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与早期德国的交往史：对奥地利和普鲁士，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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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帝国就已与以奥地利与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诸邦有所联系。其中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的交往以对抗为主，而普鲁士与奥斯曼帝国的交往相对温和偏向合作，涉及军事，外交和文化等领域。

奥地利长期活跃在抗击伊斯兰世界入侵的一线，不仅军事力量得到提升，而且在基督教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在奥斯曼帝国停止扩张以后，逐渐崛起的普鲁士对奥地利统一德意志形成威胁，但因力量不足以与奥地利相抗衡，因此产生与奥地利宿敌联系交往的需要。

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的交往

战争是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早期交往的主要形式。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的早期接触，大概可追溯至1453年奥斯曼帝国人攻克君士坦丁堡的战争中。

至1521年，奥斯曼帝国素丹苏莱曼大帝先后占领贝尔格莱德与地中海的罗得岛，打开了那扇野蛮人通过它进入欧洲大陆蹂躏匈牙利的大门，开启了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

1685年，奥斯曼帝国人在格兰战败，德国人继续推进，陆续收复奥芬、齐本彪根、贝尔格莱德等地。1699年哈布斯堡王朝吞并整个匈牙利。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奥斯曼帝国人与欧洲人经历了大大小小许多次战争。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围攻维也纳失败，标志着土耳其停止扩张。在攻守易势之前，维也纳一直是欧洲抵抗伊斯兰势力的桥头堡与中心。

1500-1793-年间，由于欧洲各君主忙于须繁的宗教纠纷或者王朝战争，奥斯曼帝国在被哈布斯堡王朝视为威胁的同时，也被其他欧洲宫廷视作潜在的盟友，或中立伙伴。

在阻击异教徒进犯的过程中，基督教世界在奥地利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共御外辱，取得巨大的成功，也使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诸邦中的声望达到顶峰。随着奥斯曼帝国进攻势头的锐减，原本一致对外的基督教世界又开始宗教战争的内耗，争夺神圣罗马帝国领导权。这一时期逐渐崛起的普鲁士，成为奥地利统一德国的主要竞争者。

奥斯曼帝国与普鲁士的交往

奥斯曼帝国普与鲁士人的正式交往始于1701年。这一年，奥斯曼帝国派出一支由萨伊德·艾芬迪率领的15人的代表团，前往庆祝弗里德里希一世登基成为普鲁士的皇帝。从那时起，两国的关系开始缓慢的发展。

当初还是一个小国的普鲁士，竟然可以在七年战争中战胜俄国，这使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穆斯塔法三世感到震惊，他认为必有秘诀。因此他派遣大使前往普鲁士王国请教。弗里德里希大帝让大使转告他整军备战，保持国库充盈便是取胜的秘诀。

到18世纪末，普鲁士与奥斯曼帝国都因与沙俄存在矛盾而亲近，特别是普鲁士在结束1768年至1774年的俄土战争的和平谈判中给予了奥斯曼帝国相当的帮助。

1791年1月，普鲁士和奥斯曼帝国缔结盟约，普鲁士承诺帮助奥斯曼帝国对付俄国和奥地利，收复克里米亚和其他失地。这说明普鲁士与奥斯曼帝国在早期的交往过程当中，在抗击俄国和奥地利方面有共同的利益，成为促进两国后续交往的基石。

从1841年起，普鲁士派遣新教传教士前往奥斯曼帝国行省巴勒斯坦。一年以后，厄内斯特·古斯塔夫·舒尔茨成为普鲁士驻耶路撒冷的领事。1848年，约翰·维特茨斯坦因驻大马士革成为他的同事。

1846年，萨克森的国会议员罗伯特·格奥尔基支持埃及新苏伊士运河的想法，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发展。1847年，安德鲁斯·默德特曼成为驻伊斯坦布尔的汉萨同盟的总领事，从此普鲁士与奥斯曼帝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这一阶段普鲁士与奥斯曼帝国的文化交往也开始发展，主要涉及科学研究方面。尽管普鲁士不可能像法国在1789年拿破仑征服埃及一样的控制中东。但是，普鲁士的东方学研究，从其他欧洲人的研究成果中获利不少。

