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刺死辱母者”7年后，被改变的人生轨迹丨不惑 2024

于欢（农健/图）

2023年，于欢尤为忙碌。这一年里，他在山东省冠县老家开了第三家零食店，每天在店里要忙活10小时。回了家，他还要照料年初新添的女儿，整个人的状态都随女儿的喜怒哀乐而变化。

不过，忙碌之中，他偶尔还会点开南方周末的微信公众号看看。回想起6年前引爆全国的那场风波，他至今感慨：“如果不是《南方周末》作为媒体去推动的话，可能这个事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知道，或者说是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

那时的于欢正身陷囹圄。2016年4月14日，冠县一高利贷团伙以暴力向女老板苏银霞讨债，其间对她进行了侮辱。苏银霞之子于欢在反抗时以刀刺死了催债人杜志浩，并导致另外三名催债人受伤。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于欢随即上诉。

同年3月23日，《南方周末》刊发报道《刺死辱母者》，随即激起千层浪。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欢案二审公开宣判，认定于欢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依法对其减轻处罚，故将一审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因在狱中表现良好，2020年11月18日，于欢减刑出狱。

出狱后的三年时间里，于欢重拾人生。他去南方讨欠款，家中一度破败了的工厂暂时没能重新开起来，但他借钱在冠县开店，努力还债，娶妻生女，逐渐回归小县城中万千普通青年的模样。

2023年12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与于欢聊了聊他在狱中的思索与近年的生活，以下是于欢的自述。

“是中彩票的几率”

2017年，一审刚判我无期的时候，我挺绝望的。宣判前，我心理预期可能就是判10年左右，判了无期，就严重一些，可能需要二十多年才能回家，那个时候看不见什么希望。

结果刚出来，我家人想上诉，但我自己不想。家里的压力大，如果上诉，牵扯到的时间和精力都挺大的。资金也是大问题，找专家去论证花费也是挺多的，那个时候家里还有不少欠款。但是姑姑逼了我一把，我最后还是上诉了。

后来，我的案子引发全国轰动。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是在看守所里，律师在会见的时候告诉我的，我也能看到新闻。知道这件事以后，我还是挺诧异的，以前不敢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本身就是个普通人，这个案件能引发全国的关注，是中彩票的几率。

第一次接触《南方周末》，也是因为自己的案件，然后再去关注一些南周其他的报道。我觉得《南方周末》一直还是敢写、能写的，而且很多报道写得还是非常深刻的。

在那以后，我觉得二审改判起码是有希望了，总比没有任何声音要强太多。不过，也不敢说改判多有戏，因为所有事情都是要以最后结果为准，你无论怎么感觉都没用。再一个，一审到二审改判的几率不能说没有，但可能十个里面只有两个能改判，这就很少。

最后二审改判五年有期徒刑，我确实没有想到。一下子，回家的路要近得多了。无期徒刑至少得服刑20年，出来人也到中年了。但是5年对现代社会来说可能就是转瞬即逝。

在监狱里，每一天基本上都是一成不变的。我会做一些后勤类的工作，相对来说会轻松一点。每天的工作之外，我自己最常做的就是看书，因为本身就和社会脱节比较严重，也想通过看书学习加深一点自己的知识，减轻和社会的脱节。

我看的书籍什么种类的都有，有文学类的，也有法律类的，还有报纸。我对毕飞宇的小说《推拿》印象比较深刻，里面的推拿师是盲人，我比起自由的人可能是不如，但是比身体有缺陷或者说有损伤的人还是要好一点的，这样能给自己心理安慰，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别人有跟我说过，我的案子入选“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不过，我心里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感觉，比较平静。我觉得我的案子能改判已经很好了，其他的就没想那么多。

除了读书和后勤工作，我脑子里想得最多的就是尽快回家，自由还是非常重要的。出去以后要做的事我没怎么具体想过，因为你想得再好，也没有变化来得快，所以就是随遇而安。

人都是命，自己想开点就好。

“真的跟做梦一样”

2020年11月，踏出监狱大门那一刻，真的跟做梦一样。被关了那么长时间，一下子获得了自由，我还是很高兴的，有点不敢相信。

当时监狱是直接把我送到家门口了。五年里，（本地）也有了巨大发展，一路上，我看到好多以前是荒地的地方，现在都盖起高楼来了。

回了家，我先是和家人一块吃饭，见一下以前的朋友，还有一些该打电话的亲戚都得联系，因为好多人一直都在关心我。

见到亲人的时候，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好长时间没见过了。疫情爆发以后，监狱都没法会见，只能打电话跟家里人沟通。回来第一天晚上，我和我母亲还有姐姐聊到凌晨1点，说的都是这两年的经历和家里的状况，主要还是一些家庭鸡毛蒜皮的事情。那天晚上，我也是睡了三四个小时就醒了，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太真实，感觉和做梦一样。

