行。为了掩盖丑行，表明自己应该得天下，唐太宗不惜篡改历史，私阅删改起居注，甚至捏造了用美人计拉李渊下水，诱他私入隋炀帝的离宫晋阳宫烝淫宫女，犯禁而被迫起兵的情节，把创业的父皇描绘成窝囊废，将首谋大义归功于己。唐太宗通过篡改历史为自己承揽天下的合法性找到了理由，对于这一鄙劣的篡改，史学界已作纠正，历史自有公认。

同样是以不光彩不道德举动夺得帝位的隋炀帝却没有去篡改历史，为了证明自己以次代长当为天子，即位后他迫不及待地兴办大型公共工程，修订典章制度，他事必躬亲，精力旺盛，马不停蹄地四出巡行，督导行政，现场视事。他大备衣冠，“足致单于解辫”，威服四夷，开拓疆土，企图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建不世之功，致天下以太平，成为“轥轹轩、唐，奄吞周、汉，子孙万代人莫能窥”的圣王。急切的功名欲可以说是隋炀帝好大喜功，行急政暴政的主观原因。

隋炀帝勤政为国，疯狂地工作，从客观政绩上看，毫无疑问是功业隆盛。隋炀帝干的那些大工程，诸如营建东都控扼山东，掘长堑、置关防、修驰道、筑长城巩固国防，开凿南北大运河、置仓储粮、大修仪仗、驾龙舟三巡江都等，旨在沟通和加强南北的经济文化联系，使统一局面更加巩固。又出塞北巡突厥，南向加兵林邑，西出玉门，经略丝绸之路，破吐谷浑，将青海收为郡县，武功卓著，“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

他遣使远出波斯，又渡海通使南洋赤土、东洋日本，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即使是征讨高句丽，也有他的理由，也属于圣王之业，况且，此事隋文帝和唐太宗先后也都干过，不能认为是炀帝个人之非。近人有称隋炀帝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从其功业来看，实不为过，隋炀帝的确功业辉煌。

作为一个颇具个人魅力的君主，隋炀帝还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家、诗人，他自小善诗文，诗赋雄丽，文才盖世，不仅能写气势雄浑的边塞诗，而且能写情意缠绵的宫体怨诗，他热爱艺术，喜好书法美术，他以国家财力宣导歌舞、百戏、燕乐，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治方面，隋炀帝设置了进士科，正式设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他兴办学校，整理图籍，统一经学，又敦奖名教，禁焚谶纬，热心科技事业，他还推行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及科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炀帝是佛教徒，他“耻崎岖于小径，希优游于大乘”，拜天台智者大师为师，要将“孔老释门咸资镕铸”，以适应统一王朝的政治需要。对典章制度，隋炀帝进行了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改革，他对官僚管理制度的改革不仅在于开科举选拔文官，而且对其职任、秩爵、考课等一整套制度都作了调整，使之更符合实际而便于操作。

他继文帝之后对国家机构、政府体制作了调整，使三省六部体制更加完善，行政系统更有效率，宰相制度更加灵活。他又对地方行政区划和地方政府机构进行了力度很大的调整，省并州县，精简机构，减少了行政开支。他还搞了一次大索貌阅，整顿户籍，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干得相当出色。隋炀帝制定的《大业律》，也是一部比较规范的王朝法典，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一个皇帝在位十多年干了这么多的事，取得了这么多的政绩，的确是功业隆显。隋炀帝无疑是一位以自己的活动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历史人物。

旧史家的错误，在于不能正视历史，不承认隋炀帝的功业，将他与无所作为的昏君混为一谈，使历史遭到歪曲。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胜者王败者寇的政治偏见，隋炀帝的形象被丑化了。旧史学不能区分暴君和昏君，或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故意昏暴不辨，此事最早可追溯到唐初定谥。

按《谥法》，“炀”是个坏透了顶的谥号，本是隋炀帝最早发现，加之于亡国昏君陈后主的。按其意，“好内远礼，去礼远众”是昏，“逆天虐民”是暴。所谓“好内”，即好色，显然是荒淫之主，加给陈叔宝这样贪图女色，唯知嬉戏，毫无建树的亡国之君，可谓恰如其分。但唐高祖李渊却不问青红皂白，接过来反扣到杨广头上，于是“炀”帝杨广是昏暴之君的结论，在他死后不久就由最高权威的新皇帝加以确认，盖棺定论，勿容置疑，并影响深远。如唐著名诗人李商隐作《隋宫》诗云：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诗人直把隋炀帝比作陈后主。陈叔宝不问国事，成天在宫殿中与嫔妃厮混，作艳诗《玉树后庭花》，醉生梦死，是典型的昏君。而隋炀帝雄姿英发，乘锦帆，渡长江，擒昏君，成帝业，坐江山，最看不起陈叔宝。然死葬雷塘后，已是腐草无萤火，垂杨有暮鸦。诗人大胆地设问，如果在地下杨广与陈叔宝再相见，还好意思讥讽陈后主唯知作艳诗吗？意思是说杨广给陈叔宝立谥曰“炀”，现在自己也得了个“炀”的谥号，彼此彼此，不分伯仲，都是亡国昏君。