法国的东方学研究手稿、拿破仑·波拿巴统治下的埃及社会秩序，深刻影响了普鲁士的坊及学、考古学、伊斯兰研究和伊斯兰教法领域的研究，并形成自己的传统。1748年，约翰·雅各布·雷斯克在莱比锡城建立了阿拉伯历史、文学和文化学科，或称阿拉伯学。

1845年，海因里希·列博莱希特·弗莱舍尔成为《德国东方社会》的共同创办者。在德国开始介入东方时，政客图古新特文编了一本《和罕欢德阿技伯时期的文化》，以推广伊斯兰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见，普鲁士与奥斯曼帝国在文化上的交往逐渐兴起。

文化上的交往还包含广泛多样的艺术、建筑和文学。前往阿拉伯的旅行家和探索家经常将他们的见闻告诉画家们，约翰·路德维格·布克尔哈特传递了有关麦加和麦地那最早的认识。

普鲁士的东方热产生的原因大致可以归为思想上和战略上两方面，其一，普鲁士新教在与俄国和奥闯为首的保守的基督教势力对抗上居于弱势。普鲁士的新教与奥地利的天主教以及俄国的东正教意识形态，彼此分歧较大。

尽管同为基督教世界，但是教义教仪的解释和信仰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也就坤下与奥地利和俄国冲突的种子;其二，在七年战争中，逐渐强大起来的普鲁士与奥地利为了取得神圣罗马帝国体系内的领导权，斗争激烈。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宿敌奥斯曼帝国取得联系可以使自己在竞争当中处于有利地位。

奥斯曼帝国方面，塞利姆三世为了减少奥斯曼帝国在外交上的孤立，在欧洲主要的首都设立了永久性大使。作为这一政策的组成部分，他任命了阿里·艾芬迪作为第一任奥斯曼帝国驻普鲁士大使。阿里·艾芬迪等大使向素丹汇报拿破仑时期欧洲的外交和军事进展情况。

1808年，马赫默德二世(1808-1839年)维位，继统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军事上，于1826年完全废除了近卫兵制度，从而使得奥斯曼帝国在社会和军事上推行更为全面的改革变为可能，并为后来的坦齐马特改革奠定了基础。

1833年，素丹马赫默德二世邀请普鲁士的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伊斯坦布尔帮助土耳其进行军事改革，穆尔克特将军应邀率领代表团于1835年到达。从那时起，索丹开始尝试用德国的方法训练自己的军队，以后在土耳其陆军中便开始逐渐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德意志势力及传统。

奥斯曼帝国与普鲁士交往的目的，是为了改革军事，提升帝国的战斗力。后来的素丹一方面为了避免外变上陷于孤立，另一方面也为了了解西方的器物和制度，以促进帝国的改革。他们相继在欧洲各国设立使馆和办事处，极大地促进了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

由此可以看出，早期德奥的交往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地区性特征。当奥地利处于抗击奥斯曼帝国西侵前线时，基督教世界的德意志联邦都能摒弃教派和信仰方式的成见，团结一致抵御异教徒的进攻。

但是，当外部威胁消失，或者减轻的时候，原有的分歧和矛盾就又以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尤其在奥斯曼帝国再次组织对基督教世界的进攻时，普鲁士成为奥地利统一德意志的唯一障碍。

因此，普鲁士无论是为了自保，还是为了统一德意志的目标，都有与奥斯曼帝国交往的必要。所以在1683年之前，德意志联邦基本上以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捍卫者身份，与奥斯曼帝国长期斗争。

此后，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斗争逐渐上升成为主要矛盾时，普鲁士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尖锐，反而在打击和削弱奥地利方面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期造了早期德电有往的地区性特征--即普鲁士与奥斯曼帝国在交往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普鲁是基于统一的战略上产生与奥斯曼帝国交往的需要，此后使馆的互通、军事交流的开启以及东方学研究的流行都为两国的后续交往打开了通道。

参考文献