第二天，我回了农村的老家，去拜了爷爷奶奶的坟，也带了礼物去看村里的村民。一审时，很多村民写了联名信，请求轻判我。现在做这样的事情是很难的，我非常感谢他们，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可能我也不会有那么快回家的机会。

刚出来那几天，我还见了很多媒体，不过我说的不是太多，因为我比较内敛，那会儿整个人也都是懵的，好多东西都不太知道。在冠县，知道我的事情的人也有很多。走在大街上，他们会很热情地给我打招呼。

在生活上，我刚出来时会有一些不适应，主要是手机支付。2016年的时候刚开始流行手机支付，现在非常流行了，变化比较大，有一点点接受不了。

人际关系上也有些变化。有过去的亲戚朋友会稍微远离我一点，有的还和以前态度差不多，还是感觉和人有关系。我原来的手机号，因为多年没用被停号，后来被别人用了，还是我原先的同学帮我买回来的，他就觉得以前好多东西和手机号是绑定的，我回家之后用原来的号更方便。

相对来说，亲戚朋友接触得更多，生意上的伙伴接触就少一些了，其中的原因，谁知道呢？想那么多、琢磨别人干什么呢？

“有三四家MCN机构找我”

我回家以后，家里欠了多少外债，家人也基本上没说过。不过我很快就外出帮家里的企业讨债了。谁去不是去？都是一家人。

2020年底，我去了南方讨债，当时欠债人欠了我们十来万。这个过程总体还是比较顺利的，有个四五天的时间就把钱要回来了。到2021年的时候，我们家里又打赢了一场官司，判决被告要还我们家120万。不过这个到现在还没还，打赢官司只是第一步，执行上还有困难。

我们家的工厂到2023年还是没有开起来。现在实体毕竟不是特别好做，可能今年做亏损的几率大一点，但是还是有开的想法的。

刚回家，我也考虑过自己要做什么工作。一些和政府稍微搭点关系的，我肯定做不了，我毕竟是承担过刑事责任；还有送快递这样需要开无犯罪证明的工作，我也不能做。

原先有三四家MCN机构找我，最多的开几百万签我做主播，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能力。再一个，你拿人家钱，肯定要听人家的安排，签约之后，好多东西你不想做的，还是要听公司的，所以就婉拒了。

2021年中秋节，我尝试了摆摊卖月饼。当时不知道怎么做其他事情，想到家里亲戚有做食品生意的，就想去试试；再一个，毕竟是摆摊，试错成本相对来说要低一点。后来，我发现这个工作还真可以做，就慢慢地开始接触这一块。

2021年10月，我在冠县开了第一家零食店。开这个店成本相对来说低一些，找以前的律师借了一部分钱，几万块钱就起来了。开店以后，一天24小时，基本上除了睡觉之外，我全天都在店里待着，进货、整理货架、卖货。生意在县城还算可以，比维持收支平衡这个层面稍微好一点，利润可观也算不上，毕竟它不是一个暴利的行业。

2022年，我在冠县开了第二家零食店，第三家店2023年也开张了。现在不做不行了，内卷比较严重，你不往前进一步的话，别人可能就要前进两步了，这块市场你不占，其他人都给占完了。综合三家店的情况，是有得赚，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被改变的人生轨迹

2022年，我结婚了。

我和我妻子是前年就认识了，当时和她还有朋友在一块吃饭，加了联系方式，后来慢慢地联系上了。

以前，也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不过从来都没有见过面。毕竟我之前有过这样的事，所以女方还是有顾虑的。我妻子不介意，之前的事谁也不愿发生，她觉得过日子主要看以后的行动。

后面的事情整体都比较顺利，就是见双方家长，然后说结婚的事情。我们这毕竟是小城市，到了这个岁数，可能找对象的首要任务就是结婚。

婚礼当天，我全程直播了。这是我的想法，因为好多人一直在关心着我，我是想通过这个方式让大伙见证一下我人生的又一个起点。我还是挺激动的，从之前什么都没有，无期徒刑，一直到2022年结婚，中间的转变是非常大的。

2023年初，我女儿出生了。带孩子肯定累，得根据她的心情、想法和作息时间去决定你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比如说，这会其实已经很晚了，她玩得正高兴，你让她睡觉，她是不睡的，必须是她自己玩累了、烦了才能睡着，你还得哄着她。

她高兴的话，全家都会高兴；她生病，全家就非常难受了。

2021年，我父亲也出狱了（于欢父亲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他目前状态还可以，忙一点自己的小生意，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的事。

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个案子对我最大的改变，是改变了生活轨迹。我想，如果我的人生没有这些事，可能就会非常平静、平淡。但是具体怎么改变了，也不好说，可能我以前没想过做实体店，但是现在我就在开店。

我也谈不上后悔不后悔当年所做的事。事情都是以前发生过的，改变不了，老是去纠结，也没什么意义，我也不怎么想了，还是看以后的日子。

南方周末记者 姜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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