诗人李商隐的想像力确是丰富，其诗寓意也不可谓不深刻。但陈叔宝岂能与杨广高下比肩，唐高祖鹦鹉学舌，也给杨广谥之曰“炀”，是昏暴不辨，结果造成了极大的历史误会。我们可以大胆设想，杨广就是在黄泉之下，也仍然会极度看不起陈叔宝，会感到冤屈的。

然而，不仅诗人李商隐把隋炀帝描绘成了昏君，唐宋以来的史学家、政治家也都作如是观。如魏征、司马光等“良史”，《隋书》、《资治通鉴》这样的正史、政治史，也都着力描绘隋炀帝的昏君形象。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作《读通鉴论》，有感于司马光的史笔，大加赞赏，说：“杨广之弑君父，杀兄弟，骄淫无度，不可辅而不相容。”“杨广之逆，均于刘劭，非但纣匹也”。隋炀帝不仅被说成是商纣式的暴君，还是刘劭式的昏君。

刘劭是南朝刘宋王朝的第四代君主，其父刘义隆在位时，南朝曾出现元嘉之治，刘劭为文帝长子，被立为皇太子，在东宫信崇女巫，因巫蛊事发，起兵弑杀篡立，接着又诛锄兄弟，残杀大臣，把宋廷闹了个天翻地覆，没有任何功德可言。刘劭在位仅一年（西元四五三年在位），就被推翻，是周天元式的昏暴之君，死后连谥号也没有，旧史书之曰“凶”。旧史家把隋炀帝和元凶刘劭、陈后主、周天元这样的昏暴之君相提并论，把隋炀帝说得一无是处，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不仅着意抹煞了隋炀帝的许多历史功绩，而且丑化了隋炀帝的政治形象。

以后在历代民间传说、小说中，隋炀帝更被随心所欲地狂想大大地歪曲了，被说成是“色中饿鬼”，是好色荒淫无耻的典型，西门庆式的帝王，成为历史大冤案。而究其原始，唐高祖给其盖棺定论谥曰“炀”，就是错判，而且这一错就错到了底。隋炀帝的称号是再也改不过来了。以权力评判人物，难以公正。而旧史家错就错在没有将暴君与昏君相区别，不知道有才能的暴君也有可能建立功业，只是因缺失仁德而毁坏了自己的统治基础，这与无才无德没有任何建树的昏君大不一样，将杨广和陈叔宝视为同类，盖棺定论都谥曰“炀”，是极不恰当的。

近几十年学界为隋炀帝翻案，指出炀帝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业”，所干的事顺应了历史潮流，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需要，不是为了个人享乐，不是骄奢淫逸，应该说所论是有道理的。摘掉隋炀帝昏君的帽子是对的，我们举双手赞成。但是，不仅否认隋炀帝是昏君，而且否认他是暴君，不论其为君之道，不论其君德，不论其滥用权力造成天下倾覆的严重政治后果，仅以其政绩大业而称颂隋炀帝，说成是圣王英主，不失伟大，或功大于过，要为隋炀帝翻案，也有失片面，是走上了另一极端。

如果说隋炀帝功业伟大，我们也同意，但功业伟大并不是伟大，隋炀帝因为失德而够不上一位令后人称颂的伟大历史人物。暴君隋炀帝的问题不在于他功业伟大不伟大，而是太伟大了，伟大得过了头。然而，并不是功业越伟大就能成为圣王，评价旧时帝王，既要讲其功，也要视其德，功德无量，才能出圣王。在没有制度性制约的君主专制时代，君权令人生畏，十分可怕，极端权力可以造就伟大的功业，也可以酿成巨大的祸害。

因此，对权力进行自我约束的君德，对于万民的生存幸福关系极大，君主缺德失范，百姓就要遭殃。唐宋以后，对君德的呼声更加强烈，圣王应该止欲，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内圣才能外王，不修君德的君主，统治必不能持久。当然，也有不少满口仁义道德的君主，搞的是欺骗。但是，有道德约束毕竟比没有约束好，因为权力不进行一点点约束，任其膨胀泛滥，就会闯出大祸，是不行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强调德治是儒家的陈词滥调，是过时了的价值标准。但我们还是要强调，不能以现代人的标准去苛求古人，无法要求封建帝王按照现代总统或主席的规范去行事，皇权无限皇位世袭是古人的政治传统和共识。当时既不存在权力制衡，也没有制约皇权的制度和权力主体，按照传统政治的理想模式，只能要求权大无边的皇帝对权力作一些自我约束、自我调节，进行道德自律，虚心纳下，特别是要尊重被统治下的子民最起码的生命权、生存权。

只有自觉地对其拥有的无限权力进行自我限制，谨慎负责地去使用令人生畏的皇权，去建立事功，创造出辉煌业绩，才可能成为圣王。王朝政治实践的事实也证明行仁政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急政暴政很快使社会倾覆，千古功业可以毁于一旦，我们不能不看其政策的最后结果，不能万民所弃亡了国的人还称颂其不失伟大。

隋炀帝之所以是一个千年来遭人唾骂的暴君，就是在于他不讲仁德，不约束自己的权力意志，疯狂地滥用权力，残酷地奴役人民，以成自己个人的功业。他不尊重人民起码的生存权利，虐用民力，剥夺了人民最低限度的生命权。这些最明显的道理古今圣贤都讲得十分明白，古训有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致词也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他。”一个不重视民生，不让人民能活得下去的皇帝，所建功业再大，也只能是暴君。

我们所讲的帝王之德，主要是指其对权位的责任心，对其被统治下的子民的同情心。先贤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德的帝王绝不滥用权力驱民于水火，而是存民、保民、养民，尊重人民起码的生存权利，这可以说是帝王最大的德。在这个大前提下，甚至有些私德并不好的帝王，也并不影响他成为圣王。如唐太宗，在私德方面与隋炀帝难分伯仲，在贪恋女色方面他也绝不在隋炀帝之下。唐太宗晚年奢侈竟荒唐地求仙吃长生不死丹药，以致毙命，临死时还残忍地令他宠幸的美女孟才人殉葬从死，应该说是相当缺德。

唐太宗的私德其实比隋炀帝好不了多少，但可贵的是他懂得民可畏，不敢滥用权力搅动天下，个人的私德缺憾不致造成社会的震荡，从而造就了太平盛世。隋炀帝的缺德，缺就缺在滥用权力，他迷信专制权力，想一夜之间成为圣王，以行政力量使全民就役，驱民于水火，结果文治武功全都走了样。由于出发点不对，其结果也是将圣王之业变成了祸国殃民。

有人说隋炀帝的结局是悲剧性的，此话不错，圣王变成了小丑，好事会转化成坏事，虽顺应了历史潮流，但走过了头也会走向反面。隋炀帝不讲君德，对自己统治下的千百万子民没有同情心，责任感，与人民为敌最后被万民所弃，成为千古暴君。

我们也不同意对隋炀帝的功过进行量化，所谓几分成绩，几分错误，或功大于过，过大于功，这是把历史人物简单化。隋炀帝以苛政、急政，形成系统的暴政。大业之政一件一件地看都是德政，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好事，但总体来看，加起来算总帐就成了人民难以承受的大暴政。这就不是几分成绩，几分错误所能概括的，也无法精算。

大业之政应该说有全域性的错误，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树木，不看森林，也不能抓住一点，不计其余，要全面看问题。对帝王行为作价值判断不能只计其功，不计其德，只计其功效不计其成本；不看其对千百万人民的基本态度，只看其对历史的推动对国家的贡献。帝王权力无限，一言九鼎，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铸成全民族的灾难，功过难以量化，也不能借口主观愿望好，面对灾难性的后果而不去追究其罪责。对帝王的功过，还是应做全面的定性分析。

隋炀帝是暴君，大业之政是暴政的定性没有错，但隋炀帝才华横溢，颇具魅力，功业伟大，是古代杰出的政治家的评价也没有错，二者并不矛盾。暴君不一定就没有功业，大可不必先将隋炀帝说得一无是处，然后戴上暴君的帽子，相反，我们倒是要深刻认识历史上欲成大业者却翻车而为暴君的事实。隋炀帝和唐太宗相比，“功业相同仁暴异”，一个是暴君，一个是圣王，仁暴之间并不在于功业的高下，而是其君道君德的差别，是其如何使用无限皇权的基本态度的差别，及其导致的不同政治后果的差别。

暴君之暴是对人民暴，是滥用权力对其被统治的千百万子民施之以暴政。隋炀帝不是无所作为的庸君，也不是只顾淫乐的昏君，他文韬武略，矜夸好大，志包宇宙，功业厥伟，主观上他想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圣君。但他迷信权力，不恤百姓，为建立个人功业不顾一切，而越是有才干，越是具备大英雄的资质就越能搅动天下，成为大暴君。暴君和圣君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心中是否存有百姓，是否对人民施行仁政，因此，同是君王，功业相同，以其对人民的态度不同就可能趋向两极。

隋炀帝不修仁德，不尊重人民最起码的生命权、生存权，以人民为敌，唯其权力意志是用，唯我独尊，拒谏饰非，最后把国家拖入祸乱，自己也成了独夫民贼，为万民所弃。古训说得好，人民是水，君主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万民对暴政的反抗浪潮中，暴君隋炀帝虽逞凶于一时，最后却又显得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